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知识分子有着许多良好的传统，他们甘于清贫，“一箪食，一瓢饮，居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的“孔颜乐处”一般说来是中国知识分子普遍向往的生命境界。但在政治上，在人格上，中国知识分子向来有一种以天下为己任的远大抱负，有不成功便成仁的人格理想。因而，中国知识分子与西方知识分子的根本区别，在于西方知识分子一般以自己的专业知识服务于社会，而中国知识分子最看重的是“修齐治平”的学问他们强调以经世致用的精神从事学术工作。

　　任何社会，都有其存在的内在依据和有机构成。它的进步与发展有赖于社会全体成员的共同努力，知识分子作为社会的中坚力量和较早接触新事物的人，固然有义不容辞的责任。只是面对这种责任，知识分子不应当以急功近利的经世致用思想从事学术，更不应处处时时以救世主的姿态与神情面对社会公众。中国社会的真正进步与发展，取决于包括知识分子在内的全体社会成员能否各司其职，协调前进。因此，就知识分子与20世纪中国现代化发展的相互关联来说，最大的教训恐怕莫过于两条，一是淡化“参与意识”，下决心以自由主义的客 观立场从学术和学理上，在思想文化方面为中国的综合、平衡发展打下一个坚实而长远的基础；二是化解“启蒙心态”，既不能以救世主自居，又要深切体验中国社会全体公众特别是下层民众的所思所想，将中国社会的发展方案建筑在整个社会的协调发展的基础之上。

　　参与意识与启蒙心态，虽说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传统，但它在中国历史上获得登峰造极的发展无疑是在2世纪，而其导源则是五四新文化运动。

　　五四新文化运动一方面根植于中国传统社会，是中国传统社会向现代化社会转变过程中的逻辑发展和必然环节；另一方面，五四新文化运动之所以得以在那个时代发生，主要是中国知识分子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受到西方社会与文化的强烈刺激而发动的一场思想革命运动。也就是说，五四新文化运动或称中国启蒙运动，是基于中国社会的现实条件而激荡出来的新思潮，其智慧资源和直接动因是外在的，是少数“先知先觉”者倡导与发动的一场运动。诚如孙中山当年所揭示的那样：“此种新文化运动，……不过由于出版界之一二觉悟者从事提倡，遂至舆论放大异彩，学潮弥漫全国，人皆激发天良，誓死为爱国之运动。”

　　这“一二觉悟者”，显然是指陈独秀和他的《新青年》的同事们。1915年，陈独秀有感于“今之中国，人心散乱，感情智识，两无可言”的现实，遂毅然独自创办《青年杂志》，欲以民主与科学唤醒国人，造就新一代自觉自立的国民，推动中国社会的进步与发展。他说，“国人而欲脱离蒙昧时代，羞为贱化之民也，则急起直追，当以科学与人权并重。”

　　科学与民主是近代西方社会的产物，也是近代西方之所以获得如此巨大进步的两大直接动力。不过，科学与民主在西方社会的发生与发展有着特殊的历史背景和思想渊源。在某种程度说，它也正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所缺少的，而又是中国传统社会向现代化转变过程中所必不可少的。因此，陈独秀的多元开放的文化心态将民主与科学引进中国，足见其“先知先觉”的远见卓识。

　　作为文化资源的吸收与互补，民主与科学传入中国，自然有着巨大的历史功绩。如果陈独秀和他《新青年》的同事们持之以恒地坚持十年、二十年，民主与科学的现代观念和理性精神便有可能在中国人的心灵深处扎下根，中国社会经济逐步发展与演变也会为民主与科学的观念提供现实的条件和土壤。然而，这种基于政治要求的启蒙心态不仅导致真正意义上的文化启蒙运动的夭折或变质，而且其政治氛围的加浓也势必导致本以理性精神为根本特征的启蒙运动带有浓厚的非理性色彩和不科学的成份。

　　推绎陈独秀和他的同事们的本意，他们最初的想法似乎并不愿意将启蒙运动与政治挂钩。《新青年》的早期，至少在1919年之前主要是以引进西方文化，促进国民性的改造，建立全新的人格，为国家的未来发展打下一个坚实的基础为其根本任务。可惜，这种情况并未能持续很久，一方面，文化的革新触及到中国传统文化的存废问题，这不能不引起守旧势力的反对；另一方面，陈独秀和《新青年》的同仁虽然暂时不愿和政治势力作直接冲突，但在思想深处他们实在对政治有着无限的深情，一旦时机适宜，他们便会义无反顾地投身于政治斗争。“陈独秀、李大钊、高一涵诸先生都很注意政治的问题。蔡元培先生也是关心政治的改善的。这种政治兴趣的爆发是在欧战终了（民国七年十一月十一日）的消息传来的时候。停战的电报传出之夜，全世界都发狂了，中国也传染着了一点狂热。”

　　偏激和狂热给后世中国带来的负面效应是极其沉重的。而这两种偏向本身也不合乎他们所倡导的理性精神和科学与民主。在现代社会，政治是一种专门的职业，在一定程度上说，现代社会的公民不可能没有一定的政治倾向和政治原则，只是这种倾向和原则要运用的适度，要在理性精神的指导下，在一定的秩序范围内通过民主的程序加以实现和完成。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号称思想启蒙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即使不发生1919年之后的政治热情的冲击，也注定它不可能坚持十年、二十年，真正在思想文化上为中国政治打下一个坚实的基础。

　　五四启蒙者后来的行为背离了他们的初衷，这既是一个沉痛的历史教训，又是五四启蒙运动夭折的根本原因。这一结局之所以如此，除了中国知识分子固有的政治热情的文传统外，似乎还有五四启蒙者的心态以及内在理路上的原因。囿于当时的历史条件，五四启蒙者的道路选择是不破不立，他们虽然以多元开放的文化心灵面对西方文化，呼唤民主与科学，但却对中国的旧文化旧道德充满了没有丝毫缓和余地的否定。他们一方面批评学术上的独尊一家，好同恶异导致专制、黑暗的恶果，另一方面则竭力排斥和自己的学术见解、政治见解不同者，企图以新的文化独裁代替旧的文化独裁。他们面对与自己意见相左的旧文化没有丝毫的宽容精神，既无视旧文化得以发生发展的历史背景，又武断而不容商量地主张彻底抛弃旧文化。

　　当我们回顾20世纪中国历史的时候，我们觉得五四新文化运动在知识分子层面建立的启蒙心态虽然给中国带来了无限的好处，使中国传统社会的秩序根基真正第一次发生动摇，但由于启蒙者无意识地承继了中国知识分子“唯我独尊”“真理只在我手”的思想传统，缺乏现代社会更加需要的容忍精神，因而其负面效应绝不应当低估。

二

    植根于启蒙心态的民主与科学不可能创造真正意义上的民主，因为它的假定性前提甚为明显，那就是举世皆浊我独醒。在某种意义上说，这是一种典型的唯心史观，相信只有自己才能普渡众生，解救人类。其实在现实生活中则不然。社会中的绝大多数人可能不具有少数人所拥有的知识，但他们无疑具有自己的价值观念和价值取向，而且他们也必然拥有自己的代言人。五四启蒙运动所遭遇的反击，与其说来自旧营垒中的少数知识分子，不如说来自社会成员中大多数人的习惯势力的反抗。

    马克思在分析民主政治得以发生发展的社会原因时明确强调，民主政治是与商品经济相伴而来，在商品经济没有获得充分发展的时候，小农经济处在对地主的人身依附之中且承受着后者的超经济强制的时候，他们之间的交往根本不可能是自由的和平等的。商品经济则不然。所谓商品交换纯粹是各商品所有者之间的等价交换，民主政治所包含的自由原则和平等原则只有在这种交换中才有可能成为现实。换言之，在商品经济尚未获得充分发展的条件下，强行实行民主政治，其结果不仅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民主，而且极容易地破坏了民主的名声和信誉。

　　民主政治对中国来说显然是舶来品。虽然“民主”一词在中国古典文献中出现的很早，然其内涵不仅没有西方近代“民主”的意味，而且刚好和西方近代意义上的“民主”的含义相反，不是强调自由、平等的原则，而是意味着皇帝老子为民之主。

　　为民之主的观念今日看来甚不合现代社会，但在中国传统社会条件下自有其发生发展和长期存在的内在依据，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为中国社会的发展与稳定作出过积极的贡献。只是到了近代，由于外国资本主义试图以武力征服中国，民族危机日益加深。先进的中国人在民族危难日甚一日的时候，开始反省中国旧有的传统和体制，在与西方政体进行比较时猛然发现“君民不隔不如夷”，并使中国人逐渐确立在学习西方科学技术的同时，也应借鉴西方政体中更合乎人道的民主政治的信念。

　　这种信念逐渐由理念转向实践，中经洋务运动、戊戌维新，到了辛亥革命达到高潮。辛亥革命赶跑了皇帝，推翻了“民之主”，剩下的似乎应该是实行民主政治了。那时的“国民相信自己是主人翁，官吏自问没有什么威光。”然而遗憾的是，闹腾了几年，民国除了剩下一块招牌之外，民主、自由依然与中国人无缘。

　　痛定思痛。按理说这时的中国人应该很好的反省一下民主政治为什么不能在中国实现的根本原因，而不应该一口咬定中国一定要实现民主政治。可惜的是，辛亥革命之后的五四青年并没有这样想，他们按照自己惯有的思维方式认为民主政治之所以没有随着辛亥革命的胜利而确立，那不是中国不具备民主政治的实现条件，而是守旧势力的破坏和多数国民的不觉悟。陈独秀说：“共和建设之初，所以艰难不易实现，往往复辟专制或帝国之理由，乃因社会之惰力，阻碍新法使不易行，非共和本身之罪也。其阻力最强者，莫如守旧之武人（例如中国洋派军人张勋等），及学者（例如中国保守党人康有为等）。”在他们看来，似乎只要彻底翦除“筹安之徒与复辟之辈”，民主政治就有可能在中国得以实现。

　　五四一代对民主政治的热情与渴望无可非议，民主政治毕竟是人类发展到今天所发现的较为理想的制度。因此，在一定历史阶段，民主政治确实值得中国人去追求，也值得中国人为之而献身。不过我们所要强调的是，五四一代思想家在分析民主政治何以在中国不能成为现实时，未免太过于看重人为的因素，而相对忽略了从社会经济结构中去寻求民主政治不得以产生、发展的根源，没有能从经济生活中揭示出民主政治在中国发展的根本障碍。

　　当时的中国，不要说广大的农村依然处于中国传统社会的生存条件下，即使在中国为数不多的都市中，又有多少人在享受现代社会的文明，真正处于现代社会条件之中呢？在中国人自古以来的生存条件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的情况下，企图以观念的变化和政治体制的改变来推动社会的进步与发展，其用意虽然善良，其目的并不一定能实现。如果我们承认“旧思想的瓦解是同旧生活条件的瓦解步调一致”的话，我们便不能不承认五四一代思想家对民主政治的急切渴望是一种不切实际的向往，民主政治的选择在中国人的生活条件没有根本改变的时候，只能是美妙的向往。从这个意义上说，至少在五四的年代，民主政治不是中国最需要的。中国最需要的是发展经济，发展社会生产力。只有在商品经济获得充分发展，自由、平等的商品交换原则在经济生活中习以为常的时候，民主政治才能真正得以实现。“如果资产阶级实行统治的经济条件没有充分成熟，君主专制的被推翻也只能是暂时的。人们为自己建造新世界，不是如粗俗之徒的成见所臆想的靠‘地上的财富’，而是靠他们垂死的世界上历来所创置的产业。他们在自己的发展过程中首先必须创造新社会的物质条件，任何强大的思想或意志力量都不能使他们摆脱这个命运。”这是五四思想家留给我们的思维教训。

    马勇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
    原载《民主与科学》1999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