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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贝尔科学奖对于人们可以有多种启示，无论是自然科学家、人文科学家和领导者，都可以从中得到对自己有益的思考和借鉴。科学家从选题方向、学科趋势、研究方法等方面得到借鉴；社会科学家可以从人文角度，对获奖者进行多种研究和分析；但或许最能从中获益的是科技决策的领导层。诺贝尔科学奖从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是一面镜子，反映了在宏观和战略层次上的一些深层次问题，对于国家经济、科技的长远发展，很有借鉴意义。
随着12月10日本年度诺贝尔奖颁奖典礼的举行，全球再度兴起“诺贝尔热”。本刊为此约请多年从事科学社会学研究的两位学者胡守钧、朱长超教授，与本报高级记者姚诗煌先生一起座谈诺贝尔科学奖给我们的启示。由于这三位都是科学“门外汉”，他们的见解可能会对读者理解“诺贝尔奖”提供另一种视角。
好奇心：创新的重要来源
胡守钧：诺贝尔奖得主的选题多是根据兴趣，兴趣是科学研究的重要动力，用爱因斯坦的说法就是“神奇的好奇心”。另外，那些获奖者的选题往往都是在有重大突破的领域，正好和兴趣吻合。研究者要有丰富的想象力。创新的工作是不可能演绎出来的，它是一种飞跃、一种超越，超越就是想象，想象可以超越一切。爱因斯坦说：“想象力比知识更重要，因为知识是有限的，而想象力概括着世界上的一切，推动着进步，并且是知识进化的源泉。严格地说，想象力是科学研究中的实在因素”。
因此，对科学探索而言，需要两个很重要的“自由”：第一个是内在的自由，他们的心灵是绝对自由的，要有无限的想象空间，要能够幻想，不能有任何先入为主的偏见。内在的自由要求我们的教育、管理体制支持。第二个是外在自由，包括考核、评价机制等。
科研成果是很难量化的，诺贝尔奖与论文数量、出书多少、知名度、地位无关，关键是有没有创造性，是否解决了重大问题。科研环境、科研政策、人文环境都应成为培育科学探索自由的土壤。如果没有这个土壤，得诺贝尔奖非常困难。日本原来也是提倡模仿，所以没有拿到诺贝尔奖，现在转到创新上来了，转到基础研究上来了。现在中国已有这样的国力，关键是怎样营造一个外在的科学探索自由环境，培养一批有内在科学探索自由精神的科研工作者。这涉及到我们的教育体制、科研体制、评奖体制、课题体制、考评体制。诺贝尔奖是一个大系统的产物。
姚诗煌：最近，我有机会“近距离”地采访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丁肇中教授，亲眼看到他是怎样工作的。给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他在获奖以后，仍然孜孜不倦地在科学研究上不断从事难度更高的探索。我曾问起他，这样拼命地工作的原因是什么时，他的回答非常简单，只有两个字：兴趣。
所以，我很同意胡教授刚才说到的，要尊重科学家的个人兴趣。长期以来，我们在讲到科学家的探索精神时，提到的往往是他们的奉献精神、为人类造福的精神、爱国主义、责任感和事业心，等等。这些确实是科学家重要的精神动力，但是我们不能忽视了兴趣和好奇心在科学探索中的重要作用。尤其是在创新性很强的研究工作中，对自然的好奇心和对探索的兴趣，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科学发展到了今天，几乎在所有的领域，按照常规的思路，要获得新的突破和创新已非常困难；于是，非常规的思路，所谓的“奇思异想”，就显得非常重要。而好奇心和兴趣，正是产生这些“奇思异想”的基础。科学正是在这种对常识的不断突破中发展的。科学不能仅仅从已知事物的规律中延伸和演绎出来，而需要思维的跳跃，需要大胆的创造，需要高度的想象。这正是科学研究最本质的特点。
朱长超：爱因斯坦曾经说过，科学的殿堂里有三种人，一种人是把科学作为谋生的职业，一种人是把科学作为智力的游戏，还有一种人把科学作为自己的“宗教”，他们兢兢业业地、废寝忘食地寻找科学现象背后的规律，发现自然的和谐，从中得到无穷的乐趣。我们缺少第三种科学家。
创新离不开良好的社会文化环境
胡守钧：我再讲讲社会环境对获诺贝尔奖的影响。日本的例子说明，不仅教育、科研体制要有独到之处，经济、政治、文化体制也都要与之相呼应。二战后日本开始走向全方位的现代化，我国的现代化可以追溯到洋务运动，但是一开始是单向度，为了船坚炮利，总的来说是重技术轻科学，重科技轻人文。
十六大后中国将从此走向全方位的现代化，经济、文化、政治都将走向现代化。全方位的现代化有助于科学探索外在自由环境的营造，同时也有利于塑造科学探索的内在自由。中国要拿诺贝尔奖，就要坚持走全方位现代化的道路。
朱长超：诺贝尔奖是一个综合效应，既是科学的，又是社会的、人文的。很多诺贝尔奖获得者不仅仅是科学家，还是哲学家，文学素养也很高。国外的研究所很注重人文精神。我们应该考虑人文精神的培育。教育与诺贝尔奖关系很大，课堂教育的影响是终生的。有个获得者甚至说过，教给他得奖的“很多基本的东西是幼儿园里学到的”。这话非常深刻。我国的中小学教育和大学教育、研究生教育，对于培养开阔的知识面、培育创新精神、培育有人文素养的科学人才方面，有许多可以反思的地方。
诺贝尔奖的成果都有很强的独创性。要独创，就要另辟蹊径，要别出心裁，要突破常规。从科学史或者是诺贝尔奖的获奖史来看，都是这样。科学上有两种状态，一种是常规科学，就比如科学的大厦已经造好了，再在这大厦上开扇门挖扇窗，中国科学家在这方面做得比较多。
还有一种是推倒原来的结论，重新建造一座科学殿堂，或者开辟新的科学领域。这是科学革命。这就需要走一条新路，甚至怪路。爱迪生实验室里有这样一句格言：“只有离开大道，在崎岖小路上行走的人，才能看到别人看不到的景象。”英国卡文迪许实验室有许多科学家在原子研究中获奖。后来，却离开这个曾经是“肥沃的土地”的领域，开辟了射电天文研究和血红蛋白研究两个新的领域，这两个科学领域具有创新性，结果，又有不少科学家在这两个领域的研究中获奖。
我们也要有另辟蹊径的精神。科学无禁区，不需要与常规保持一致，需要有一点离开常规的精神。
姚诗煌：科学上真正重要的突破，往往是不可预知的；正是这种不可预知性，使得一旦获得突破，就能给人类带来出乎意料的惊喜，以我们原来未能预见的方式，改变我们的世界。所以，科学是反传统的，是超越常规的。我们要提倡无私的奉献精神，当科学研究与个人利益发生冲突时，将前者无条件地放在首位，为科学事业作出个人牺牲，但科学突破的第一要素，是思维的突破，是敢于突破前人、突破教条的胆略和勇气。所以，科学必须鼓励大胆的创新，必须给异想天开的人和特立独行的人留有余地。
鼓励多种学派营造文化共生态
胡守钧：对待文化问题，包括科学思潮上，不能搞斗争哲学、不允许各种学派存在。我们要提倡社会共生论，创造文化共生态。
这个共生态的维系要有两个基本条件：
1、要有学派。没有学派很难有文化共生态，有了学派可以互相探讨、激励，把某个想法做到极致，每个学派都如此，相互争鸣，促进科学发展。
2、科学信息传播的自由。中国的科学家容易受媒体的影响，信息来源的单一化往往限制人的创造性，同一种声音就会造成“三人成虎”的状况。科学信息传播要有多种来源。
朱长超：1998年，中国科学家评选出“十大科学新闻”，与美国科学促进会和美国《科学》杂志评出的“十大科学新闻”，十条中有九条不一样。
有科学史家分析，我国评科学新闻是从新闻角度来把握的，科学新闻中的热点新闻就被认为是科学上的前沿问题。科学家受媒体的影响比较大，注重的是新闻性较强的内容。
姚诗煌：中国有13亿人，头脑的资源非常丰富；我们编辑部经常会收到来自穷乡僻壤的稿件，说他提出了什么新的理论、创造了什么新的发明。这次世界数学家大会在北京举行时，从各地来了几十个拿着论文的“业余数学家”。所以，中国这么多人中，创新的资源其实是非常丰富的，问题是如何培养、教育、引导、支持，否则，许多创新的萌芽，或自生自灭、或盲目跟风、或步入误区，不能成为正果。对此，学校的教育、信息的传播、政策的引导，都具有重要的责任。
朱长超：灵感的创造需要思想的碰撞。水和石头碰撞会产生水花，石头和石头碰撞会产生火花，思想和思想碰撞产生灵感和创造。在科学思想上，要有不同意见，要有争论。其实，争论是创造的激发器，只有争论才能更好地逼近真理，才能激发思想。
比如近年来关于生态的争论就很有意义。有的认为生态危机很严重，一位丹麦科学家却以研究材料认为，我们对生态破坏的评估过于严重了，导致了社会资源投入的偏移。很多人都批驳他，认为强调生态危机对于保护生态环境是有利的。但这位科学家又反驳说，科学家究竟是舆论的宣传家还是根据事实说话的学者？这种争论很好。
科学需要有多种声音，要有多种学派，有各种不同的学术观点。科学园地要像热带森林，有乔木，灌木，有藤蔓，有小草，有小鸟等。多元化的生态效益高，稳定度强。科学的一元化、单生态对科学的发展是不利的。
“日本现象”值得深思
朱长超：从某种意义上讲，诺贝尔奖是一个国家科技发展水平的函数，也是一个国家创新能力的函数。从获奖情况可以看出一个国家科技发展的高度，也可以看出一个国家的创新水平。
用这种眼光看这次诺贝尔奖，今年日本有2位科学家分别获得物理学奖和化学奖。至此，日本一共获得过11个诺贝尔科学奖，上个世纪7项，新世纪的3年里又有4人次。而我们还几乎是空白。
这使我想起了两次竞赛。一次是在19世纪末，中国和日本的留学生纷纷去西方学习，中国学生一个劲地学造炮造船，日本学生则学人文科学，比如法律、经济，也学自然科学。德国的俾斯麦对此作出预言说：“日本渐兴，中国渐弱。”甲午战争前中国的炮、舰强于日本，但是没过几年，日本就超过了中国。甲午海战竟不幸被俾斯麦所言中。第二次竞赛，是前几年在内蒙草原的野营中，我们的孩子暴露出了不少问题，也输了。这两次竞赛我认为是有关联的，科学发展需要深厚的人文背景，科学的竞赛也包括体制的竞赛、精神的竞赛等等。科学只有在良好的人文大背景下才能更飞速地发展。
新世纪日本共有4人次获得了诺贝尔奖，这说明日本的科技能力、创新能力都在上升。这不是偶然的。日本有72万科学家，科学投入达1300亿美元，仅次于美国，居世界第二，比例上还超过了美国，他们的投入比我国要大得多。另外，日本在国策上也发生了变化，一开始是“技术立国”，重视引进，推崇模仿。现在则是“科技立国”，强调科技创新。所以，日本获奖的潜力增大，说明他们的“科技立国”、重视创造、教育革新已经慢慢取得成效了。
与日本相比，我国在科技发展速度和创新能力上仍显落后。诺贝尔奖的路，对我们来说还很长。日本和中国是近邻，两国一直在竞争，这次日本科学家又走在了中国的前面。我们要有紧迫感，要有忧患意识、竞争意识。
姚诗煌：近年来日本诺贝尔奖获奖者的增多，很值得我们深思。不要以为日本近几年经济连续不景气，就以为这个当年“亚洲四虎”中的第一虎，真的蔫了。不见得。日本是个很有特点的民族。越是逆境，越能激发一种内在的动力。日本民族有一种自觉的危机意识和应变能力。现在，面临着经济的低迷，他们更着力于科学技术的研究，尤其是创新性研究，加速从技术模仿型转变为技术创新型，试图从中走出“华山一条道”。他们会不会就像当年以自身产业结构的大调整，来应对严峻的“能源危机”一样，过几年又以一种新的强劲姿态，出现在世人面前？
我们从近代以来，一直在学习这个东邻之国，从最早的留日学生，到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技术引进、拿来主义，都是学习日本的。但是，遗憾的是，我们老是比人家要慢一拍。当我们不少人以为靠“引进”就可一步跨入现代化时，日本已改变了自己的做法，从单纯的模仿走向了自主创新，从“技术立国”发展到“科技立国”。现在，日本在科技研发上的投入，所占GDP的比率，已超过了美国。所以，日本连续3年出现了4位诺贝尔奖获得者，决非偶然。今天，日本在诺贝尔科学奖上的异军突起，很可能意味着明天他们在创新经济上重振雄风。
诺贝尔奖拒绝急功近利
姚诗煌：基础科学的研究，切忌急功近利。我在采访丁肇中教授过程中，看到人们经常会问他：花这么多的钱，将阿尔法磁谱仪送上太空，探测宇宙中的反粒子和暗物质，这可能带来什么用处吗？丁肇中总是回答得很干脆：我不知道。
确实，我们不能期望科学研究立刻产生经济效益。将科学研究的成果，转化为可以在工厂生产或可以在家庭中使用的东西，通常需要时间，需要有一系列的中间环节。这个时间，有的是很长的，一个世纪都不罕见。譬如，我们今天广泛使用的收音机、电视机，其电磁波的理论，可以追溯到17世纪时，数学家出于对小提琴琴弦振动产生的兴趣，从而建立的波动方程等理论。
法拉第发现电磁转化规律后，当时的国王威廉四世问法拉第：你的科学对我有什么用？法拉第的回答是：“我不知道，陛下。但我确实知道，有朝一日，您将对它们征税。”
科学研究的目的，是认识未知世界、掌握未知规律，既然面对的是“未知”，怎么能要求现在就讲出科学研究能带来什么效益？我们可以要求应用性的研究，产生经济效益，但不能要求基础性的科学研究也这样做。科学是不能致富的，能致富的只是技术。
科学和技术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两个不同的阶段。我们经常将两者混淆在一起，这本身就很不科学；再将这种混淆的概念，体现在政策制定、科研的组织管理上，其产生的贻误就严重了。我觉得，我们得从这个层面上，来探讨能不能得诺贝尔奖的问题。
朱长超：相对论的提出没有功利性，DNA双螺旋结构发现时也没有看到具体的应用，但是，后来它开创了规模巨大的基因产业。因此，科学研究要强调“非功利化的精神”。
社会氛围对科学家的影响也很大。现在一些社会思潮，如言必及利，急功近利，对科学研究和科学家的影响不小。科学创新不是线性发展的，常常很难作出量化的计划，急功近利是不行的。科学的突破常常需要坐十年，甚至几十年的冷板凳。因此，科学家一定要淡泊名利，要有高度的敬业精神，勤勤恳恳做科研。
社会的浮躁喧嚣对学术带头人也有影响。不少学术带头人稍有成就，就成了会议专业户，成了上镜的明星，忙于各种应酬，学术似乎成了副业。社会转型时期的一些思潮对科研队伍的思想、精力、时间的冲击太大了。社会科学的研究似乎也有这种情况。
（本版文字整理、编辑：陈琦芳、江世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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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贝尔奖带给我们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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