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分清代历史，播开所谓康乾盛世光艳的外表，其实这些粉饰起来的繁荣并不值得大大惊叹。反观夹在其间的雍正皇帝，方是得道方外。如果说康熙乾隆时期是历史上一位散文家所书写的一篇华丽的骈文，到处都可以见到康乾盛世时皇帝的大手笔。那么，雍正所谱写的就是一部令人印象至深述事诗，它描写的是一位实干家奋力拼搏的真实故事。

雍正在位共十三年，之前他就曾历任朝中各部，深知朝廷弊端。所以，尽管他在位不长，但他仍然大刀阔斧地做了很多事情，甚至宁愿为此得罪天下读书人，有此胆量和气魄者，非千古一帝不能相称也。

其一，设立军机处，加大中央集权。

由于皇帝所要处理的事务繁多，而宰相的任命势必引志分权和皇权的旁落，于是这样一个机构就产生了。设立之初，顾名思义，他是处理军事机要的地方。但皇帝越来越发现他能更好地发挥自己专制独裁，于是作用越来越大。机构也愈加庞大，由初时的三人逐渐增加到后来的数十人之多。这是清代统治中枢的一次重大改革，也标志着封建君权发展的极致顶峰。朝中一切机密要务皆决断于斯，直至乾隆五十六年废止议政王大臣会议，军机处真正成为了总揽军、政大权的最高执政机构。由此可见设立军机对清统治影响的深远。

其二，实施改土归流政策，加强对少数民族，特别是西南少数民族的统治。

少数民族的土司因为拥有相对自主的权力，对内残酷对待所属臣民，对外不服中央节制，甚至不断骚扰汉民，土司之间也经常因为利益争夺而发生战争。这对中央政府的统治，对国家的安定靠成了很大的威胁。所以，雍正政府在平定罗卜藏丹僧的叛乱后，鉴于土司制度对统治的危害，废除土司制﹐实行流官制。即取消土司的世袭制度，由中央在所属区域设立府县，派遣官员对其进行管理。这个制度的具体实施也宣布了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正确性。同时也增进了国家的稳定因素，为促使民族的大融合与发展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起了重要作用。

其三，对内实行吏治整顿，解决国库危机，增加国家收入，减轻百姓负担。

命李卫在江苏和浙江实施士绅一体纳粮。顾名思义，就是官员绅士与老百姓一样都要纳粮，还要按自己田地的多少来纳粮。在此之前，国家的赋税大都来自老百姓，而作为拥有广阔田地的绅士们却不要交一分钱。这样就等于把所有的负担都加在了百姓头上。同样它无形中就加剧了土地的集中化，农民的田地越来越少，富人士绅的田地越来越多，国家的税收越来越少。所以推行这个政策对改善民生和国家困境的作用是不言而寓的。此举大大的丰盈了国库，为乾隆时的兴盛打下了深厚的基础。

同样，作为两江总督的李卫，大字不识一个，本来就遭人所笑。但其出色的办事能力还是让人刮目相看。

实施耗羡银归公。“耗羡”是火耗与羡余的总称。所谓火耗，就是指国家在征收税银时，借机征收的税银销熔损耗。羡余原本就是盈余之意，也是其他的附加之收费。这些都属于附加之税，不属于国家征收，最后这些钱就落入了官员们私人的口袋中。雍正深谙此道，他下令所有的耗羡全部入交归公，然后把这部分收入分为三部分：一是用来弥补以往库存的亏空；二是用作工资发给各级小吏们做办公费；三是用这些结余的银子来建立“养廉银”制度，即从这些耗羡银中提取出一部分，用作奖励各级官员的廉洁政绩，以防止更多腐败现象发生。此举不但减轻了国库的负担，同时也减少了下级官吏的贪污。在治贪作用上起了很大的积极作用。

其四，建立一套秘密建储的方式，采用将立储诏书存放于“正大光明”匾后的决定，这样就避免了在其后的清代皇帝中再出现激烈的争储现象。具体情况略。

其五，对旗人动土，改旗人领定额薪俸为令人种田。面对旗人领薪不做事，严重的加大了政府开支的事情，雍正决心让其种田以为国分忧，亦可缓和旗人和汉族之间的矛盾。他决定分给旗人以定额土地来取消以后的支领薪俸，这样做在当时就引起一族人的坚决反对。有些人就变相的不执行，私自把自己的土地出租给农民耕种，自己收取租金所得远胜于薪俸所得。虽然如此，但政府甩掉了一个长期而沉重的包袱。若薪俸政策继续下去，其子亦有子，孙亦有孙，以后又是多少份薪俸呢？

当然，所有的这些改革也让他得罪了天下所有的喉舌们，他环顾四周，已经很难找到几个真正的心腹之人。能够真正让他瞧得上眼的只不过是一些毫无私心的直臣，如没读过书的李卫，非科甲出身的田文镜等。他最终决定把清白留给自己的儿子—也就是我们所知的乾隆皇帝。

在他在位的13年中，他勤勤恳恳，不辞职辛劳，甚至一天为批奏折只睡四个小时；他雷厉风行，刚毅果决，对弊端之处下手狠辣，最终使清王室之江山有了一个新的变化。他最后终于倒在了自己的龙榻之上。但他并没有得到公正的评价，他甚至被认为是清朝十二帝中性情最为暴戾，手段最为残忍的君主。今天，我希望那些流言蜚语并不影响我们对他公正的评价。他把其劳顿的一生献给了自己的江山社稷，真可谓有始有终，令人敬佩。

反观历史上所称享有盛名的康熙乾隆，康熙皇帝确实雄才伟略，尤令史学家们佩服。降鳌拜、平三藩、统一台湾、征服葛尔丹叛乱，重农治河，兴修水利，兴文重教，编篡典籍等等，这些都为人们所津津乐道。但康熙晚年，由于病疾缠身，吏治检驰，国家的各种弊病丛生，为清王室的统治留下了极大的隐忧。要知道，矫枉必须过正，又要有什么样的人物才能整治这百病缠身的江山呢？当然，最后我们看到雍正出场了。

对比康熙与雍正所外之世，以及当时环境的治理难度，我觉得雍正所面临的困阻是要胜于康熙的。就好比康熙面对的是一张白纸，他可以在其上随心所欲地作出自己的画卷，画好了，他就是当代之瑰宝，不世之杰作，当然轻松。而雍正所面对的却是一幅已经亏损严重的国画。一者，毕竟这画之前不是自己所作，必须先要充分领悟作画者的心意，自己才可以开工。二者，就算可以开工了，又从何处动手？用什么来弥补这损坏带来的影响？这两者相对比起来，个人觉得雍正好比穿着棉袄在跳舞，远没有一身轻装的康熙方便。但他依然做出了不世的贡献，不能不令人叹服。

而相对其后的乾隆皇帝，其人与康熙有点象，但历史并没有赋予他更高的责任。他只不过是坐在雍正基础上，坚守其留下的方略，最终博得一份美名扬。但他同样并没有善始善终，乾隆晚年的贪污腐败现象比之康熙晚年尤甚，他继续了祖辈父辈的基业，享受着这份美名，没始终没能记住其父的良苦用心，没能明白康熙与雍正传承背后的真正奥妙。其较之雍正，康熙，又下之远矣。

当然古之有国有君者，善始者实繁，克终者盖寡。有如雍正者，在此处是胜康熙，乾隆远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