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上总是一方面有供给，另一方面有需求。如何使我们的“供给”适应“需求”？ 

　　每个人都有一份“资源”，即我们的时间、精力和能力。 

　　所谓“资源的合理配置”或“最佳配置”，从社会的角度说，就是要建立起一种社会机制，使得人、财、物各种生产资源，能够用于最能满足社会需要，从而能够产生最大效益、最大利润的目的上去。 

　　对个人，资源的“最佳配置”，一方面是如何将自己的时间、精力配置到最能发挥作用的用途上去，最大限度地有效利用自己的才能，另一方面是如何将自己的能力，配置到最能满足社会需要的领域中去，最大限度地实现自己的社会价值。 

　　人生的问题之所以能用经济学的原理来加以分析，原因之一就在于：生活中，我们不仅要考虑自己“需要”什么、能“生产”什么，还要考虑社会需要什么。分析“社会需要”在“选择”问题上所起的作用。 

　　人的生活是在与他人的相互作用中发生的。“社会价值”，是在社会的关系中实现的。一个人可以完全不顾及别人的评价，但实现的只是“个人”价值，而“社会”价值，则要由社会来加以评价；评价的标准，主要在于你为社会、为他人生产出了、提供了多少有用的产品，无论是物质的产品，还是精神的产品。 

　　在过去的经济体制中，忽视需求、忽视对需求的研究，并且缺乏一种“产销见面”、“供求见面”、相互适应的机制，结果一方面生产出不少不符合社会需要的东西，浪费了许多资源；而另一方面，人们需要的东西又严重短缺。人才的生产、人力资源的“配置”也同样。 

　　首先是“官”太多，“商”太少。另一个突出问题是，在全民教育水平还不高的情况下，理论型人才培养过多，实用型人才培养太少，这不是两种人才数量相互比较，而是相对于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实际需要。 

　　前些年出现了“教授卖馅饼”的现象，其原因也是多方面的，其中之一可能存在着某种“教授过剩”的现象。　教授为什么要去卖馅饼？当然首先是因为穷。教授为什么穷？有两种可能的原因：一是钱太少（教育经费少），粥碗太小；二是人太多，抢粥喝的人太多。一个教授的后面可能有4—5个不干教育的人与教授一起分享教育经费，给教授剩下的自然不会多。这个原因我想是问题的一大症结。 

　　教授是不是也多了？总体上不多，但有些学科，特别是一些本质上属于“赋闲学问”的学科中，教授是不是太多了？教授卖馅饼这件事反映出我们知识界、学术界在市场经济发展的过程中也面临一个“总量调整”与“结构调整”的问题。 

　　市场是供求相互协调的一种社会机制，并不是说市场可以在一夜之间把供求之间的比例关系从原来的不适应变为适应；特别是在原来的比例关系严重失调的情况下，就更不可能一下子扭转过来。相反，这种协调是一种逐步实现的过程，而且是一个在“波动”中经过反复协调达到适应的过程。在一开始的时候，难免发生“矫枉过正”，然后再逐步“回落”，还可能“回落”得过了头，再逐步校正过来。 

　　如果我们相信市场机制的作用，就不必过多地担心，因为市场机制运行的特点，就在于它不会搞“固定价格”、“固定比例”或者“定额配给”之类的事情，而是会不断地继续调整。 

　　学者们应该心中有数的是：既然要搞学术，就别指望着“发财”。科学也是生产力，但我们毕竟是靠实业界养活的，不承担实业界的投资风险。如果我们的收入与实业家们一样高，到头来就不再有人去搞实业，都来搞学术，我们就又会没饭吃。在美国，大学教授的收入，平均相当于一个卡车司机的收入，这不是没有道理的。正是这样一种收入结构，保持着各种社会需要的工作都有人去做，每项工作上的人不是太多，也不是太少。 

　　我们要同轻视知识，轻视“知识分子”的倾向斗争，但也要认识到，知识分子的待遇，也取决于社会的“供求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