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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治改革摘录(五)       
政治改革摘录(五)
[ 作者:谢昭武    转贴自:本站原创    点击数:579    更新时间:2012-09-22    文章录入:admin ]

 

 

 

中国如果照搬你们的多党竞选、三权鼎立那一套,肯定是动乱局面。如果今天这部分人上街,明天那部分人上街,中国十亿人口,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天天都会有事,日子还能过吗?还有什么精力搞建设?

——邓小平

 

要有群众监督制度,让群众和党员监督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

——邓小平

 

政治体制改革路线图有两种,一个是自上而下的,一个是自下而上的。从政治体制改革本身说来,应当是自上而下的。它跟经济体制改革有很大的不同,经济体制改革是完全可以自下而上的,可以做增量改革。比如邓小平讲了农村的土地承包,那完全是自发的从下面上来的。但政治体制改革想自下而上来推动就相当困难,真正的政治体制改革应该自上而下。

——江平

 

不仅是财产透明,政治状况也应该是透明的,这是很重要的一条,因为只有在政治透明的情况下,我们才能够实现政府权力民主化。如果没有透明度,实际上就影响了民众的民主选举的可能性。我知道他的优点在哪里,缺点在哪里,他身体状况的好坏,我才决定是否选举这个人;如果没有透明度,对于选举人来说不公平,因为即使你有选举的权利也不知道对方的情况。

——江平

 

顶层设计政治体制改革,必须在观念上实现新的突破,进而推动改革实现新的突破。历史和实践已经证明:什么时候实现了突破,什么时候就能够比较快速健康地发展。“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是对“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突破,是对“两个凡是”的突破,这种突破顺利实现了党和国家工作重心的转移,顺利实现了拨乱反正,成功开启了改革开放的伟大事业;“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突破了姓“社”还是姓“资”的禁锢,积极推动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当前,我们又处在一个关键的时期,我们能否在政治体制改革领域、能否在民主发展等问题上有勇气和智慧实现突破,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决定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能否顺利发展,中华民族能否真正实现伟大复兴。

——《政治体制改革需要“顶层设计”  陈家刚

 

顶层设计政治体制改革,必然要求我们更加重视“总体规划,明确改革优先顺序和重点任务”,对改革的目标、路径、阶段、条件、困难和前景等有清醒的认识和总体规划与设计。改革开放之初,从总体上讲,我们对自身革命和建设历史经验的总结与分析还不深入,对世界各国的发展状况的了解还不全面,所以,我们在改革策略上,始终坚持实践的原则,试验性地不断探索,承认有限理性,“摸着石头过河”有其历史必然性和历史合理性。而现在,我们有了一定的经济基础,有了正反面的很多的经验教训,有了很好的人才积累和思想库,我们对自身的认识、对各国发展模式的认识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清晰,因此,我们完全有条件和能力以战略的思维来设计和规划未来的改革与发展,系统地明确目标、方向、领域、重点、体制机制等等。不能再“脚踏西瓜皮,滑到哪里是哪里”。做好总体设计和规划,必须坚持:在目标上,要“顺应各族人民过上更好生活新期待”;在动力上,“改革是加快经济发展方式的强大动力,必须以更大决心和勇气全面推进各领域改革”;在重点和顺序上,必须“大力推进经济体制改革,积极稳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加快推进文化体制、社会体制改革”;在主体方面,必须“进一步调动各方面改革积极性,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

——《政治体制改革需要“顶层设计”  陈家刚

 

顶层设计政治体制改革,还需要我们以开放的心态、宽广的视野,学习借鉴人类政治文明的一切优秀成果。在具有几千年封建政治传统的中国建设民主、法治,没有任何先例可循。要创造比资本主义社会更发达的民主,我们只有认真、系统学习人类政治文明的一切优秀成果。在经济领域,我们已经借鉴了公司制、股份制这些曾经被看成是资本主义专属的东西,并有效地利用市场配置资源。在政治体制改革过程中,我们不会照搬照抄西方的具体模式,但民主、法治、自由、人权、平等、博爱等不是西方的专属,它们是人类共同的文明成果。

——《政治体制改革需要“顶层设计”  陈家刚

 

积极稳妥地沿着正确政治方向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已是基本共识,但在推进政治体制问题上,还需警惕几种错误认识与僵化观念。第一,“政治体制改革会带来动荡、破坏稳定,从而丧失经济发展的大好局面。”事实上,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的稳定,是表面的、缺乏活力的稳定,真正保持稳定需要深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必须把权力关进笼子里,才能有效地消除冲突,实现真正的稳定。在观念上,我们仍须破除“妖魔化”民主的倾向。第二,“政治体制改革应该毕其功于一役。”政治体制改革是一个过程,不同的阶段有不同的目标,顶层设计政治体制改革,并不是凭空想象一个终极的目标。第三,“政治体制改革有整体的规划和设计,就能够顺利推进。”顶层设计不是整齐划一,不是一刀切。顶层设计,依然需要基层的试点实践和探索。顶层设计政治体制改革,在尊重多样性、复杂性现实的基础上,也为基层改革的深度推进创造了条件,从而使基层走出“下改上不改,最后改回来”的尴尬境地。

——《政治体制改革需要“顶层设计”  陈家刚

 

一个国家实行什么样的政治制度、走什么样的政治发展道路,取决于这个国家的具体国情和历史文化条件,取决于执政党和广大人民在应对各种复杂问题时所表现出来的智慧和勇气,但归根结底取决于这个国家最广大人民的意志。我们要始终牢记党“密切联系群众”的传统,清醒认识当前人民群众“主动联系”我们的现实,时刻准备未来人民群众“不再联系”我们的挑战。政治体制改革,必须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以客观、理性和宽容的态度,而非极端的、情绪化的诉求,着眼于解决实际问题,而不是空喊口号。只有这样,我国的社会政治体制改革才能够积极稳妥扎实推进。改革的艰巨性、复杂性,要求我们必须在新的高度上谋划改革的方略,实现改革从量变到质变的飞跃。增强忧患意识比仅仅歌功颂德更有利于长期执政。

——《政治体制改革需要“顶层设计”  陈家刚

 

再说盛衰周期。朝代刚起来的时候,似乎满地都是人才;朝代结束的时候,人才都不见了。这并不是说天地生才在不同的时段有不同的分布,而是有才之士能不能被吸收到国家的管理机构之中,以维持一个有效的管理体系。中国历代的王朝都是帝国制度,而且中央集权的趋向一朝比一朝严重。也就是说,统治阶层是一个密封的集团。在开国之初,功臣将相来自各方,成分是多元而复杂的,这些人才放在一起,又经过打天下的历练,都是富有经验的人物,他们的合作确实可以形成一个很强的团队。一代、两代过下去,功臣子弟成了纨绔,只知享乐,不会办事。皇室集团本身是一个非常狭小的团体,再加上逐渐有了皇权传嫡子的规矩,这个可以从中选择领导的人才库,就非常狭小了。皇权本身是不容挑战的,于是,依附在皇权四周的权贵——包括宦官和宠臣,代表皇权统治整个庞大的国家。这个团体延续日久,吸收新生力量的可能性也越小。固然中国有长期存在的科举制度,理论上可以选拔全国最好的人才进入政府;不过,上面向下选拔人才,一定是挑最听话的人。于是,虽然有新人进入这小圈子,两三代以后,这小圈子的新生力量也只是陈旧力量的复制品。他们不会有新的观念,也没有勇气作新的尝试。一个掌握绝对权力的小圈子,如果两三代以后,只是同样形态人物的复制,而两三代之后随着内外环境的改变,必定出现新的挑战,这些领导者就不能应付了。

——《大国霸业的兴废》  许倬云

 

1896年,李鸿章在对欧洲和美国进行巡游时,面对那些令人惊讶的辉煌成就,他凭借着自己那成熟的判断力,甚至得出了一个无比诚挚的最终观点,那就是尽管中国在物质上远远不如“蛮夷”并且因此而遭到羞辱,但是中国文明构建的生活科学比任何“蛮夷”的社会都要更加合理化,都要更加人性化。正是通过比较性的观察,他才形成了这个判断,这一判断和占世界人口四分之一的中国人民那本能的、坚定不移的信仰相一致。

——《李鸿章传:一个英国记者四十年中国生活札记》  约翰·奥特维·布兰德

 

回想两千多年前,春秋战国时期,各国纷争而百家争鸣,各种学说不断涌现,体现出勃勃生机,而在一些通常宣传的大一统“盛世”下,这种情况反而很少。因此,我觉得一个社会文化的发展和繁荣程度,与思想自由的程度密切相关,很难想象一个思想禁锢的社会会迎来什么文化上的繁荣。从民国建立到二次革命期间确实是一个特殊的时期,各方面呈现一种向上的气息,这有多方面的原因。第一,统治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统治被推翻,长期以来禁锢国人的皇权思想被人们抛弃;第二,党禁报禁开放,民主气氛浓厚,民意表达开始显现,实业兴办、教育文化在此期间均有明显发展;第三,当政的北洋集团骨干大多出身武夫,鉴于当时的形势,也不得不赞成共和,思想控制相对于他们的认识来说,还较为陌生。

——《对话马雷:袁世凯认为孙中山“只会捣乱”  马雷

 

两千年以来,中国有的只是一次次的王朝更替轮回,无论从科技文化,还是社会形态,并无显著进步,民主思想、民权意识长期缺乏,这里有多方面的原因。清末实行的立宪,不是自下而上的自发行为,而主要是由于外因--甲午战争与庚子事变失败而起决定作用的结果。甲午战争之后,曾有戊戌维新,然而不过百余日即被扼杀,表明旧思想、旧势力的顽固。直到庚子事变,八国联军进京,这次真的被打痛了。此后朝野上下经过反思,认识到立宪有“皇位永固”、“外患渐轻”、“内乱可弭”等好处,于是决心改弦更张,实行新政。这个观念的转变非常痛苦,代价也很大。清末的立宪过程,虽说其民意基础比较薄弱,主要热心参与的主要是一部分士绅阶层与朝廷官员,但毕竟迈开了第一步。对于清政府所下立宪时的决心,不能否认当时他们的真诚态度和迫切意愿(虽说清廷这样做的根本目的仍是设法延续和维护自己的统治)。然而,这种自上而下的立宪方式,自有其脆弱的一面,随主政者主观思想上的变化波动而不断动摇,一旦当局势显得不那么紧迫时,主政者常有从既定立场后退的冲动,如立宪的过程迟缓难行、皇族内阁的出笼,均是此体现,这种摇摆不定最终导致了清政府的覆亡。

民初的情形比起清亡前有所改善,开放党禁后,政党政治一时较为活跃,舆论开放度、民众参与度均有一定的提高,主政者受到的制约比起清末时要多,如果历经一个时间较长的发展期,未必没有希望。可惜这个由各方维持平衡的局面持续时间太短,一经打破,又走了回头路。这样的机会在此后又曾发生过有两次,一次是1916年袁世凯倒台后,一次是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之后,其发展结果几乎如出一辙。相比而言,民初的那次可能是最接近于实现宪政的尝试,至少那套表面上的宪政体制架构,此后还延续存留了十三年的时间。1913年给后世的启示是,社会转型的成功,依赖于民众的参与,培养大众的民主、民权意识,非常重要,是能够成功转型的基础。另外也要看到,社会的转型,并不能够简单地一蹴而就,更不能通过非此即彼的方式来解决,它需要在各个阶层、各种力量达成妥协的相对平衡的状态下,稳步正常地逐渐推进,既要使得社会不断进步,又要使得付出的代价在可以承受的范围之内。

——《对话马雷:袁世凯认为孙中山“只会捣乱”  马雷

 

官员的升迁和政治抱负(或用贬义词:野心)只能通过暗箱操作,而不是像民主制度下那样公开透明,表现为一种古代帝王专制制度中权力斗争的险恶和残酷,当事人不得不铤而走险,旁观者看得心惊肉跳。而如果政治观点的论争和权力位置的争夺能够公开化、透明化,情势就不会如此险恶。这就告诉我们,只有用民主制度中的公开竞争(竞选制度)才能避免险恶的暗箱操作。

——李银河

 

人大代表应当怎样选拔呢?我认为应当竞选。想做人大代表的人应当提出自己的政策主张,让选民用两个标准选择自己的代表:一是看他提出的政策主张是否能代表自己的意愿;二是看他参政议政的能力是否出类拔萃。由这两个标准选出来的代表才会是真正意义上的人大代表,而不是像现在的人代会,由一般的行政官员和模范人物组成。

30年前,改革开放之初,我国曾经试行过这种人大代表竞选的做法,不知为何这个重大试验最终无疾而终。我觉得这种做法不会伤筋动骨,又能真正改良中国的民主程度,从基层人大开始,推进到全国人大,最终实现国家主席的大选,或将成为中国政治体制改革最稳健的推进方式。

——李银河

 

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是在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的口号下,不适当地、不加分析地把一切权力集中于党委,党委权力又往往集中于几个书记,特别是集中于第一书记,什么事都要第一书记挂帅、拍板,党的一元化领导往往因此而变成了个人领导。

——邓小平

 

只搞经济体制改革,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也搞不通……我们所有的改革最终能不能成功,还是决定于政治体制的改革。

——邓小平

 

文明各国不能仅有一政党。若仅有一政党,仍是专制政体,政治不能有进步。我国皇帝亦有圣明之君,而吾国政治无进步者,独裁之弊也。故欲免此弊,政党之必有两党或数党相互监督。

——孙中山

 

凡一党秉政,不能事事皆臻完善,必有在野党从旁观察,以监督其举动,可以随时指明。

——孙中山

 

民主政治古代就有,但范围小、层次低、不完善(如希腊城邦民主制)。高水平的民主政治,称为“宪政”,是欧美各国人民经过数百年对专制制度的抗争,在17-18世纪首先由英美法诸国创建的。宪政制度以选举制度、议会制度、政党制度为“三大支柱”,实行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分立”互相制衡的原则。宪政制度的产生,是人类历史上政治制度建设的伟大文明成果,也是推动社会全面发展的强大动力。它极大地促进了欧美各国生产力与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并使社会面貌在民主、自由、平等、人权法治基础上发生了深刻变化。宪政制度的优越性之一是,它能使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创造性得到充分发挥,因而能促进生产力和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使各国能从手工业生产的落后国家一跃变成现代化的工业国,并能不断创新走在世界前列。宪政制度具有普世价值,既适用于西方,也适用于东方。日本原来是一个贫穷落后的小国,通过明治维新,认真全面的学习西方,废除了封建专制制度,建立起君主立宪制度后,其经济、文化、科学、技术、社会得到迅猛发展,一跃而成为亚洲强国。韩国和我国的台湾,在抗战胜利前都是受日本统治的经济文化落后的殖民地。上世纪中叶以后它们认真学习和借鉴西方的经济和政治制度,对官员实行选举制度,逐步开放了党禁、报禁,调动了人民参政议政、监督政府和发展经济文化的积极性创造性,现在都已成为中等发达国家和地区,大陆人民是有目共睹的。

——《政治体制与改革困境》  姜平

 

我们更应该清醒地看到,在经济改革取得成功的同时,因为政治体制改革长期滞后,则造成了很多严重问题。如官员的滥用职权、官商勾结、拉帮结派、互相包庇、腐败泛滥、官民对立、道德沦丧、不讲诚信、环境破坏、污染成灾、分配不公、两极分化(一方面少数特权阶层成为亿万富翁并形成了既得利益集团;一方面上亿的农民工人经济上贫穷、政治上无权)警黑勾结、执法不公、人民告状无门等等,这些问题普遍存在,甚至愈演愈烈,而既得利益集团则竭力阻挠改革。同样,由于改革不到位,国家体制上未能形成有效的制衡和监督机制,造成党和政府机构的惊人膨胀,使人民辛辛苦苦创造的大量财富被挥霍浪费。

——《政治体制与改革困境》  姜平

 

再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来说,人大是监督政府的权力机关,建国时《共同纲领》就规定,我国人大代表应通过普选产生。但数十年过去了,至今还是实行由党召开会议协商提名候选人,然后逐级选举,而不是由普选产生。同时长期以来在全国人大代表中,安排了大批英模人物、文艺界明星和政府官员,英模人物和文艺界明星没有参政议政的经验和特长,很难履行人大代表监督政府的职责。至于由政府官员担任人大代表,更等于自己监督自己。

——《政治体制与改革困境》  姜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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