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1840年,29岁的曾国藩在治学道路上发生了一件大事。

　　这年,理学大师唐鉴从长沙再回北京做官,传播理学。学生曾国藩闻声前去拜望。

　　唐鉴无限欣慰地看着得意门生,说:老夫老矣,学浅识短。现在京师有高人倭仁,一言一动,坐作饮食,都记下来；平时自我苦修,出门稍微发现有不检点的地方,回来必记下,对照改正,我介绍你去拜他为师,如何?

　　曾国藩整肃衣冠,庄重答道:国藩读书20余年,学的都是无本之学,飘浮不定,到处寻声逐响,自从跟先生您学习,才粗通理学皮毛,眼下如能得高人引荐,愿竭诚忠习。　

　　曾国藩见到倭仁,行弟子礼。

　　倭仁说:治学重在修身,修身重在“写日课”,只要抓住每天的想法,认真研究,通过静坐、写日记自省,开展相互讨论,将一切不合圣人之道的杂念,消灭于闪念之间,按照“圣贤”标准要求自己,将学术、心术、治术联通一气,就可以增长学问、提高修养,治国的本领,也就具备。因为,“心之善恶之几,与国家治乱之几相通”。

　　曾国藩有如醍醐灌顶,当即拜谢!

　　此后32年,曾国藩正襟危坐,以理学为学术信仰,以“内圣外王”为人生目标,为成为一代圣人苦心孤诣。

　　1872年3月12日,被封为大清帝国一等毅勇侯的“曾圣人”寿终正寝。

　　作为中国最后一位理学大师,他留下三句名言:

　　一,做人要像个人,做官不可像官；

　　二,当官不一定要花钱,不花钱绝对当不成官；

　　三,人不能把钱带进坟墓,钱可以把人带进坟墓。

　　“曾圣人”留下的“官商学”宝典,许多人当作“官学”厚黑家,不知他的“商学”,藏了几多曲尽人情的奥秘。

二

　　1811年11月26日,曾国藩出生在长沙府湘乡荷叶塘白杨坪一个塾师秀才家庭,祖辈曾以务农为主,是湖南比较普遍的“耕读传家”一族。

　　5岁启蒙,6岁入家塾,15岁那年,曾国藩去长沙府参加童子试,考了第7名。但直到21岁,连考7次,才取秀才。湖南骂老秀才有句狠话,叫“老桐油罐子”,普通话里叫“老童生”。曾国藩天资,顶多中等。

　　曾国藩天分不高,一段广为流传的野史可以印证:

　　为备考秀才,曾国藩不分昼夜背书。一天晚上,曾国藩往常一样,在家读书。一篇不到300字的文章,念了几十遍,还背不下来。一个小偷悄悄潜到门边,单等曾国藩睡着了摸进房内。

　　夜深了,曾国藩房内还独亮着灯。小偷守在窗外等,曾国藩还在屋内翻来覆去地背。小偷全部记下来了,暗中又气又急:这种人,哪是读书的料子!他“嚯”地站起来,冲曾国藩大吼:还背你个头,我听你念都背得了!这么蠢,还读个鬼书?骂完,将文章一字不落背诵一遍,扬长而去。

　　曾国藩张口结舌,面红耳赤。

　　少年时代,曾国藩在王船山的母校衡阳石鼓书院念书。20岁时,曾国藩在衡阳唐氏宗祠读书,拜汪觉庵为师。汪觉庵的小女儿,是王船山六世孙王世全第四子的夫人。利用这层关系,曾国藩读到王船山遗著。

　　21岁那年,曾国藩转入湘乡涟滨书院。24岁又进入岳麓书院,又成了王船山的“校友”。这年秋天,曾国藩考中举人。

　　27岁那年,曾国藩进京加会试,一举成名。殿试位列三甲第四十二名,赐同进士出身。

　　1849年2月,38岁的曾国藩,被授礼部右侍郎。这相当于今天的教育部副部长。曾国藩由此成为湖南有史以来最年轻的从二品高官。

　　1849年9月,副部长曾国藩,随即又被调去国防部(兵部)做了副部长,跨界成为官场多面手。

　　这一次跨界调动,直接决定了曾国藩的后世形象。此后,人每提曾国藩,言必称湘军。

　　陈独秀最早发现这事有点悬乎,说:“几十年前曾国藩、罗泽南等一班人,是何等‘扎硬寨’‘打死战’的书生!”言外之意,没想到文弱书生曾国藩打起仗来居然那么厉害。

　　但回头看,湘军横空出世又十分偶然:

　　1852年,曾国藩因奔母丧,从北京赶回湖南老家守孝。太平天国运动其时刚从广西发端,迅速席卷近半个中国,直到激战长沙。

　　清廷从全国各地调集国家正规军(经制兵)八旗、绿营来应对,但水平太差,不堪一战。情急之下,朝廷鼓励地方办团练,试图用地主武装,遏制太平军汹汹势头。朝廷一口气在全国任命了43名团练大臣,曾国藩是其中之一。

　　左宗棠其时在湖南巡抚张亮基帐下做幕僚。作为名义上的高参与机要秘书,事实的一把手,左师爷全权代替湖南战事,第一次以湖南省政府名义,邀请曾国藩办团练,共同打击太平军。曾国藩接到邀请,不为所动。他明白,自己论气质偏文,左宗棠气质偏武。何况,左宗棠天资奇高,与自己不是一路人。读完邀请函,丢在一边。　

　　关键时刻,郭嵩焘来了。

　　郭嵩焘生于1818年,小曾国藩7岁,是岳麓书院校友。他17岁中秀才,29岁中进士,书生气质,思想家性格,与曾国藩十分投缘。

　　郭嵩焘劝曾国藩办团练,动之以情理,晓之以利害,诱之以功名,给曾国藩莫大的信心。曾国藩凭正常人都有的心理来判断:连文弱书生郭嵩焘都觉得可以,看来真可以?

　　这样一想,事情定下来。

　　其时,痴迷理学却秀才落榜的罗泽南正在湘乡办团练,已有起色。湘勇创始人江忠源,湖南新宁县的一个小举人,通过办团练已连升数级,做了安徽巡抚。

　　曾国藩看在眼里。

　　1853年上半年,曾国藩趁势在湘乡一带,依靠师徒、亲戚、朋友等五花八门的人际关系,招募当地“朴诚”的农民,建立了一支地方团练,称为“湘勇”。

　　曾国藩对清朝的军队结构,改变了两点:

　　一,以“募兵制”代替“世兵制”；

　　二,将“兵归国有”改成“兵归将有”。

　　罗泽南自发组织的1000多人的团练,曾国藩进行收编,打下湘勇班底。

　　一支决定清王朝命运的军队,就这样简陋起步,树起旗帜,走向全国。

　　后来的事实证明,曾国藩拒绝左宗棠的直觉是对的,他不适合带兵打仗。出山以后,凡是他亲自指挥的战斗,难得有一场不败。他先后在长沙靖港、江西湖口、安徽祁门三次自杀。

　　曾国藩通过实践逐渐明白,自己擅长做学问与当官。做学问靠耐性、毅力,当官靠会“学关系,用关系”。

　　自己不擅长的领域,须将它不断地转化,转移到自己擅长的地方来。这是曾国藩“书生领军”的基本思路。

三

　　“湘军”的名称,一直不敢叫。起初,曾国藩自称“兵勇、船勇”,稍大胆后,称湘勇。仅有一次,冒险向朝廷自称“曾国藩一军”,但下次又改回来。“湘军”是1864年湘勇主力解散后纪念攻下南京的全体阵亡战士事后追认的。

　　湘军主力,当时主要包括五个方面:罗泽南的老湘营、左宗棠的楚军、胡林翼的湖北绿营、曾国荃的湘勇、鲍超的霆军。真正打仗本事最厉害的是老湘营,真正历史功绩最大的是楚军,真正打仗最生猛的是霆军。

　　湘勇的功劳,在攻下了南京。而攻下南京,是个形象工程。因为南京的兵力只有5万,而左宗棠主攻的江西、福建、浙江,李鸿章淮勇顶住的上海,分散有太平军30万。当时左宗棠或李鸿章,攻克南京实力有余。

　　曾国藩以政治家的角色,在湘军四大主力中斡旋,利用自己兵部侍郎(国防部副部长)的身份,为湘军在朝廷中争取政策、资源,长袖善舞。

　　在曾国藩的统帅下,湘勇像在玩“碰碰船”,大难不死。

　　曾国藩的不幸,在于他看清“乾嘉盛世”之后,清廷外强中干,盛名之下,其实不副。他点出了病灶:“国贫不足患,惟民心涣散,则为患甚大。”也开出了药方:“吏治之坏,由于群幕,求吏才以剔幕弊,诚为探源之论”,但遗憾的是,在新思想萌芽,新潮流激荡的时代,他太爱惜羽毛,又注重虚浮的个人名节。“不为圣贤,便为禽兽”。在这个一元思维、非此即彼的禁锢下,他终究自断羽翼,不敢冒险再进,给清廷来个“崩溃疗法”。

　　理学掩耳盗铃式的“鸵鸟策略”,随着社会矛盾积压日多,终于演化为曾国藩无法排遣的内心冲突。临终前5年,曾国藩与心腹幕僚赵烈文,有过对晚清后世的推测。赵烈文在《能静居日记》里,披露了他与曾国藩就清王朝命运的绝密预言。

　　1867年6月20日,天黑后,曾国藩往常一样,找幕僚赵烈文聊天。这次,曾国藩预感到清王朝大势已去,气数将尽,显得忧心忡忡。他说,听北京城里来的人说,首都现在形势不好,“明火执仗之案时出,而市肆乞丐成群,甚至妇女亦裸身无裤。民穷财尽,恐有异变,奈何?”

　　帝国夕阳残照中,理学大师曾国藩,看不到正在酝酿喷薄的共和曙光。理学思想笼罩一切,科学技术属“奇技淫巧”的思维,只能苟延帝国制度残喘,在根本上于国家无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