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来，泰国、肯尼亚、黎巴嫩、蒙古、巴基斯坦、孟加拉、菲律宾、格鲁吉亚、尼日利亚、斯里兰卡、马达加斯加、蒙古等发展中国家，危机频繁，动荡不止。为什么这些国家的民主没有带来人民所期盼的和平与繁荣，反而成了各种危机的成因呢？它们的民主出了什么问题？我们又能从中汲取什么教训？为了回答这些问题，我们有必要了解一点西方先哲对民主问题的思考，这会帮助我们弄清发展中国家今天民主困境的根源、了解西方民主原教旨主义的盲点，并使我们可以更好地为中国的民主建设做一些前瞻性的思考和布局。
谈民主是要追溯到古希腊的，因为那是西方民主的发源地。当时希腊的雅典城邦实行了民主制，男性公民（不包括女性，也不包括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奴隶）通过公民大会来决定宣战与媾和、法庭终审等重大事宜。古希腊的伟大思想家苏格拉底，因“腐蚀青年思想”之罪，被这种制度判处了死刑。他的学生、古希腊的另一位思想巨人柏拉图对此愤愤不平，认为这是“暴民”统治。这位晚孔子124年出生的西方先贤一贯认为：人的智力、品行和能力是有差异的，而古希腊的民主制度，否认这些差异，预设所有男性公民，不分良莠，都行使同样的政治权力，结果导致了“暴民”政治。为了说明自己的观点，柏拉图还提出了一个发人深省的问题：如果你病了，你是召集民众为你治病呢？还是去找医术精湛的大夫呢？你一定会去找医术精湛的大夫，那么治理一个国家，其责任和难度远远大于一个大夫，你该找谁呢？
这个问题代表了柏拉图的精英主义政治理念，长期影响了欧洲政治的发展。从今天的标准来看，柏拉图的精英意识也许过强、民众意识过弱，雅典民主制度虽有各种缺陷，但毕竟是人类历史上最早的民主尝试，功不可没。同样，柏拉图的观点虽有不足之处，但他提出的问题在今天仍有现实意义，多少国家就是因为一人一票选出了恶人而走向了灾难。最典型的例子当属德国的希特勒，他的纳粹党利用德国人民对经济和社会问题的各种不满，采用民粹主义手段，轻而易举地在1933年获得了37.4% 的选票，成为德国议会的第一大党，以理性著称的德国人结果选出了仇恨人类的希特勒执政，最终不仅给德国带来的灭顶之灾，也差一点毁掉了整个西方文明。如果柏拉图活到1933年的话，他一定会说，我早就预料到了这一切。
西方一些国家现在把本应该是内容丰富、文化深厚、操作精致的民主大大简化，连经济发展、教育水平、法治社会、公民文化这些优质民主的基本要素都变成了可有可无的东西，惟有一人一票的“程序民主”才代表真正的民主，结果导致了第三世界的劣质民主层出不穷：贪官污吏通过贿选当政易如反掌，大批政客只知道争权夺利，永远以民主的名义，行使民粹主义、部落主义和黑金政治之实，他们的国家也因此频频陷于动荡甚至战乱之中，经济凋敝，民不聊生。
历史证明：只有优质民主才是人民之福，劣质民主只能是人民之灾；只有好民主才是好东西，烂民主只能是坏东西（注意：我这里说的是“好民主”与“烂民主”，而非“好民主”与“坏民主”；“好”与“烂”是一种品质鉴定，“好”与“坏”更多是一种价值判断）。中国的政治改革一定要拒绝烂民主、建设好民主。像中国这样一个超大型的国家，本来就有上千年的精英治国的传统，我们民主建设的总体方向应该是逐步建立起一整套一流的人才选拔机制、一流的民主监督机制和一流的社会协商机制，并最终落实到人民的“优良的生活”，这大概也是柏拉图当年提出的问题对我们今天民主建设的启示。
有人说，只要制度好，领导人的素质好坏无所谓，瑞士就是个例子，七个联邦委员，每人轮流担任一年联邦主席，瑞士很多国民不知道自己国家的总统是谁，因为换得太勤了，瑞士不也是运转得挺好吗？但瑞士是一个超级小国，其独特的政治制度也是经过了长期磨合才形成的，中国模仿不了，美国、法国也模仿不了，也没有必要模仿，因为各国的传统和条件差别太大，就像瑞士几乎家家都有枪支，中国能学吗？发展中国家总体上法治建设尚未完成，政治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密不可分，所以领导人的素质往往在很长时间内对一个国家的命运具有决定性的影响。比方说，没有邓小平，就没有中国今天的改革开放。即使在美国这样的国家，令人不敢恭维的小布什连任两届总统，结果领导无方，美国国运便直线下降，连奥巴马总统现在也不知道美国何时才能走出经济危机，世界也迅速进入“后美国时代”。
古希腊还有一位伟大的思想家，叫亚里士多德，他对什么是优良政体也有深刻的见解，他认为一个优良政体至少需要两个条件：一是中产阶级占多数，二是法治的确立。他认为中产阶级倾向稳定，他们不会像穷人那样容易图谋他人的财物，也不会像富人那样容易引来别人的觊觎，所以中产阶级是优良政体的基础。亚里士多德非常强调法律的作用，他认为一个城邦只有能够维持法律权威时,才能说明它已建立了优良的政体，并指出：如果民选领导人，没有法治的规范，就极可能成为独裁和暴君。
他的这些思想对后来西方民主制度的建设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从世界的经验来看，没有一人一票而有法治和广大的中产阶级，一个社会可以运作得很好，最典型的例子就是香港，而光有一人一票，没有真正的法治和广大的中产阶级，民主的品质一定不高，出现劣质民主的概率极大。本文开头提到的那些陷入民主困境的国家，其根本的原因几乎都是中产阶级太小、法治太弱。比方说，肯尼亚去年的大选出现了争议，既没有具有公信力的司法体系来裁决，又没有强大的中产阶级支撑社会的稳定，于是不同的派别和部落就开始了厮杀。纵观世界民主的发展过程，发展中国家建设民主的最佳切入点，不是一人一票，而是大力发展经济和教育、不断壮大中产阶层、努力推动法治建设。中国正在走这条路，2020年我们的中等收入者将占人口的多数，这将对中国的民主建设产生极为深远的意义。
谈民主是不能忘记法国激进思想家卢梭的，他最早提出了“主权在民”的思想，激励了一代又一代为民主甘愿抛头颅洒热血的民主志士，但卢梭在其名著《社会契约论》中也提出了一个今天似乎被人们遗忘的深刻问题。他假设一个国家有一万公民，那么每个公民所能享受到的主权就是万分之一。如果这个国家的公民是十万人，那么他的主权就是十万分之一，也就是说，一个人手中这一票的影响力，一下子就小了十倍。他由此而推论，国家越大，一个公民对自己国家的影响力就越小，民主的效果也就越差。卢梭本人对此也未能提出真正的解决办法，但他认为比较理想的民主社会应该是小国家、小政府、贫富差距也不要不大，以免引起对抗。在我们这么一个十三亿人口的超大型国家里实践民主，我们的制度设计中一定要认真考虑和回答卢梭当年提出的这个问题。
最后还要提一下哈耶克，他是西方自由主义理论的大师，他把民主严格界定成一种决策程序，一种手段而非终极价值，他认为终极价值是人的自由。哈耶克反对民主多数的滥用，认为即使是多数同意的决定也不一定具有合法性（比方说大部分人决定要分掉小部分人的财产）。不管你如何评价哈耶克的自由主义学说，但他在其名著《通向奴役之路》中对民主建设提出的一个的忠告值得注意。他是这样说的：“我们无意创造一种民主拜物教。我们这一代人可能过多地谈论和考虑民主，而没有足够地重视民主所要服务的价值”。看看今天这个世界，那些极力在全世界推销西方民主的人，几乎都是民主拜物教的信徒，总认为一人一票，就可以解决世界的所有问题，结果把多少国家搞得四分五裂，生灵涂炭，但自己对别人连一声道歉都不说，这种傲慢与愚昧导致了近年美国政治软实力的大幅下降。哈耶克关于民主所服务的价值高于民主本身的观点，对我们今天的民主建设仍有启发。我们进行民主建设过程中应该首先考虑民主所要服务的价值，这个价值应该是国家的良好治理和人民的幸福生活。
我们应该从这个价值出发，来思考我们的民主建设，而不是为民主而民主，更不能为了迎合西方国家的认可而去投其所好。我们一定要以中国人的眼光，为解决中国人面临的问题来研究和实践民主，只有这样才能确保中国的国运昌盛和人民幸福。我们30年经济改革的经验已经证明，中国走自己的改革开放之路，虽然也有诸多问题，但总体效果比那些跟着西方亦步亦趋的发展中国家要好得多。政治上也一样，照搬西方民主模式的发展中国家没有真正成功的，成为失败国家的倒不在少数。从这个角度说，中国只有走自己的民主创新之路。我们要汲取人类政治文明发展过程中的一切经验和教训，拒绝烂民主，实践好民主，逐渐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富裕、和谐、民主的伟大国家。
补充：
前几天我在巴黎参加了“中国与西方知识分子高峰会”，探讨中国模式及其国际影响，其中不少讨论内容都涉及到了民主问题，我在会上谈了中国人秉持“实事求是”的理念，绝不人云亦云，而是坚持通过对事实的检验来确定事物的是非曲直。比方说，西方这么多年在世界各地推动所谓“民主化”，口号非常漂亮，但一看事实，人们就不得不质疑：为什么南斯拉夫一推行西方的“民主化”就崩溃了，为什么苏联这样做也解体了？为什么戈尔巴乔夫在西方那么受宠，但却被本国大部分民众所唾弃？ 为什么台湾学了西方模式，贪腐更严重了，经济也滑坡了，社会也分裂了？为什么韩国“民主化”后的不少情况也和台湾类似，还不幸地成了1997年和2008年两场金融危机的重灾区？为什么东欧“民主化”已20年了，但根据欧盟权威研究机构的评估，其民主品质普遍还不如陈水扁主政时的台湾？它们的经济命脉也完全被西方公司控制了，真不知道它们如何度过这场金融海啸。为什么整个第三世界都找不到一个通过西方民主化而解决了腐败问题并实现了现代化的例子？总之，中国应该超越西方僵化的民主话语，汲取别国的一切经验教训，大胆地走民主创新之路，最终为国家的长治久安和人民的幸福安康，奠定一个深深扎根于中国土壤的体制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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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民主才是好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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