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印象之中，这段时间抗击非典的运动，我们一直听到的是政治家和医学专家的声音：总书记胡锦涛到广州，总理温家宝到北大、清华，各地政府的许多数官员也都出现在抗击非典的第一线，充分发挥政治家的协调和稳定作用；医学专家们更是不遗余力日夜兼程地在疫区、实验室、病房和“非典病毒”赛跑，以期早日研制出抗炎疫苗，为此钟南山院士更是不辞劳苦地奔波于京穗之间！但是，由“非典”产生的影响来看，危机早非停留在医学问题、政治问题的层面上，更大程度上是非常重要的社会问题，那些拿着政府津贴、做着国家课题的社会科学家们到什么地方去了？
这两天总算隐约听到了他们的声音：据新华社报道，为了帮助普通公众远离非典型肺炎造成的心理上的困扰，心理专家王登峰提出应对“非典”的“２０字诀”，即：心中有数、适应变化、推陈出新、改变期望和调整心态。另外几个心理学和精神病学专家也提出忠告，由于“非典”传播迅速、易于感染和目前尚无有效的特异性治疗，少数人会因恐慌、害怕心理过分强烈，警惕在此基础上产生的“ＳＡＲＳ（非典）恐惧综合征”，针对这种综合症，北京乃至全国相继开通心理咨询热线，帮助人们舒缓紧张情绪，以积极的心态应对“非典”。
勿庸讳言，仅仅依靠医学专家和政治家处理危机的力量是非常刚性的，医学专家掌握的是技术性资源，他们关心的是非典病人；政治家们掌握的是政策制定资源，他们要证明自己权力的正当性，就必须以制定政策的手段维持集体安全和社会的繁荣状态。医学专家关心的微观的非典病人，政治家们关心的是宏观的集体安全，但是，“非典”是有传染性的，由这种传染性所带来的诸种中观社会问题又应该由谁来关注谁来致力于解决呢？
这当然是社会科学家的事了！这时候社会科学相关领域的专家学者都要积极地行动起来，致力于这些中层社会问题的研究和解决。心理学家要关注非典危机中一般人的心理健康问题，增强社会整体免疫力；传播学家要研究当下社会舆论中有关非典谣言传播规律的问题，找出切断谣言传播途径的方法；政治学家要专注于研究政府为防治非典所制订的种种政策的综合成本问题，以保证社会付出尽量少的代价换取较大的收益；还有经济学家要研究非典危机后如何救市如何振兴，法律专家要研究如何立法以保证此时脆弱敏感的市场健康有序运行的问题。这些问题都是迫在眉睫需要研究并解决的，而不是等到社会付出相当大的代价后，我们才从“核心期刊”上看到那些社会科学家们总结教训的这个论文那个课题。
就目前情况而言，社会科学家们是缺席的，这种“缺席”给当下的非典危机处理带来许多高消耗。许多地区在一种人人自危的传播恐惧中，谣言四起，商店关门，餐馆停业，学校封校，学生停课，公共场所门可罗雀。理性地看，这些恐惧和惊慌本来是完全不必要的，但是，在缺乏科学研究结果的指引下，这些“不必要”是难以解除的。无疑，这些“偏激”的反应给经济发展造成了巨大的损失，产生了很高的消耗，社会科学家及时的参与本来是可以减少这些损耗的。
克服非典危机所带来的影响人人有责，知识精英们应该比普通公众有更多的责任。费希特说，一个学者的真正使命在于高度重视人类的实际发展过程，并且时时促进这个过程。因为知识精英掌握着集纳人类智慧和经验的知识资源，他们有能力并且有义务运用这些知识资源在危机时刻帮助政府制订理性的公共政策，引导公众具备健康的心态，帮助社会以最小的代价度过危机。社会科学家们，行动起来吧，这时候社会为你们提供了最鲜活的研究资源，这时候的社会也最需要你们的研究成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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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典危机中社会科学家们到哪里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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