醍醐子曰：中华民族从汉武帝以后几乎变成了本本主义的民族。先秦的百家争鸣的局面一去不复返，正统流行的只是孔孟之道和注经考据诠释的传统。大儒董仲舒首先开教条主义的风气之先，提出“三纲五常”（“君为臣纲，夫为妻纲，父为子钢”，“仁，义，礼，智，信”），以及“天不变，道（即封建道统、孔孟之道）亦不变”等理论，汉武帝则“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开始科举；隋文帝、唐太宗、武则天进一步规范科举，确定儒术的正统意识形态的地位；宋朝的程颐、程颢、朱熹等提出“理学”，干脆把孔孟之道绝对化、神圣化，变成了“吃人”的礼教，要“存天理（即尊君等儒家之理），灭人欲”；朱元璋确定朱熹对儒家经典的注释、理解为唯一正确的解释，为科举之依据；这样，知识分子无事可做，唯以读经为要务。到当代，一些人把马克思主义也奉为教条，不敢越雷池一步。殊不知，马克思是一二百年前的人物，尽管他不乏远见卓识，被评为“千年最具影响力的伟人”，但其理论基本上揭示的是工业文明初期的现实，对于如今的“后工业文明”、知识经济时代，他是不可能预料到的。他只是凡人嘛。譬如马克思的崇尚物质、规律的思想，即是当时时代的反映。可后来的科学、社会的发展打开了人们新的境界，如物理学上的“测不准原理”说明人的主体对物质客体有重大影响，“纯粹的物质”是没有什么意义的，物质一旦被观察，则其性质有所改变；获诺贝尔奖的“脑与精神互动理论”说明，精神不是反作用于大脑，而是两者皆主动地交互作用，正如鸡与鸡蛋分不出谁先谁后，此亦即物理学上的“靴袢理论”––––––象两根鞋带子相互缠绕，不分先后；马克思的社会发展规律学说，则是牛顿力学时代拉普拉斯决定论、牛顿决定论的反映，20世纪以来的爱因斯坦的相对论、量子力学对决定论进行了修正；社会的发展也的确受到很多不确定的因素的影响，国情的不同等，使得各国的发展道路会千差万别；有识之士早就指出：中国自秦以后并非“封建社会”，没有西方式的分封制、贵族制、奴隶––––––自由民制！中国封建社会或许称之为“皇权专制社会”更合适。说明中国几千年的制度变迁与西方是不完全一样的。在政治经济学领域，19世纪末之后大量进入工业企业的股份制或多或少地改变了马克思所见到的工人阶级没有生产资料所有权的状况，“全民资本主义”甚至声称要把无产阶级都变成“有产阶级”；瑞典长期执政的社民党在议会通过了“雇员投资基金”法案，搞起了“基金社会主义”，要把私有制逐步变成集体所有制，工人集体控制企业股份。此法案引起了史无前例的资本家上街游行；美国如今绝大多数家庭都拥有很多的股份，成为股东；股份制的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三权分立，也削弱和制约了大资本家的权利，或多或少地改变了工人受压迫的地位；一些国家的工人参与决策制度，如德国法律规定除极小规模企业之外，各企业的监事会都必须有三分之一以上的工人代表，企业的主管工资福利的付总经理必须是工会人员，等等，皆有利于提高职工的地位；上世纪末德国宰相俾斯麦首先建立社会福利保障制度，英国曾宣布建成世界上第一个“福利国家”，随后，西方各国纷纷效仿。所以，马克思所见到的工人陷入绝对贫困的状况有了很大的改变；自从市场经济制度由亚当·斯密确定数十年至上百年之后，西方社会两极分化严重，工人运动风起云涌，经济危机频繁，这时马克思根据当时社会的状况提出阶级斗争学说，要求废除市场经济制度，建立计划经济；而西方多数人只是主张对市场经济进行调整和干预，特别是20世纪初凯恩斯的国家干预理论给富兰克林·罗斯福走向“现代市场经济”的道路奠定了基础。具有宏观调控的现代市场经济制度为二战后西方世界基本摆脱全局性的经济危机，在一定程度上扭转两极分化的状况，迎来经济快速发展的时代立下了汗马功劳。而按照马克思的设想建立的计划经济由于缺少竞争活力，主观配置资源，效率低下，科技发展缺少动力，权力高度集中，大搞阶级斗争，不讲法制等弊端，走向了没落。这些情况，马克思是没有想到的，我们也不能要求他想到，否则，后人就成了废物，不需要思考探索了。
　　醍醐子曰：本本主义、教条主义的危害是巨大的、深远的，它导致了民族创新精神的萎缩，民族活力的衰竭。中国几千年来一直陷入贫困，近代以来一直落后，此为主因之一。
　　对于近代以来中国为什么落后、近代科技为什么没有在中国诞生、民族创新意识为什么枯竭、当代中国为什么会发生“十年动乱”“二十年极左”这些问题，中华民族应当从多方面加以深刻反省和检讨––––––文化上，要批判一家独尊，戕害异见，“畏圣人之言”（孔子），“不敢为天下先”（老子），以及“温柔敦厚”、四平八稳、中庸、无冒险意识的民族性情等；政治上、经济上，要批判官僚主义体制、“一大二公”、“揪资本主义尾巴”、“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等极左观念；让标新立异、开放改革不被攻击，让独立思想、创新精神不被扼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