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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治改革摘录(一)       
政治改革摘录(一)
[ 作者:谢昭武    转贴自:本站原创    点击数:534    更新时间:2012-09-22    文章录入:admin ]

 

 

关于国务院负责人人选的调整,中央做这样的考虑,原因是什么呢?

一是权力不宜过分集中。权力过分集中,妨碍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和党的民主集中制的实行,妨碍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妨碍集体智慧的发挥,容易造成个人专断,破坏集体领导,也是在新的条件下产生官僚主义的一个重要原因。

二是兼职、副职不宜过多。一个人的知识、经验、精力有限,左右上下兼职过多,工作难以深入,特别是妨碍选拔更多更适当的同志来担任领导工作。副职过多,效率难以提高,容易助长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

三是着手解决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的问题。中央一部分主要领导同志不兼任政府职务,可以集中精力管党,管路线、方针、政策。这样做,有利于加强和改善中央的统一领导,有利于建立各级政府自上而下的强有力的工作系统,管好政府职权范围的工作。

四是从长远着想,解决好交接班的问题。老同志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责任重大,而他们现在第一位的任务,是帮助党组织正确地选择接班人。这是一个庄严的职责。让比较年轻的同志走上第一线,老同志当好他们的参谋,支持他们的工作,这是保持党和政府正确领导的连续性、稳定性的重大战略措施。

——《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  邓小平

 

我们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要在经济上赶上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在政治上创造比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更高更切实的民主,并且造就比这些国家更多更优秀的人才。达到上述三个要求,时间有的可以短些,有的要长些,但是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大国,我们能够也必须达到。所以,党和国家的各种制度究竟好不好,完善不完善,必须用是否有利于实现这三条来检验。

——《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  邓小平

 

一定要真正把优秀的中青年干部提拔上来,快点提拔上来。提拔干部不能太急,但是太慢了也要误现代化建设的大事。现在就已经误了不少啊!特别优秀的,要给他们搭个比较轻便的梯子,使他们越级上来。这次我们提出减少兼职过多、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目的之一,也是为了给中青年同志腾出台阶。台阶挤得满满的,他们怎么上来?台阶有了空位又不给他们,他们怎么上来?

——《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  邓小平

 

坚决解放思想,克服重重障碍,打破老框框,勇于改革不合时宜的组织制度、人事制度,大力培养、发现和破格使用优秀人才,坚决同一切压制和摧残人才的现象作斗争。

——《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  邓小平

 

权力过分集中于个人或少数人手里,多数办事的人无权决定,少数有权的人负担过重,必然造成官僚主义,必然要犯各种错误,必然要损害各级党和政府的民主生活、集体领导、民主集中制、个人分工负责制等等。这种现象,同我国历史上封建专制主义的影响有关,也同共产国际时期实行的各国党的工作中领导者个人高度集权的传统有关。我们历史上多次过分强调党的集中统一,过分强调反对分散主义、闹独立性,很少强调必要的分权和自主权,很少反对个人过分集权。

——《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  邓小平

 

我不是说不要强调党的集中统一,不是说任何情况下强调集中统一都不对,也不是说不要反对分散主义、闹独立性,问题都在于“过分”,而且对什么是分散主义、闹独立性也没有搞得很清楚。

——《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  邓小平

 

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即使像毛泽东同志这样伟大的人物,也受到一些不好的制度的严重影响,以至对党对国家对他个人都造成了很大的不幸。我们今天再不健全社会主义制度,人们就会说,为什么资本主义制度所能解决的一些问题,社会主义制度反而不能解决呢?这种比较方法虽然不全面,但是我们不能因此而不加以重视。斯大林严重破坏社会主义法制,毛泽东同志就说过,这样的事件在英、法、美这样的西方国家不可能发生。他虽然认识到这一点,但是由于没有在实际上解决领导制度问题以及其他一些原因,仍然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这个教训是极其深刻的。不是说个人没有责任,而是说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

——《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  邓小平

 

现在改革到了攻坚阶段,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的成功,经济体制改革不可能进行到底,已经取得的成果还有可能得而复失,社会上新产生的问题,也不能从根本上得到解决,文化大革命这样的历史悲剧还有可能重新发生。每个有责任的党员和领导干部都应该有紧迫感。

——温家宝

 

邓小平的思路非常明确,中国的改革是先经济改革,再社会改革,再政治改革,分三步走。

——《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如何破局  郑永年

 

我非常佩服邓小平,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要结合,这一点说得非常好,社会主义就是要有社会保护机制。

  市场经济创造了财富,社会主义创造了保护社会的机制,这样的情况下,基本国家制度就建设好了。有了这些基本国家制度,才谈得上好的民主。为什么拉丁美洲、亚洲有那么多的劣质民主?就是因为没有这些国家制度,在国家制度建成之前,过早引入选举民主。西方国家因为有市场经济的高度发展,有社会保护机制,它的中产阶级是最大的。当中产阶级是社会主体的时候,政党政治、多党政治是一个稳定的力量。因为是社会制约政党,不是政党之间互相制约。像美国,无论是共和党也好,民主党也好,无论哪一党上台都要照顾庞大的中间阶层、中产阶级的利益,只是一个偏右一点,一个偏左一点,但偏不到哪里去,因为一旦丧失中间群体的话,谁也执不了政。这就是社会力量制约政治力量。

但是在一个高度分化的社会,如果和两党制一配合,这种民主形态是最糟糕的,刚好把社会一分为二。泰国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农民选举出来的总理,城市居民不承认;城市居民选出来的,农民不承认,整个社会一分为二。所以,中产阶级很大的一个社会,多党制是可以稳定的。而高度分化的社会,多党政治一来,就是非常劣质的民主。

——《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如何破局  郑永年

 

任何国家的制度建设都要通过自上而下的努力。我一直强调,世界历史上看一看,大部分成功国家基本的国家制度都是在民主化之前建立的。像德国最典型的社会保障制度,是俾斯麦这样的铁血宰相建立起来的。当然,这些制度在民主化之后有改善,这不需要回避。所以,中国如果在民主化之前不能把国家制度建设好,肯定是一个劣质的民主——从世界历史的经验出发,我可以这么比较有信心地说。

——《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如何破局  郑永年

 

现在大家都在推动自下而上的民主,这是很危险的一个过程。自下而上,第一会产生合法性下沉,合法性都跑到下面去了,我是老百姓选出来的,我干吗要听你的,干吗要接受你的命令?第二会产生制度的分化。因为如果制度建设都在地方进行,那么就会产生国家制度多样性的问题,各地方就会你做你的,我做我的,这样,以后国家在制度层面怎么整合?中国的司法现在本身就是非常地方化的,如果再加上一个民主因素的话,就更地方化了。过度地方化以后,国家的制度建设怎么做?按照政治学上国家制度的逻辑,一定是自上而下建立起来的,没有一种制度是自下而上的,自下而上只是一种压力和推动力,不是建立制度的过程。被社会推着走是很危险的,反应式的救火,那么大的国家这儿泼一下,那儿泼一下,水也不够用啊,这种局面维持不下去的。

——《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如何破局  郑永年

 

怎么样超越既得利益呢?这是改革的技术问题、策略问题。邓小平的做法是,有既得利益阻碍的话,就在外面培养新的利益,使得新的利益对老的利益构成压力,从而推进改革。当前中国改革的形势,比起邓小平时代,很多方面的条件都好多了。刚刚改革开放的时候,既得利益也是很强大的,甚至比现在更强大,包括思想上、体制上、财力上,一大堆阻力,这就是当时为什么要强调思想解放。现在各方面的准备更充分了,社会力量变强,要求改革的声音在,经济财力也在那里,改革的条件除了强人政治这一条,实际上要好很多。

——《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如何破局  郑永年

 

不稳定是因为社会遭到破坏,没有稳定的基础了。维稳只是外用药,而社会改革如果推行得好的话,就能构成稳定的基础。以新加坡为例,新加坡的分化也挺严重啊,基尼系数和中国差不多,或者还高一点。那它为什么没有社会稳定的问题,反而很和谐,中国羡慕得不得了?因为新加坡做到了保护社会,虽然上不封顶,但它保底,把社会保护机制建设好了——80%多的居民住在政府的组屋里面,教育是有保证的,医疗保障也是有的。有了这些,中产阶级就得到了保护;有了这些,就没有绝对的穷人了。

而在中国,即使城市的所谓的中产阶级也在提心吊胆,今天是中产阶级,一个政策一变,明天就变成贫穷阶层了。为什么强调保护社会的概念?你把社会破坏掉了,哪有稳定?维稳最好的方法就是保护社会,而不是破坏社会,维稳本身就是社会被破坏之后不得不做的政策,但这样一套政策出来之后又有可能加速破坏社会。并不是说一个完全平等的社会就稳定,贫穷社会主义也是不行的,也不稳定。通过保护社会达到稳定,这是各国一个比较普遍的经验。

——《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如何破局  郑永年

 

中国的经济改革,从70年代末到90年代经过二十几年,基本的制度建立起来了。社会改革也需要二十来年,现在差不多10年过去了。如果能在今后的10年通过社会改革,建设好社会制度,中国基本上平稳的发展不会有大问题,而此后的民主化也就有了制度的基础和保障了。

——《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如何破局  郑永年

 

从中国历史上改革的过程来看,不否定过去,则改革无从开始,彻底否定过去,则社会进入巨大的不确定状态,所以改革的根本性难题是如何在否定过去和保持连续性之间维持平衡。

——《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到了千载难逢的绝佳时机》

 

从中国历史上改革的结果来看,有三种情况:

①成功:特殊的改革阶段转变成不间断的调整,即建立一种新制度,它能自我调整,释放出社会内的压力;

②失败:改革导致新的利益矛盾激化,或压力的释放速度太慢,社会内部矛盾加剧,最后改革转化为革命;

③改革停留在表面层次,不愿触及较长期的利益关系,以致不断改变策略。改革成为时断时续,时而前进,时而倒退的胶着状态,这种状态可以维持很长时期,直到新的契机出现,从而转入成功或变为失败。

——《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到了千载难逢的绝佳时机》

 

从中国历史上改革成败原因的分析来看,决定改革成败的几个要素:①是否顺应历史发展的趋势,与时俱进,因时改革,是改革成功的根本原因。②看力量对比是否有利于改革,要从改革的阻力和支持改革的力量两方面去分析,改革的阻力可以从内外两方面,政治、经济、文化等多角度去分析。③改革必然会损害部分人的利益,必然会遇到阻力,不会一帆风顺,这就要求改革者要有远见卓识和坚定的政治魄力。④改革的措施是否符合当时的实际,是否行之有效。⑤当时的内外环境是否有利于改革的开展和执行。

——《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到了千载难逢的绝佳时机》

 

对政治改革成功与失败的历史经验教训的总结和认识:①任何改革,从根本上说,都是对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进行调整。从适应的程度来看,一般有两种情况:整体适应,局部不适应下的改革,这种改革是在不触动根本制度前提下对具体制度或政策的局部调整,是改良性的改革,如王安石变法、罗斯福新政、中国的改革开放等。整体不适应,必须从根本上推翻旧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确立新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这种改革是革命性的改革,必然导致社会制度的根本性变化,如商鞅变法、明治维新等。②凡是改革,都必然要触及一部分社会既得利益者或特权阶层,必然遇到阻力。③改革有成败,决定改革成败的因素很多。如王安石变法失败的主要原因在于:变法触动了大官僚、大地主的利益,他们在北宋政权中具有举足轻重的权势,坚决反对变法。

——《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到了千载难逢的绝佳时机》

 

专制为什么必然倒台?

那是因为专制制度不具有自我清洁能力,恶人不会自己退,专制制度只能越来越肮脏,越来越臃肿;

而民主,是具有自我清洁能力的政治制度,淘汰恶人的制度。

所以能够持续发展。

——柴静

 

中国历史上的改革都有一个很吊诡之处,那就是当国运或者叫政权的官运走不下去了才改革,不是民运走不下去时才改革。从商鞅到王安石,从王安石到张居正,从张居正到戊戌变法。历来如此,在国运改革中一旦人民发出声音,或者说人民的声音一旦开始左右改革进程,必遭弹压与清洗,胡与赵的悲剧即在如此。因为中国的改革都是至上而下的,而非自下而上的,至上而下的改革一旦倒逼到政权自己头上,改革必然会陷入停滞。所以,中国的改革历来是不彻底的和半途而废的,一旦陷入停滞,最后不是加速政权溃败,就是导致社会混乱失序,从而激起大面积的民变、或出现革命。

——《中国政治改革的阻力来自哪里?

 

我们不得不承认,当前中国几乎所有的利益分配格局基本完成,内部推动政治体制改革的动力早已丧失殆尽。对于强大的利益集团特别是能够影响中国改革的人物来说,主动发起政治体制改革的可能性已经几乎不再存在,至少在表面上是看不出来了。我们再也看不到力图有一番作为的改革人物出现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因为自清末光绪以来,中国力主政治体制改革的人物都只是昙花一现。

——《中国政治改革的阻力来自哪里?

 

中国之最大内忧就是专制和不受限制的权力。

——维稳的最大不安定因素就是专制本身

 

我们把正确的政体分为三类,即君主制、贵族制(政体)和共和制;这些政体又有三类相应的变体:僭主制或暴君制是君主制的蜕变,寡头政体是贵族政体的蜕变,平民政体是共和政体的蜕变。

——亚里士多德

 

在行政集权的一定时代和一定的地区,可能把一个国家的一切可以使用的力量结集起来迎来战争的凯旋,但却无补于一个民族的持久的繁荣。我相信民主政府经过时间的推移一定能显示它的实力,如果一个民主国家,由共和政府管理一个世纪,那么在这个世纪结束的时候它一定会比相邻的专制国家更富有,更加人丁兴旺,更加繁荣。

——托克维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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