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有“国富、国穷；国强、国弱”？

　　查找导致大国最终崛起的动因，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对中国而言，这一命题还要持续很久，深刻涉及中华民族复兴的伟大梦想。

　　哈佛大学历史学和经济学教授戴维。兰德斯以充满思想性的博大视野，撰写了《国富国穷》一书。该书由新华出版社 2001年1月出版，门洪华翻译，2007年1再版。本书综合分析了影响国家发展的地缘、历史传统、科技文化、宗教哲学以及国家政治等各种因素，剖析了创造财富以及国家兴衰的主要原因，启发人类要借鉴历史教训，走出人与自然、社会和谐发展的新路。全书很有趣味性、思辨性，旁征博引，纵论天下，被誉为与亚当·斯密的《国富论》相媲美的《新国富论》。作者在书中很直白地提出很多问题：世界上为什么有的国家相当的富，有的国家相当的穷？欧洲和中国在几百年前同为世界经济文化最为发达的两个中心，而几百年后为什么差距如此之大，而为什么中国又重新开始了新的追赶进程？在欧洲，为什么葡萄牙、西班牙和英国能先后称霸全球，而后又相继衰落？美国、日本靠什么后来居上？ 20世纪后期，为什么又有一批国家急起直追，而另一批却陷入穷困的恶性循环？ 书中的对比鲜活而深刻：有的国民可以花巨资减肥，有的国民却食不果腹；富国居民往往为年老神衰而发愁，穷国的居民却在挣扎中求生，他们无需为胆固醇和肥胖担忧，其中许多早年夭亡。伴随着发展，污染和破坏也正严重威胁着人类。富国有义务帮助穷国变得富有和健康，两者实际是相辅相成的。但作者流露的“欧洲中心论”倾向也是非常明显的。

　　《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系美国经济史学家道格拉斯·C·诺思的经典著作，中译本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1994年12月出版。译者陈郁、罗华平专门总结了该书精要，指出，在常人看来，产业革命的爆发无非是蒸汽机和飞梭发明之类技术进步的结果，产业革命似乎是一种突变，因此人们通常顺理成章地把技术创新、规模经济、教育和资本积累等因素看作促进经济增长的源泉。但诺思则把以上这些本身看作是增长的过程，而不是增长的动因。诺思认为，是一系列制度方面的变化给产业革命这一根本性的变革铺平了道路：市场规模的扩大引起了专业化和劳动分工，进而引起了交易费用的增加；交易费用的增加意味着资源的浪费，也说明原有的经济组织出现了不适应性，这迫使经济组织发生变更，从而降低了技术变革的费用，加速了经济增长。诺思把制度创新与产权理论结合起来，指出对决定经济增长的是制度性因素而非技术性因素，例如，1600年-1850年，尽管航运技术没有大的变化，但由于船运制度和市场制度发生了变化，降低了海洋运输成本，最终大大提高了海洋运输效率。这说明在技术没有发生变化的情况下，通过经济制度创新也能提高生产效率。所以，诺思认为产业革命不是现代经济增长的原因之所在，而恰恰是其结果。

　　《西方世界的兴起》是诺思和罗伯斯·托马斯共同撰写的著作，中译本由华夏出版社1999年1月出版。译者厉以平、蔡磊在总结中指出，“有效率的经济组织是经济增长的关键；一个有效率的经济组织在西欧的发展正是西方兴起的原因所在。” 产权理论认为，解决问题成本最小的产权形式将是有效率的，有效率的产权应该是竞争的。竞争将使有效率的经济组织形式代替无效率的组织形式，为此人类在不断为降低交易费用而努力。诺思和托马斯认为，经济增长的关键在于制度激励，一种提供适当的个人刺激的有效的制度是促使经济增长的决定性因素。如果所有权不确定，个人合法的产业及收入没有合法保障，或者说，如果没有制度的保证和提供个人经营的刺激，近代工业就发展不起来。明确和保护合法的产权的重要方面之一就是要克服一种侵犯他人知识产权等权益而“搭便车”、避免交付必要的交易成本的行为。该书引导人们从现代所有权体系和社会制度漫长的孕育过程中寻找经济增长的原因，对经济增长历史动因的解释从生产技术上转到了人上。需要指出的是，两位作者过于强调制度因素，而对技术进步、教育等方面估计不足，也很少提到殖民掠夺对早期资本主义的促进作用。

　　近代史上，荷兰和英格兰最早进行了产权结构方面的变革，它们首先在西方世界崛起；而金银充裕的西班牙、葡萄牙和法国则没有做到这一点，金银财富最终通过贵族的消费“漏斗”流入英国和荷兰，导致其本身在竞争中落伍。英国很早就界定了明确的知识产权等合法的产权制度。在16-17世纪的早期英国和荷兰，正是这些为后来的工业革命打下了基础。由于优越的制度环境建设，促进了英国早期商业经济和手工业经济的发展。英国建立并努力维护市场交易的种种法规，尤其是严格打击垄断，推动弱小主体公平竞争，特别是很早就建立了严格的知识产权制度，维护发明家的收益和权利，大大鼓舞了创新和发展。而英国王室的权力经历早期的资产阶级革命后，被大大限制和削弱。经济发展带动了人口增长，使英国最早走出了马尔萨斯的饥荒周期律，推动了资本主义萌芽。从西班牙统治下独立出来的荷兰也成为强大的海上贸易国家，工商业发达，并称霸一个世纪。而法国、西班牙和葡萄牙等国都拥有雄厚的经济实力积累和金银积累，但早期的封建专制窒息了制度建设，这些国家直到18世纪末期依然是封建专制国家，从殖民地掠夺的大量金银财宝被贵族的奢靡消费所挥霍，而不是用于创建先进的市场交易制度并投资于早期工商业发展。这些原始资本积累通过王族和贵族们的无度挥霍、大量但轻易地流入英国和荷兰，促进了英国和荷兰的资本主义萌芽与发展。

　　中国道路具有自己鲜明的特点和优势。经济配套法则已比较成熟，关键就是严格执行和落实。要明晰各类合法产权的界定和保护，严格遵守市场交易法则，降低交易成本和交易费用，简化社会关系，提高经济和社会周转效率。要大张旗鼓保护知识产权，特别要创造环境和条件，打破集团垄断，尤其要警惕既得利益集团和特殊利益集团对国家改革和发展的牵制和抵制，促进中小企业的生存与发展，增加社会发展的动因和活力。总之，有选择的批判吸收有利于自身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一切有利因素和成果，推动和谐社会公平公正健康发展，最终完成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