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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治改革摘录(四)       
政治改革摘录(四)
[ 作者:谢昭武    转贴自:本站原创    点击数:626    更新时间:2012-09-22    文章录入:admin ]

 

 

刺猬法则:两只困倦的刺猬,由于寒冷而拥在一起。可因为各自身上都长着刺,于是它们离开了一段距离,但又冷得受不了,于是凑到一起。几经折腾,两只刺猬终于找到一个合适的距离:既能互相获得对方的温暖而又不至于被扎。 
    刺猬法则主要是指人际交往中的“心理距离效应”。 

法国总统戴高乐就是一个很会运用刺猬法则的人。他有一个座右铭:“保持一定的距离”!这也深刻地影响了他和顾问、智囊和参谋们的关系。在他十多年的总统岁月里,他的秘书处、办公厅和私人参谋部等顾问和智囊机构,没有什么人的工作年限能超过两年以上。他对新上任的办公厅主任总是这样说:“我使用你两年,正如人们不能以参谋部的工作作为自己的职业,你也不能以办公厅主任作为自己的职业。”这就是戴高乐的规定。这一规定出于两方面原因:一是在他看来,调动是正常的,而固定是不正常的。这是受部队做法的影响,因为军队是流动的,没有始终固定在一个地方的军队。二是他不想让“这些人”变成他“离不开的人”。这表明戴高乐是个主要靠自己的思维和决断而生存的领袖,他不容许身边有永远离不开的人。只有调动,才能保持一定距离,而惟有保持一定的距离,才能保证顾问和参谋的思维和决断具有新鲜感和充满朝气,也就可以杜绝年长日久的顾问和参谋们利用总统和政府的名义营私舞弊。
       戴高乐的做法是令人深思和敬佩的。没有距离感,领导决策过分依赖秘书或某几个人,容易使智囊人员干政,进而使这些人假借领导名义,谋一己之私利,最后拉领导干部下水,后果是很危险的。两相比较,还是保持一定距离好。

——《各种管理法则》

 

破窗理论:一个房子如果窗户破了,没有人去修补,隔不久,其它的窗户也会莫名其妙地被人打破;一面墙,如果出现一些涂鸦没有被清洗掉,很快的,墙上就布满了乱七八糟、不堪入目的东西;一个很干净的地方,人们不好意思丢垃圾,但是一旦地上有垃圾出现之后,人就会毫不犹疑地抛,丝毫不觉羞愧。

——《各种管理法则》

 

木桶理论:组成木桶的木板如果长短不齐,那么木桶的盛水量不是取决于最长的那一块木板,而是取决于最短的那一块木板。
       水桶效应是指一只水桶想盛满水,必须每块木板都一样平齐且无破损,如果这只桶的木板中有一块不齐或者某块木板下面有破洞,这只桶就无法盛满水。是说一只水桶能盛多少水,并不取决于最长的那块木板,而是取决于最短的那块木板。也可称为短板效应。一个水桶无论有多高,它盛水的高度取决于其中最低的那块木板。
       又称水桶原理或短板理论,水桶短板管理理论,所谓“水桶理论”也即“水桶定律”,其核心内容为:一只水桶盛水的多少,并不取决于桶壁上最高的那块木块,而恰恰取决于桶壁上最短的那块。根据这一核心内容,“水桶理论”还有两个推论:其一,只有桶壁上的所有木板都足够高,那水桶才能盛满水。其二,只要这个水桶里有一块不够高度,水桶里的水就不可能是满的。

——《各种管理法则》

 

马太效应:《圣经·马太福音》中有一句名言:“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叫他有余;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过来。”
       马太效应,指强者愈强、弱者愈弱的现象,广泛应用于社会心理学、教育、金融以及科学等众多领域。其名字来自圣经《新约·马太福音》中的一则寓言: “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叫他多余;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过来。”“马太效应”与“平衡之道”相悖,与“二八定则”有相类之处,是十分重要的自然法则。

——《各种管理法则》

 

英国著名历史学家诺斯古德·帕金森通过长期调查研究,写出一本名叫《帕金森定律》的书。他在书中阐述了机构人员膨胀的原因及后果:一个不称职的官员,可能有三条出路,第一是申请退职,把位子让给能干的人;第二是让一位能干的人来协助自己工作;第三是任用两个水平比自己更低的人当助手。这第一条路是万万走不得的,因为那样会丧失许多权利;第二条路也不能走,因为那个能干的人会成为自己的对手;看来只有第三条路最适宜。于是,两个平庸的助手分担了他的工作,他自己则高高在上发号施令,他们不会对自己的权利构成威胁。两个助手既然无能,他们就上行下效,再为自己找两个更加无能的助手。如此类推,就形成了一个机构臃肿,人浮于事,相互扯皮,效率低下的领导体系。

——《各种管理法则》

 

我们通常都会相信,我们的爱好与大多数人是一样的。如果你喜欢玩电脑游戏,那么就有可能高估喜欢电脑游戏的人数。你也通常会高估给自己喜欢的同学投票的人数,高估自己在群体中的威信与领导能力等等。你的这种高估与你的行为及态度有相同特点的人数的倾向性就叫做“虚假同感偏差”。有些因素会影响你的这种虚假同感偏差强度:

1)当外部的归因强于内部归因时;

2)当前的行为或事件对某人非常重要时;

3)当你对自己的观点非常确定或坚信时;

4)当你的地位或正常生活和学习受到某种威胁时;

5)当涉及到某种积极的品质或个性时;

6)当你将其他人看成与自己是相似时。

——《各种管理法则》

 

与现在的情况相比,人大代表职业化的一个好处是能够保证代表的素质,优化代表的结构。第二个好处是有利于逐步明确他所代表的利益群体,任何人都有自己的利益,议员选出来,应该代表他背后的利益群体。如果议员不代表他背后的利益群体,而代表全社会的利益,这与现在的口号没有什么区别,议会中讨论的问题与各个利益群体相关的程度不同,通过不同利益群体代表的竞争、辩论、妥协,才能产生真正有效的立法和决定。第三个好处是有利于提高代表的独立性,我说的独立性不是独立于利益群体,而是独立于政府,如果像现在这样,代表由官员指定,只能唯政府之命是从,这样的议会就免不了成为摆设。职业化的另一个重要好处是促进社会分工的发展。现代社会的发展,分工越来越细,政治活动需要有专业人士去搞,一般的人做不了,政治这碗饭也只有政治家去吃,其他人不能吃;当议员不是任何人都可以当的。

——关键在于公开化和透明化  张曙光

 

在大的框架不变的情况之下,如果没有公开化,许多事情可能设计得很好,但是结果往往和我们的愿望相反,走到另外一个方面去了。所以,在人大代表职业化的问题上,有一件事情必须解决,就是如何把这些职业化的人大代表的活动和言论能够公开,包括他们在每年人大代表会议上的发言,能够全部分开见报。他们讲什么,在会上是如何表演的,其他人我们可以不知道,这些人必须知道。我觉得,现在公开化比什么都重要,公开化比什么都能解决问题。当然,公开化就牵扯到了言论自由的问题。我认为,推进政治民主化,首先需要和可能做的是言论自由,是公开化,这是第一个需要突破的东西,是第一步。我觉得,如果这样搞,人们就可以看到,人大为了通过什么决定而统一意见,职业代表这时表什么态,比如说不同意统一意见,且必须把你的意见公布出来,我想这个事情就能进步。说实在的,咱们现在都是暗箱操作,在桌子底下干事情,这次十六大的代表以及选举,到了揭锅才知道,好多人都是党员,你知道什么东西,你连知情的权利都没有。如果规定了公开化这一条,职业代表们的言论和活动能够让社会知道,大家也会监督,事情也就好办了。这个公开化和言论自由是最重要的。其实,这一点也不难做到。

——关键在于公开化和透明化  张曙光

 

每次人大开会的时候,都存在跟行政部门边界不清晰的问题。我认为在人大代表的资格上应该是有所划定--人大代表和行政官员不能重叠。他们所履行的职责不一样,如果重叠的话,会产生很多问题。其中一个问题就是立法机关和行政机关之间应当互相制衡,如果都是一个人,就没法制衡了。这也可以用公司治理结构来说明:企业的独立董事,就不能是企业管理层的人。另一个问题就是立法机关和行政机关的界限划得不清楚,反映了我们的行政部门过度膨胀的一种态势。行政部门的人在人大里面发言的声音越大,他们的行为越不能得到应有的界定。这样的一个人大实际上是行政部门主导的,行政部门履行职责的过程当中扩张性地做了很多本该人大做的事情。

——人大代表是否应当走向职业化是一个可争论的话题  盛洪

 

任何政权都不会推行促成其本身垮台并危及国家稳定的政治改革。根据不同阶段的经济发展需要,稳健地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不仅符合指导理论,也有利于中国的长治久安。

——佚名

 

如果清廉的干部占了绝大多数,他会公布。现在是腐败的官员占了相当的比例。具体的比例是多高,我们当然不知道,但是比例相当的高。那么他们怎么可能公布呢。好事不背人,背人无好事。如果动不动就保密,你琢磨琢磨他能干好事吗?如果这些干部中90%多都是清廉的干部,那么他们干嘛不公布?

——周孝正

 

中国的官场现在是系统性的腐败。为了确保权力正确行使,必须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要保证老百姓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可是中国恰恰没有新闻法。知情权这一点就没有丝毫的保障。所以即使官员们公布了所谓的个人资产,中国的民众根本无从核实。

——周孝正

 

正如我们长大成人以后,再不能穿儿时的衣服一样,那么我们国家的制度、政府的制度,也要不断地创新,才能符合时代发展的一个需要。

——美国总统杰斐逊

 

政治制度必然得自根生。纵使有些可以从国外移来,也必然先与其本国传统有一番融合沟通,才能真实发生相当的作用。否则无生命的政治,无配合的制度决然无法长成。

——钱穆

 

试问哪里有无历史因袭的政治,无传统沿革的制度,而可以真个建立得起来的?

——钱穆

 

将中国改造为现代国家是一件很困难的事,外国人应该静待中国人自行解决。如果任其自由发展,最终必然会有一种适合于他们性格的解决办法,我们不应该越俎代庖。只有他们自己慢慢摸索出的解决办法才是长久之计,而外部势力在时机尚未成熟的情况下强加给他们的必然是不自然的,因而也不会是长久的。

——英国思想家伯特兰·罗素

 

西方现代民主制度自英国诞生之后,其政改主要体现在投票权的逐步扩大,直至实现全民普选。

——《政治体制改革:中国没有榜样  鲁郑

 

中国几千年的政治传统简而言之就是只有一个政治中心。而一旦社会出现多个政治中心,必是国家分裂、大乱和民不聊生之时。这种惨痛的历史记忆已成为全民集体无意识。所以中国未来的政改成功与否,取决于是否遵守这个政治传统。

——《政治体制改革:中国没有榜样  鲁郑

 

西方文明从诞生初期就存在着皇权和教权的二元博弈,并最终产生其竞争性的多党民主制度。

——《政治体制改革:中国没有榜样  鲁郑

 

从人类历史来看,一个国家向民主转型往往是代价极为高昂甚至是生死攸关的跨越。全球第一个代议制民主国家英国,经历了两场残酷的内战,一次军事独裁(克伦威尔)、一次复辟和一次光荣革命。尽管如此,相对来说,英国付出的代价还是相当小的。法国 200年来经历了五次共和、两次复辟、两次帝制、一次君主立宪,还有一个短暂的巴黎公社。整个国家几乎每 20年就出现一次血腥的大波动。其他发达国家如德、日,也未能逃出这种宿命。德国一战后虽然拥有当时世界上最好的宪法——魏玛宪法,但却成为希特勒上台的工具。日本明治维新的第一个 10年就发生 150多次农民暴动,后来还发生了内战,死亡数万人。二战末期,更成为世界上第一个被原子弹轰炸的国家。后来,在盟国占领之下以及冷战的出现,它们才完成了民主转型。

——《政治体制改革:中国没有榜样  鲁郑

 

对于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或者仍处于危险的转型中,或者转型过后仍然处于落后状态。泰国效仿西方建立君主立宪制已达七十多年,但国家至今仍处于军变和民变交替上演的状态下。亚洲其他国家缅甸、印尼、马来西亚、老挝、柬埔寨、菲律宾等国大同小异:不是军事政变就是持久的内战。不仅如此,民主制度总算稳定下来的菲律宾和印尼,仍是全球最贫穷和最腐败的国家之一(德国透明国际腐败排名:印尼 110位、菲律宾 134位。中国是 72位),所以这两国的民主前景仍然非常暗淡。因为历史已经一再证明,经济越发达,民主越稳定。而贫穷、落后和腐败则往往令民主极为脆弱。

和亚洲不同的是,拉美各国大都是由原宗主国的殖民者的后代建立,在民族、宗教、文化传统上有着高度的同源性。墨西哥从西班牙殖民统治下独立后,从 1824年到 1848年发生了 250次政变和叛乱,更换了 31位总统。后来建立的仍然是波菲里奥·迪亚斯长时期的独裁统治。 1910年墨西哥革命爆发。但却又发生内斗,让墨西哥在长达 20年的时间里陷入内战。革命结束后,墨西哥革命制度党获得了政权,并且一党独大统治墨西哥,直到 20世纪末。 2000年墨西哥出现第一次政党轮替,才算是完成了民主转型。拉美其他国家巴西、阿根廷、智利、秘鲁均有着类似的惨痛经历。

显然,假设我们仍然要把西方的制度模式作为政改的方向,中国这种超大规模的国家所付出的代价是无法想象的。更为重要的是,这些国家都是在当代全球化之前实现的,而在今天一年的进步相当于过去 10年的进步的情况下,这样转型的后果则是中国远远地被世界抛于身后。

——《政治体制改革:中国没有榜样  鲁郑

 

从现实看,在一个国家还没有产生牢固的民族认同的时候,实行民主,极易导致国家分裂。不仅如此,就是已经建立起稳定和成熟的民主制度的西方国家,也同样找不到有效的方式解决国家统一的挑战。前者有苏联、南斯拉夫、捷克和斯洛伐克以及后来的印尼。后者则有西班牙(巴斯克)、土耳其(库尔德)、英国对爱尔兰共和军、法国对科西嘉、加拿大魁北克。除加拿大一直是和平对抗的方式外,其他各个国家都是依靠武力维持国家统一。

中国基本上是到了 20世纪才成为一个现代民族国家。中华民族这个概念也还是上世纪初由梁启超提出的。客观来说,“中华民族”还没有成为各民族的共识。这也是为什么今天仍然存在疆独、藏独和台独势力的原因。这也同样是为什么疆独、藏独和台独势力都希望中国民主化的原因。

——《政治体制改革:中国没有榜样  鲁郑

 

西方是通过渐进方式,逐步建立起成熟的民主制度,可以说是从种子长成大树。如果以 1688年的“光荣革命”成功为起点,英国从出现政党到最终实现普选用了两百多年的时间。美国、法国等发达国家也基本如此。美国黑人1965年才有了公民权,瑞士1971年才实现普选。这个过程经过漫长的充分发育和演变,是伴随着经济市场化、宗教世俗化、文化多元化、国家民族化、社会公民化、法制化等发展起来的。但是,自从西方彻底完成民主化后,这种情况就再也没有出现过。所有转型国家都是采用瞬间突变甚至是休克方式完成的。这个原因可用一句话作为总结:高级民主一旦产生,就不会再提供低级的合理性。但激进式的民主化所需的代价也极为高昂。

——《政治体制改革:中国没有榜样  鲁郑

 

中国是一个传统的人情社会,广大农村更是一个宗法社会,而不是西方以公民社会为基础的权、责、利清晰的法治社会。经过三十多年的市场化改革,各个层面都已经结成了以利益为基础的关系网,也就是今天俗称的利益集团。打破这种网络的唯一手段就是最高政治权力。但假设实行西方式的民主制度,一方面各个层面的利益集团利用所控制的资源,将任何能够挑战它们的力量通过选票排斥在外,并通过选票将它们的利益合法化。而最高政治权力为获得选票,同样需要地方上的利益集团的支持,最高政治权力不但不能如同过去制约各种利益集团反而需要向他们俯首。在这样的状态下,社会公正将更加远离中国。

——《政治体制改革:中国没有榜样》  宋鲁郑

 

从三十多年的事实出发,从全球经济危机各国的表现来看,客观来讲,中国的现行政治制度总体上适合生产力发展、并对生产力的发展起着历史性的推动作用。如果从更理想的角度出发,中国的政改一是应从逐步增加决策的透明度、逐步扩大民众的知情权和参与权着手,其核心是加强对权力的监督。

——《政治体制改革:中国没有榜样》  宋鲁郑

 

这需要进一步增加执政党的开放性和包容性。环顾世界,有两个国家的经验值得借鉴:华人为主的新加坡和来自西方的瑞士。新加坡执政党之所以能够长期执政,很重要的原因是成功地吸纳社会各个层面的精英和成功人士。瑞士的另一个异曲同工的做法则是由各党联合执政,整个国家没有反对党。这一点和中国的国情非常近似,特别是新中国成立之初,颇有今日瑞士之风范。中国政改从这里入手,并非难事。

——《政治体制改革:中国没有榜样》  宋鲁郑

 

由于司法代表着社会公正,司法领域的改革可以先行。从结果正义出发,一要减少法律的弹性,法条量化。二要判决书规范化、公开化。目前,第一条正逐渐成为现实。第二条在中国已在部分地区试点,如将判决书在网上公布,但尚未成为制度。由于这两条可有效地减少法官在案件所起的主观作用,应可有效地遏制司法腐败。

——《政治体制改革:中国没有榜样》  宋鲁郑

 

由于中国正在进行着一场人类历史从未有过的大胆尝试和创新,对中国的政改进行细节上的预测是不现实的。但从中国实用理性的传统出发,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如何推进的唯一尺度是实践,衡量中国政治改革正确与否的标准也仍然只有实践。

——《政治体制改革:中国没有榜样》  宋鲁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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