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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治改革摘录(七)       
政治改革摘录(七)
[ 作者:谢昭武    转贴自:本站原创    点击数:611    更新时间:2012-10-03    文章录入:admin ]

 

政治体制不改则亡,政治体制改则兴,政治体制改慢则亡,政治体制改快则兴。政治体制不改不行了,政治体制改革跟不上社会发展的步伐,跟不上经济发展的步伐,跟不上观念变化的步伐,跟不上民众对民主自由要求的步伐,跟不上时代的步伐,政治体制只有速死,政治国家则陷入动荡。以维稳为手段的维持会,终究是权宜之计,终究是对苏联式的老破车的修补策略,可是车已经破得体无完肤,再修也只是耗费人力、物力、财力,成本巨大,收益为零。问题的关键在于,政治体制改革已经不再是体制内人的事情,而是公民社会的事情,通过三十多年的改革,政治体制改革如果单一希冀体制内人的承诺和行动,大都是竹篮打水一场空。政治体制改革已经不再是权力者一厢情愿的事情,也不仅是普通公民的言论要求,而是公民的行动要求,公民的抗争政治已经倒逼政治体制改革,倒逼政治体制改革的时代已经到来。

抗争政治迫使权力者求和解。政治体制改革不是求零博弈,一方赢另一方输,一方所得为另一方输,这样的改革只会使输者进行更顽强的抵挡。政治体制改革是求双赢,这不但要给既得利益集团以活路,更要给既得利益集团以出路,不算旧账,只算新账,不究过去违宪之行为,只究在竞争之后违宪之责,让既得利益集团走上政治体制不归路,让权力既得利益集团有所失,更要有所得,因此,政治体制改革不能走苏联东欧之路,也不能走现在如埃及穆巴拉克受审判之路,不能走卡扎菲的不妥协之路,突尼斯的路更不能走,这些路不符合中国国情,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之路更应该自己走。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之路就是让既得利益集团有活路,由垄断权力变竞争权力,由政党政治变内部竞争与外部竞争相结合的政治。权力既得利益集团无论是变相世袭的还是非世袭的,都由竞争决胜负。与此同时,给所有人参与政治的机会,给非既得利益集团以活路和出路,在活路与出路面前,所有人都是平等的,参与政治必须在宪法的轨道进行,新参与的人群如有违背宪法之错,也难辞其咎。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也必须要有邓小平所说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勇气和胆识,求和解,求共识,以共识求和解,以和解寻出路。对立只会把所有人都带到死路当中去,换句话说,既得利益集团不能把新参与的群体逼到死路,新参与的群体也不能把既得利益集团逼到死路,既得利益集团只有开拓让所有人都参与的路,才能实现二者的真正和解。

抗争政治逼迫权力者保证公民安全。罗斯福总统提出"四大自由",其内容是:表达意见的自由,信仰的自由,不虞匮乏的自由,免除恐惧的自由。这四大自由在《世界人权宣言》中得以重新再现和具体的发挥,成了世界人民共同的心声。对于中国来说,免于恐惧的自由更应引起充分的重视,这种恐惧,有经济的,有政治的,有文化的,有社会的,政治的恐惧居于主导地位,这与权力者思维有关,更与权力者的根本利益有关。权力者人治思维、阶级斗争式思维、维稳思维已经成了街头政治的推手,权力者的根本利益成了恐惧的基本动力。这种人治性思维一旦形成,就很难改变。就是经济发展本身也采取了人治性思维,人治性思维并没有给人带来自由、幸福和尊严,反而在维稳中、维护权力者根本利益中带来了恐惧。免于恐惧的自由也因此成了国人主动追求的目标之一,因为权力者总是以违背宪法和法律的方式制造恐惧。就是发展之中也会有恐惧的气息。发展的恐惧很显然是由权力者制造,由普通人承担。免于恐惧的自由就应包括免于发展带来恐惧的自由。一个简单的事实问题是:为什么出事都是外地报的?不是因为外地更勇敢,更勇于承担责任,而是因为外地更安全。实际上恐惧是大家的,只是恐惧程度不同而已。比如云南4万方水染剧毒,传37人死,77头牲畜死亡,又比如山东郯城官方确认氯气泄漏致125人伤,此前通报为8人。对于上述两件事,如果本地报了,相关报道人员就会开除公职、丢饭碗、被拘留、被教养、被精神病、被失踪等。在这种恐惧气氛下,只有用投降来获得生命的安全。

——《政治体制改革进入倒逼时代》  木然

 

抗争政治逼迫体制改革必须以互动的方式实现。政治体制改革的基本方式就是党内民主与人民民主、体制内与体制外互动。仅有党内民主是不行的,仅有党内民主或者变成精英民主,都不是党内民主的最好选项。或者变成党内特权,沦为党内寡头政治,这是最坏的但也不是不可能的选项。或者沦为党内的游戏或者招牌,这是次劣的选项,但这种选项最终还会走上民主的反面,即党内个人专制。同样,仅有人民民主也是不行的,仅有人民民主或者变成民粹主义民主,成为专制者手中的工具,或者沦为多数人的暴政,或者沦为至善论民主,这都不是人民民主的最好选项。人民民主只有在乡村自治、基层自治才会显示其意义,但没有自由的自治,没有对少数人的保护的自治也会带来民主的恶行。所以精英民主必须与人民民主相结合,二者的结合为真,二者的分离为劣。二者的结合使民主充满活力,二者的分离使民主成为一潭死水。仅有体制内民主是不够的,体制内民主诸如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多党合作制度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和群众自治制度基本上都是选拔制度而不是选举制度,把选拔制度变成选举制度必须有独立候选人的竞争机制,必须有公民社会的制约机制,必须有社会舆论的压力机制和监督机制,体制内的民主形式才会有民主的内容。仅有体制外民主是不够的,体制外民主会成为体制的破坏性力量,会摧毁体制内人的民主形式,使社会和解成为乌托邦,使体制内人变得赤裸,最终会变成体制内人的强制性反弹,使公民社会得到破坏。体制内民主与体制外民主的结合为真,体制内民主与体制外民主的分离为伪,体制内民主与体制外民主结合互动才会使民主走向坦途。

——《政治体制改革进入倒逼时代》  木然

 

抗争政治使得政治体制不断涌现泄露口。政治体制改革没有突破口,只有泄露口。改革开放三十年,一直寻找政治体制改革的突破口,可一旦找到其突破口,突破口就成了加固口,这既符合经济人的假设,也符合政治人的假设,更符合权力者的从政利益,因为没有人愿意在改革中放弃既得利益,突破口都是从政者失去从政利益的地方,从政者必然会加固突破口,这就是每一次政治体制改革最后都在突破口失败的原因。比如邓小平说政治体制改革的关键是党政分开,最后失败的关系也在党政分开。而泄露口则不同,它是所有人,尤其是权力者意想不到的地方出现的,权力者难有机会去加固,甚至每一次的加固都会导致其它地方的失守,突尼斯的泄露口就是一个小商贩的自焚,突尼斯想围堵这个泄露口结果导致整个政治堤坝的崩塌。泄露口是政治体制改革的机遇,如果在政治体制改革的泄露口面前丧失机遇,改革就会成为一场灾难。政治体制改革的泄露口在哪里,就在公民社会中,就在公民的行动中,公民社会的任何行为,都会导致政治体制泄露口的出现。谁会想到郭美美的一个偶然事件导致了红十字会体制泄露口的出现?使得红十字会重拾公众信心都极为困难?逼得红十字会不得不被迫进行现代意义的改革。谁会想到7﹒23事故导致铁道部门的改革?这其中的博客、微博显示出强大的政治压力,没有博客、微博死死盯住这两个重大事件进行倒逼追问,还原事件的真相,哪会有红十字会和铁道部的改革呢?

——《政治体制改革进入倒逼时代》  木然

 

政治改革起步的第一件基本事情,是要在中国从县一级、地市一级到省一级,再到全国一级,每年定期召开的“两会”(人民代表大会和政治协商会议)上,要能够对本级行政部门的两个方面进行公开的讨论、辩论、质询和表决。一个方面,就是“两会”期间代表们能对本级行政部门的预算进行公开的讨论、辩论、质询、表决。另一个方面,代表们能够对本届行政部门的人事编制及安排进行公开的讨论、辩论、质询、表决。

为什么要把“两会”这个平台上的事务如此大力的鼓吹?因为在过去的二十多年时间里,每年的民意调查、媒体报道里反映的中国老百姓最不满的很多事情,都是和这两者——就是“财事”和“人事”——密切相关的。各级政府手里掌握了那么多的公共资源(土地、正式的预算、非正式的预算如行政收费、罚款等等),既包括钱财也包括物质的资源(当然这两者是可以互相转换的)。然而就各级政府来说,钱和物的征收、掌控、分配、转换、使用,以及使用以后产生的实际效果,基本上没有来自同级的、更没有来自下层的监督和制约。

这种“黑洞式财政体系”中间最轻微的坏行为都会导致浪费性的使用,包括重复性的投资等。由这种浪费性的使用再往更糟糕的方向不断蔓延,一直到巨额的贪污和盗窃,在浪费性使用和贪污盗窃之间还有公款消费这一大块(中国绝大部分时候并不把公款消费视为犯罪)。对于浪费性的使用和公款消费,每个中国老百姓都能举出成百上千的精彩例子:高档汽车、豪华办公室、出国考察、四海旅游、乡政府县政府的办公大楼已经修建得像美国总统的白宫,等等。

所有这些事情的根子就埋在“黑洞式财政”里面——各级政府的预算不受平级和自下而上的公开监督和制约,糟糕的使用做法很少受到追究。至于贪污盗窃,根子还更广泛深厚一些,不过也有很大部分源于此,比如说土地转换就成为近几年来巨额贪污的一大源头。

这里所讲的公开讨论、辩论、质询、表决,不仅是针对当年和下一年的预算,还包括针对上一年、甚至上三年的预算,要对它们有回溯的追究责任。老百姓每年都在议论,中国政府看起来那么有钱,但这么长时间以来,教育经费占GDP一直没有达到政府所承诺的百分比。

我在这里还没有讲到纳税人对政府的直接追究和制约,那在老牌议会民主制国家里有更给力的渠道,比如直接选举。我现在并没有鼓吹马上达到那种程度,目前我所讲的仅仅是“两会”代表对同级行政机关的议政和问责,这早就是中国宪法和法律所界定的政治机构中最基本的两大块之一(另一块就是行政部门)。强调的只不过是要让宪法和法律中早就界定的这些系统和机构,能够履行本来就是要它们履行的功能,所以这完全不是“照搬西方政治模式”,更不是“阴谋颠覆”。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怎么会“颠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呢?

讲到这一步时,读者们肯定会有很多的疑虑甚至质问,比如说,你看现在的“两会”代表,大多数都是现任的或刚刚退下的官员,或者是像那两位著名女代表一样“从不给政府添乱”、“永远举手赞成”的,他们怎么会对同级政府部门进行质询呢?更不用说表决了!但我们不要忘记,人是可以被周围改变了的气氛所改变的,只要一开始有了这样一种氛围,一定会有越来越多的代表会张口提有意义的问题,举手作有价值的表决,哪怕他们原本不是普选出来的。这种行为方式只要启动起来了,有了多次的重复,就会变成一个渐进的、有机的制度化过程。只要有一些代表履行了宪法和法律赋予他们的责权,一定会有其他的代表随之而来,履行自己的责权。我非常相信,只要这个过程扎实地启动,就能带来一系列“触媒”的效果,黑箱作业就会慢慢被打开,阳光就会射进来。也许开头阳光只能照到第一层,但只要重复了几次,一定会慢慢渗透下去,照亮更深层。

在“两会”这个平台上第二件要做的事情,就是要对同级政府的人事编制和安排进行公开的讨论、辩论、质询、表决。中国政府早就是全世界最庞大的官僚体系,但它是分成两大块的,一部分是正式编制,还有一部分是非正式,即所谓“不在编”的。中国政府越往下层,“不在编”的比例越大,在很多地方,特别是经济发展不太好的地方,政府官员往往花样翻新地把自己的亲戚纳入正式、非正式的“吃皇粮”队伍(其实是“吃民粮”,是老百姓出钱养他们)。在这种情况下,你怎么能指望行政部门不滥权呢?

——《走活中国政治改革的两步》  丁学良

 

其实从最佳的可能性着眼提出政治改革方案,是比较容易做的事情。因为从最佳的可能性着眼的话,你可以找出一百个优点来论证为什么你的方案是不应该被拒绝的,你可以对中国社会里大部分的无权无势者产生最大的吸引力,同时也能高扬最强有力的政治道德支持。

但是,从历史的和比较的眼光看,由最佳的可能性高度出发来思考中国的改革,中国人已经尝试过好几次了,这是从清朝末年就开始了的激进改革传统,虽屡战屡败,但屡败屡战。从比较的眼光看,在中国周边的其他国家和地区,也出现过类似的由最佳可能性出发的政治改革大方案。但这些对政治改革的高标准之类的构想,付诸实践的可能性也几乎是最低的。

从谨慎的现实主义角度出发,我觉得中国大陆目前及下一步的政治改革,首先要理清楚几个边界条件,也就是我们经常说的客观条件制约性。你不管是热爱还是不热爱它们,也不能不冷静面对它们。

哪几个边界条件?第一点,政治改革在中国现有的最根本的政治制度的大框架下,能够有起步和展开的余地或空间,而不是必须“重起炉灶”即重新建立一个大框架,因为那样就可能已经超越了政治改革的温度线,迈向了政治革命的领域。政治革命——这里讲的是非暴力的政治革命,而不是毛泽东最热衷于鼓吹的“你拿起屠刀,我也拿起刀来”的血腥道路——并不是天然有过错的、永远不应该考虑的,但政治革命是另外一回事,它不是这篇评论文章里的主题。

第二个非常重要的边界条件是:虽然要在中国现有的最根本的政治大框架下推展政治改革,但这个改革又不应该是表面装饰性的。这种表面装饰性的政治改革以前在中国社会里已经尝试过多次,其效果是什么?它们不但没有在政治改革的道路上迈出有意义的步伐、推进中国的良性政治生态循环,反而造成了本来所不希望造成的剧烈反弹,因为人们有充分理由觉得你是在蒙混他们、忽悠他们,或者说系统地操纵以欺骗他们,而这又会适得其反地推动矛盾朝对抗发展。在一个缺乏基本信任的社会里,政治改革是难以起步的。

这第二个边界条件是对上述第一个条件的制衡,也就是说,政治改革虽然是在现有的政治大框架下推展,但必须是有积极内容的,有实质上的进步意义的,尽管这种进步不是大步向前、一日十里。

第三个边界条件是:政治改革能够起到化学术语上的良性“触媒”效果。换句话说,这样一种政治改革在刚刚起步时还不一定具有足够的广度或深度的蔓延和推展潜力,一开始可能不是很激动人心和鼓舞大众的,用老百姓的话来说就是很“亮丽”、很“给力”的;但只要能够做起来,能够重复地做,一点一滴地做,就值得我们庆幸了。

为什么要强调“重复地做”?政治改革是一种政治实践(就像20世纪初孙中山对缺乏民主政治经验的中国人强调的一样:民主不仅仅是一套政府制度,民主还应该是一种生活习惯),它必须是一种可以重复的行为,而不应该是一次性的,不应该是像放鞭炮,放一下很好看,烟花灿烂,然后就没有了,这不是我们所期待的政治改革。中国过去二十多年里,也有过几个政治改革的方案,多数是刚一尝试,就被“和谐”掉了,然后石沉大海。假如它们被反复地施行,今天的中国政治就不至于落到这么个状态。

我相信,非“大跃进”式的政治改革只要被重复了若干次,就能够对现有的政治体制、政治架构的方方面面产生虽然不是那么快速、但却积极正面的效果,然后能够蔓延滋生更多的、良性的、多层面的活动,这就是所谓的“触媒”的效果,能够对僵化的体制注射进活水、鲜血,慢慢导致和推动一种更良性的政治生态的演变进程。

这一点怎么强调都不为过。做社会科学研究的人知道,在制度的演进方面,历来有两个大的基本学派。第一个学派的核心观点是认为,任何一种宏观制度,不论是政治的、经济的还是社会的,都可以被一帮聪明人精心设计出来。这帮聪明人可以叫“领袖”,可以叫“导师”,可以叫“智者”,可以叫“具有远见卓识的智囊团”等等。设计出来以后,按照这个聪明的设计,自上而下落实就行了。很多年以前俄罗斯共产党的第一代革命者自信满满,他们对所谓的“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政治和经济制度就是这么设计出来的,当代社会科学文献中对它有个术语——“政治工程学”(political engineering),它的最骇人的原则就是把千百万普通人的生活和生命当作革命实验室里的原材料,其所导致的实际后果我们现在都很清楚了。

另外一个有关制度成长的学派则强调,真正在人类社会中起作用的制度,都不是精心设计而是有机演化的(organic),是慢慢尝试出来的。它可以被反复试行,而在试行之前并没有一个完整的蓝图。因为是试行的,所以在试行过程中可以不断微调,可以找到一些更适合客观条件的改进做法。经过这样一种有机的过程形成的制度,虽然进展比较慢,在试行过程中有很多微调或修改,但正因为它是基于千千万万普通人日常实践的有机过程,所以它每往前迈的一点点,哪怕这一点点是很微小的,长期累积下来,就是非常坚实的,可以在它所处境的社会肌体里根深叶茂地成长下去。对这一点,大政治经济学家哈耶克曾给予特别的强调。

第四个边界条件是,政治改革在中国社会里边起步推展的时候,至少要能让现有的establishment(即在台上的人,不只包括上层,还包括中层、下层,在中国可以到县一级,甚至再往下一级。以前有人把它翻译成“统治阶层”,级别太高了,可以大而化之地把它翻译成“在位群体” 或者“现有体制”)中的相当一部分人,比如说,至少三分之一的人,最好能达到一半,不会将其视为一种马上到来的、直接的威胁。如果他们这些在位群体里的大多数视这种改革为严重威胁,他们绝对不会去实行,除非在当前的中国社会里,有一个像当年的邓小平那样的人,能够利用他强有力的权威,把在位群体里边绝大多数成员的反对意见一手推开,但这种强人在今天的中国已经没有了。今天中国的最高层级领导都是被提拔起来的、按部就班的干部,他们无法模仿邓小平去一手“破冰”。

对我们还记忆犹新的例子有几个。在1970年代末至1980年代初的时候,邓小平、叶剑英等人面对“文化大革命既得利益派”的抵抗时,起过类似的作用。可以说,一直到1984-1985年左右,在这七八年期间,邓小平团队好几次重要的改革举措(当然不是邓一个人,还包括他周围最重要的帮手胡耀邦、赵紫阳、万里、习仲勋等人组成的优秀改革团队),能够让当时的“现有体制”中的大部分人不得不“笑纳”邓团队的“破冰”之举。邓小平去世之前最后一次尝试做的这类事情,就是著名的1992年2月的南巡讲话,他当时讲过“谁不改革谁下台”(其实原话是“谁不改革谁睡觉”,意思是把位子让出来)。今天高层领导里大概没有一个人敢于这么力排众议了。

更进一步说,当今中国政治改革的提案,不但不应该一出台就招致“在位群体”里的大多数人反对,而且应该力求使他们中间的相当多数成员,真正认识到该提案也是在为他们说公道话,也是为他们——特别是他们里边的正直成员争取正当权益的。

当然还有更多的边界条件可以列举出来,但这篇评论不是学术论文,所以我们不要讲的太复杂细致了。以上的四个边界条件,我在讲述的时候,就已经感觉到它们非常的“不痛快”,甚至“很窝囊”。读者诸君们,实在没办法!在中国的政治传统下,讲“痛快话”易,讲“约束话”难。最容易讲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政治道理,就是毛泽东思想的那条精髓:“你拿起了屠刀,我也拿起刀来!”(详阅《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1126 - 1127页;合订本第1024 - 1025页)。中国两千年的政治互动,大部分时候都是在这个逻辑下展开的。我们在21世纪的初期要力争走出这个恶性循环,实在不容易,所以就列出来以上的那四条边界线,目的就是让中国社会里的政治发展,脱离“动刀动枪、你死我活”的历史惯性。

——《中国政治改革的边界线》  丁学良

 

人人生而平等,造物者赋予他们若干不可剥夺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为了保障这些权利,人类才在他们之间建立政府,而政府之正当权力,是经被治理者的同意而产生的。当任何形式的政府对这些目标具破坏作用时,人民便有权力改变或废除它,以建立一个新的政府;其赖以奠基的原则,其组织权力的方式,务使人民认为唯有这样才最可能获得他们的安全和幸福。

——《独立宣言》

 

各国宪法序言不同,作用亦有差异。但总体来说,无外乎有如下几点:1.证明本宪法的法权分配框架具有历史合理性和现实正当性;2.证明宪法正文权力配置原则、配置方案和权利分配原则的合理性;3.确立一些正文不便安排的规范或原则。

——童之伟

 

现在科技因素和国际国内大环境与20多年前完全不一样,总体看来有利于青年的启蒙。过去10来年在政治体制的改善方面并不是毫无进步,以言论自由为例,我感觉言论尺度现在是60多年来放得最开的时期。上边有很多担心可以理解,别人是掌舵的嘛,责任确实大,不像我们学者,可以只管凭自己的认识和感觉发表意见。不过,另一方面,过去10多年执政者未免也太过于太谨慎了,以至于只能用维持二字来形容他们的在政治体制、司法体制改革方面的作为。现在政治法律体制的改革处于30余年来的最低谷,积累的问题太多。我感到,18大应该是个转折点,再不改革后果可能就严重了。

——童之伟

 

历史实践与现实已经多次证明:无论原则、制度、规章多么先进、完美,上有政策、下有对策,通过强制性灌输学习、说教强化、甚至强硬束缚,均不能够完好指导管理者具体行为。

规矩为行。官员或者企业领导者的责任是人民大众管出来的。社会或者企业的价值秩序,是由人民大众共同追求的价值目标和共同设程序、定标准、立制度而逐渐形成的。

怎么才能“规矩为行”呢?问责与监督。

没有民众的问责权,就没有制度的执行力,或者相反,只有制度的破坏力,制度变成一张废纸。

——《中国如何搞政治改革?——公有制与私有制的管理模式有巨大差异》  田忠国

 

维系一个家庭和美的,不仅仅是血肉亲情,更要有责任与担当。家庭改制,是一厢情愿的假说,看所有的家庭模式,无非是两口子共同当家、或能者做主、再不就是各自拿捏着自己的一份小权利。同样,治家管家模式如此,一国呢?改来改去,本源、实质问题更需首要解决。不改变,两口子就要过不下去、闹离婚,从常识角度,两口子打离婚的主因,尤其对现代家庭而言,基本与家庭内部制度没多大关系,离婚的主因与导火线,主要由作风、习惯、感情亲疏、小摩擦小矛盾的积攒等等有关。鱼水交欢、舟水之喻,同样适用于国与民、干群之间。

——《中国如何搞政治改革?——公有制与私有制的管理模式有巨大差异》  田忠国

 

台湾的蒋经国的民主化无论如何不能称为革命,只能称为政治改革,但蒋经国的政改,的确给台湾带来了民主,而且的确让国民党失去了政权。

民主化的台湾,废除了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的党天下,家天下,政治改革带来了自由选举,选举就让原来的执政党失去了政权;所以,政治改革本身不是不能触动政权,推翻政权。

今天台湾的国民党通过选举,再一次夺回了政权,但今天国民党手里的政权和蒋介石,蒋经国时代的国民党手中的政权已经不可同日而语了;今天的台湾已经是两党制的民主国家,就是说,已经不是没有权利制衡的民主国家。国民党可以夺回政权,同样民进党也可以夺回政权。

——《有关政治改革的几个误区》张鹤慈

 

革命和改革的区别并不在于是否暴力,颜色革命就是非暴力的革命,天鹅绒革命就是没有打碎一块玻璃的革命。
但革命的着手点是政权,而改革的着手点是社会。

先改变社会,再改变政权,否则革命只能是换汤不换药。苏联,东欧共产党解体,有的国家民主化了,有的没有,就是因为社会基础不一样。

先破后立的革命是行不通的,改革是先立后破,革命也同样存在先立后破的革命。

就是主张革命的人,完全没有必要反对政改,因为政改是在改变社会,革命同样需要社会的改变。

——《有关政治改革的几个误区》张鹤慈

 

穷则变仍然只是换汤不换药的政权更替,富则变才可能是社会的真正变化。

——《有关政治改革的几个误区》张鹤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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