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起彼伏的群体性事件，尤其是暴力色彩强烈的瓮安、孟连和陇南事件，凸显了言论淤塞的严重后果。于此不难理解，为什么贵州一位副省长近日要大声疾呼：有必要在政府与百姓之间建立一个长期对话机制，“给老百姓一个说话的机会，给他们一个发泄情绪的渠道。”

这个机制其实并不是没有。这个机制主要就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众所周知，人大代表本来享有言论豁免权。代表言论为何必须免责？因为言论是有风险的。而言论的风险，主要就是批评的风险，不同意见的风险。人大代表既负有代言民意的特别功能，就必须同时给予特别的权利，在人大代表和呼啸行进的权力战车之间，划出一条不可逾越的天堑，让人大代表能够彻底免于恐惧，只需要完全忠实于选民的信托，畅所欲言，充分转达民意。

那么，当下人大代表的言论自由状况到底如何？坦白地说，固然有进步，有突破，但总的形势未必令人乐观。随手可拾以下个案——

3月4日，国家主席胡锦涛在看望全国政协民进和民盟界委员时，就新能源战略发表了讲话，让人印象深刻的是，他坦承自己不是学这行的，讲得不一定对，请大家指正。但是有人指正吗？

同样值得警醒的，是两位代表委员的发言。全国人大代表钟南山近日感慨说：“我们开会，10分钟中前面8分钟是在歌功颂德，对报告歌功颂德，对自己歌功颂德，完了之后剩下的没有时间了。”全国政协委员韩美林也称：他参加政协会十几年，听了太多不该政协委员说的话。“太肉麻了，都让人受不了，政协委员可以献计献策，但不能‘献媚’。”

显然，两会代表委员批评功能的弱化，建言功能的弱化，是一个不容回避的事实。

是两会代表委员没有批评的冲动、建言的冲动吗？也不是。钟南山就披露，人大代表开会时，领导在场和不在场不一样。领导在场时，代表发言基本上是表扬和自我表扬相结合。但是“我观察一下，领导不在，我们讲得很多，而且讲得很深。”

可见人大代表不是没有话说，不是不想说，而是怕领导，怕权力。这种怕，客观上印证人大代表言论免责不到位，不充分。

言论淤塞导致社会矛盾和冲突频发，对此高危局面，高层领导人是有清醒认识的。所以，胡锦涛在政协会议上一再请委员指正；温家宝前日对话农民代表，也强调“你有要求我的权利”。高层领导人求言若渴的姿态令人瞩目，但是为什么代表委员仍然不能直抒胸臆？代表委员与高层领导人面对面，物理空间上已经是零距离，但是为什么言论仍然不能零距离？心灵仍然不能零距离？在代表委员跟高层领导人之间，到底有着一堵怎样高大的隐形防火墙，让代表委员不能不心有余悸，左支右绌？所有这些问题，都是需要我们反思的。

钟南山认为，人大对代表的定位很清楚，但是人大在鼓励人大代表畅所欲言这方面，谈得很少，也没有认真的鼓励。那么怎样才是认真的鼓励呢？保护就是最好的鼓励，免责就是最好的鼓励。只有解除禁锢，心灵才能放飞，言论才能放飞，言论市场的供给状况才会得到真正改善。否则，言论淤塞的结果，不仅是普通公民普遍的信息饥渴，纵使高层领导人也不免成为受害者，遭遇重重屏蔽而难于得到有效信息。公共决策的优化和社会治理的升级，就都是缘木求鱼了。

人大代表的言论免责权不是人大代表的个人私权，而是公共资源，主要是为了保护社会公共利益。就此而言，人大代表言论免责不足，实则是社会公共利益保护不足，实则是置社会公共利益于危急之中。学者汪玉凯近日断言，政改重要性已经超过经改。那么政改从何入手？不妨从作为根本制度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入手，不妨从落实人大代表言论豁免权入手。钟南山说，“人大在鼓励人大代表行使自己的权利和畅所欲言方面还有待改进。”诚哉斯言，政改突破口或许正在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