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民新闻崛起，是2009年中国媒体业的一道亮丽风景，无论是杭州飙车案，还是央视大火，还是邓玉娇事件，都显示了公民新闻的逼人气势。公民新闻的崛起，及以博客、微博客为主阵地的公民写作的崛起，实际上意味着公民话语权在经年酝酿后的全面崛起，实际上是以几乎整个社会的力量，倒逼着中国的新闻改革，构成中国新闻改革最大的动力源。

 舆论地位随之陡然提升，应对舆论遂成各级政府要务。各方对舆论场空前重视并试图主导之，已是2009年新闻界最显著的特征。

 无论是央视，还是新华社，还是人民日报，这些原本最稳重的媒体“国家队”，从此纷纷变脸。国家通讯社进军电视领域，酝酿财经新闻周刊，全面进军话语高地；央视再一度的新闻改版，即时新闻连线，占据子夜的最后时段；甚至广播频率央广中国之声也重回纯新闻定位，祭出“为党说话，还是为人民说话”的监督利剑……。更专业即更尊重传播规律，更人性即更尊重受众感受，更公共即更关注公共议程，是他们变脸的共同取向。“国家队”还更多承担抢占国际舆论高地的重任, 新疆75事件亦表明，重要时刻惟有“国家队”才被赋予空前的引领舆论的期待。环球时报英文版,中国日报等,在敏感事件上的发言尺度和报道力度,一度令人侧目。

 原本计划色彩最强的媒体“国家队”，媒体功能一旦激活，即如猛虎下山，这构成了2009年中国媒体业的另一道景观。与市场化媒体不仅在市场空间上，而且在话语权层面上，在公信力层面上，均展开了空前激烈的拉锯战。中国的媒体战国形势至此初步奠定。原来一直处于进攻态势的市场化媒体，破天荒地首次处于守势。加之金融危机导致广告收入严重缩水，话语空间更往往左支右绌，进退失据。

 话语权的争夺不止于媒体。2009年云南新闻官员伍皓频繁亮相，即意味着地方政府在突发事件前主动出击抢夺话语权的尝试。这就注定了中国媒体生态新的复杂性。加入这场媒体拉锯战的有地方政府，还有很多其他利益集团尤其是特殊利益集团，甚至包括了市场主体。“怪叔叔”林嘉祥和抽超级烟的周久耕相继落马，似乎说明了媒体的杀伤力，利益集团尤其是特殊利益集团当然要倾力争夺而且志在必得。于是，媒体不仅彼此逐鹿，还必须分出精力应对利益集团。诱惑与反诱惑，渗透与反渗透，利用与反利用，操纵与反操纵，在中国媒体业已几乎无日不有，蔚为壮观。

 很少有哪个年份，媒体竞争会激烈到这种程度，话语权的重要性被强化到这种程度，全社会的媒体意识普及到这种程度。媒体素养是现代公民素养的重要组成，就此而言，对话语权的重视乃至争夺，其实是件好事，是从政府到公众，现代公民素养普遍提升的一个维度。岁末年终，温家宝总理接受新华网专访，特别强调要把真实情况向人民讲清楚，无疑更是示范媒体素养的经典事件。媒体的话语高地意义更为昭著，此后的媒体拉锯战相信更加白热化。

 2009年，无疑是社会对媒体期待最多、想象最丰富的一年，也是媒体生态最复杂，媒体最不堪负荷的一年；它是媒体人依然风光的一年，也是媒体人满怀忧伤的一年；它是新闻理想不断高涨的一年，也是新闻理想遭遇最大考验的一年。但无论如何，中国媒体在成长，跟着整个社会一起成长，用自己的成长推动着整个社会的成长，这大趋势决不会有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