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台湾历经了两次政党轮替之后，回顾蒋经国走出来的民主道路，令人有无限感慨与不胜唏嘘之感。蒋经国是如何进行民主化改革的？他在进行民主化改革的进程中，遭遇过哪些挫败？他如何辨识台独与民主之间的分野？他如何反台独而护民主？ …诸如此类的问题，始终萦绕在岛内民众的脑海思绪之间。

依照西方民主政治发展理论的讲法，当一个传统威权国家，它的总体经济逐步脱离贫穷状态，达到小康社会的境界，国民经济与所得达到一定水平，物质生活普遍获致相当程度之满足，社会中的菁英份子或者社会经济地位在一定水平以上的公民，他们会在国家进步的过程中，产生一种希望参与公众政治的自觉。这种要求政治参与的呼声，达到相当程度时，这个威权国家便即将面临资源与权力重新分配的问题。

几几乎所有现代大学政治系一年级的学生，都读过这类有关政治发展或者政治参与的学说理论。但是，吊诡的是，没有一个政治学者能够提得出一套更数据化的论证，比如说，究竟国民人均所得达到多少美元以上，才叫做「小康社会」？或者这么说吧，社会学家可以画出一条贫穷线，告诉我们，凡低于这条线以下，或者人均所得低于多少美金以下，就可以称之为「穷人」。可是，政治学者显然很难画出一条线，可以名之曰「民主线」，或者「独裁线」。

是故，现代政府设计的社会福利制度，可以对「贫穷线」以下的人民施以法定的救济措施，然而，从来没有一个传统型的政府有先知先觉的本事，可以预估什么时候是该让政治更民主、更开放的时间点。稍微睿智一点的政府，他会逐步开放若干权力，逐步扩大人民的政治参与。但是，什么时间点开放，是最佳的选择？开放的步伐应该走得多快？该先开放哪一个层级的权力？是地方与中央同时开放，还是先开放地方，再开放中央？恐怕都没有既定的答案。这些林林总总，大大小小的问题，都考验着开发中国家领导人的智慧。

简单的说，经济发展，不但是社会财富「极大化」的过程，更是社会财富重分配与社会财富下放的过程。而政治发展，也具备着类似的功能。然而，把钱分给一群人，似乎要比把权分给一群人容易且单纯得多了！

当白吉尔暗示蒋介石政府，应该改革岛内政治的那一刻起，所谓的民主，它的种子就已经开始播撒在台湾的土壤上。美国是以强制推销的态势，强迫蒋氏父子在台湾推行这套美式民主制度。美国当然不是着眼于岛上人民的福祉，而是认定这套美式民主一旦在岛上实施，那么美国就可以更清楚地了解国民党政府内部的权力运作模式，而更容易操控这个政权，更能够染指岛上的一切利益。对所有的所谓「落后国家」，习于扮演「世界警察」角色的美国，仿效基督教「传福音」、「拯救世人」的模式，他们强制推销美式民主，强制传播美式民主的「福音」 ，达到让「落后国家」政治体制透明化的目标，方便美国将这些「落后国家」玩弄于股掌之间。

蒋介石于一九五０年三月一日，在岛上宣布「复行视事」，四个月后，亦即一九五０年七月二日，台湾省政府宣布开始实施地方自治，并选择最偏远的台湾东部的花莲县，首先开放县议员选举。蒋氏父子逐步在台湾推动民主选举，至于民主选举等不等于民主？这又是另外一个话题了，此处姑且不论，毕竟，民主这粒麦子，在台湾落了地。

可能，一开始，由于种种复杂的原因（例如人口比例，本省人和外省人相比，原本就占多数），蒋介石当局就把民主化与本土化划上一个虚拟的等号，在不影响政局安定的前提下，在不影响蒋介石搞「反攻大陆」计划的前提下，蒋介石率先进行提携本土菁英，此一政策，较诸一九七０年代晚期的「吹台青」本土化运动，早了至少二十年。

蒋介石提拔台湾本地菁英最显而易见的动作，就是他开放大量的本地青年，透过文官考试（高普考）途径，进入国民党政府团队，类似「行政院人事行政局」这样的组织，就是为了在台湾选拔大批本地青年，以汰换日益老化的政府部门公务员而设置的。可见，蒋介石时期走的是一条菁英政治的民主化道路。到了一九七二年，蒋介石明显欲交棒给蒋经国，由蒋经国组阁当「行政院院长」，他大量选拔台籍菁英进入内阁队伍，走的亦复是父亲走过的菁英政治老路。

然而，自从一九六七年，或者更早的一九六五年，蒋介石声言要以「三分军事、七分政治」取代武力「反攻大陆」──实际上无异宣布放弃「反攻大陆」 ，从这时起，蒋介石当局把原本大量的军事预算，投入了岛内的基础建设，投入了繁荣台湾经济的各种作为，有效率的党政军领导队伍，把注意力从「反攻大陆」 ，转移到了「建设台湾」。不论发展理论的正确度如何，此一时期台湾愈见加速的经济繁荣、经济起飞的步伐，确实也同时拉高了民众要求政治参与的分贝音量。为了回应民众扩大政治参与的呼声，蒋介石当局在一九七二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开始实施所谓动员戡乱时期自由地区增加中央民意代表名额选举。换言之，被若干党外异议份子诟病的长期不改选的「万年国会」，即将注入台湾本地新血轮。这也意味着，原本政治参与局限地方层级的议会，即将扩大到中央层级的议会。

可以说，此时的民主进程，是在蒋介石、蒋经国共同的绸缪之下，规划出来的民主时间表。然而，随着台湾经济的大踏步进展，随着农村、城市经济齐头并进的繁荣发展，似乎民主的进程与经济发展的进程之间，存在某种微妙的落差。而更大的问题的产生，不是在民主政治发展或者民生经济发展的本身，而是台湾的民主问题，掺杂了与纯美式民主不一样的元素，所以自然也产生了不一样的结果。什么不一样的元素呢？就是台独！

或者这是一种宿命巧合，蒋氏父子假设本土化即相当于民主，然而，有若干的人却假设台独就是民主。或者至少台湾民主的内容之中，应该包括了台独。易言之，时序进入一九七０年代以后，随着蒋经国「吹台青」政策的风起云涌，台独，也悄悄附着在民主的土壤里，台湾的民主开始变质！

发生于一九七七年底的「五项公职人员选举」，在台湾北部的桃园县（桃园亦是蒋介石陵寝，蒋先生身后长眠之所）擦出了国民党撤台以后，最严重的一场群众暴动事件的火花。这桩发生在桃园中坜的暴动事件，照异议人士日后撰写的文章，指称其起因是中坜国小的投开票所发现所谓作票事件而引发。

失控的暴徒入夜之后烧毁了中坜警察分局，从白天到黑夜不计其数的军车、警车被翻倒、砸毁，群众阻挡了南北纵贯公路。军警出动，严阵以待，但是他们全都奉命不得携带枪械武器。虽然有不少徒手的军警在动乱中，遭到攻击而挂彩，但是，他们没有得到任何攻击暴民的命令，故而未对暴民采取任何主动的镇压手段。

党外人士指控国民党作票，实系子虚乌有，因为，当天开票结果显示，党外候选人许信良是以二十二万票，赢过国民党候选人欧宪瑜的十三万票，那场无端引发的暴动骚乱事件，事后证明根本是盲从的群众受到捕风捉影的谣言蛊惑，而闯下大祸。

台独意识的魅影真正飘荡在台湾上空，发生于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十日的高雄事件（当年党外及以后之民进党人称之为「美丽岛事件」）这场暴动事件，尽管暴徒拿着铁棍、木棒等凶器，攻击现场围堵游行场面的警察、宪兵，由于宪警得到上级「打不还手，骂不还口」的指示，参与暴动的暴徒几乎没有任何人遭受宪警的主动反击，反倒是现场维持秩序的宪警人员，大量受伤送医。

中坜事件与高雄事件结束之后，台湾恢复了短暂的平静，但是，很快的，群众滋扰事件又在台湾各地，包括首善之区的台北市，甚至桃园中正机场，不断上演，各种街头暴力事件，依旧层出不穷。蒋经国始终以怀柔策略，对本地的群众抗争事件，曲意优容。

如果翻开一九五０年代的历史档案审视，人们很容易就发现，被台独人士严词批判的白色恐怖，在这段期间被枪毙处决的，绝大多数均系外省籍，他们被指控是所谓「匪谍」；而真正被依台独罪名处决的台湾人，与之相较根本不成比例。令人不可思议的是，白色恐怖却被台独人士扩大扭曲成专事对付台独势力的牢笼与凶器，蒋经国更被视为幕后最大黑手。

国际冷战格局改变，台湾蒋氏政权的利用价值锐减，美国拉拢岛内本土人士，以制约台湾当局，强制台湾走美式民主道路，更是蒋经国晚年内忧外患之际，面临的最艰难困境。左支右绌的蒋经国，竟连逮捕党外人士陈菊，都遭美国当局以断绝武器买卖威胁，强行干预，蒋经国只好被迫下令放人，更遑论作出其它强势压制反对势力之作为。

到了一九八四年十月，突发旅美华裔作家江南（刘宜良）遇刺身亡，扯出台湾情报单位涉入此案之内幕，引起美国里根当局之严重不满，美国老板震怒，各种压力纷至沓来。此后，蒋经国对党外异议人士的控管更形松手，两年后，以党外人士为核心班底的民主进步党成立，尽管该党相当程度上与台独理念若即若离，不离不弃，蒋经国可能基于投鼠忌器的顾忌，未加制止。

总结蒋介石、蒋经国父子在台湾实施民主政治，三十八年间，实乃台湾民主政治现代化的黄金年代，蒋氏父子，尤其是蒋经国，为民主政治的扎根，付出了巨大的心力，也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但是，人们不禁还是有个疑问，假设蒋氏父子能更持平地处理人才选拔、选贤与能的问题，而不要强调「本土化」，不必事事讨好本地人，处处朝本地人倾斜，是不是能够更可以使得人才辈出？能选拔更多人才为社会服务？再者，人们也要质疑：「本土化」就等于「民主化」吗？民主，一定要靠牺牲某一部份人去成全另一部份人吗？

人们也要提出质疑，如果蒋介石父子不屈从美国，而能走英式内阁制，会不会比今天台湾如此纷乱的局面，更趋理性安定？美国搞的是总统制的民主，这种制度适合中国人吗？难道台湾非搞美式民主不可，就不能实行内阁制吗？

人们更要质疑，美式民主就是真民主吗？

蒋经国故世二十一年了，各种问题仍然尚未找到答案。虽然，岛内公民已经可以投票选出领导人，但是，这能代表民主已经在岛上落实生根了吗？能代表民主就此巩固了吗？各种疑问，仍在桃园慈湖、头寮上空飘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