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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略议建设公共服务型政府(二)     
略议建设公共服务型政府(二)
[ 作者:谢昭武    转贴自:本站原创    点击数:1256    更新时间:2008-07-03    文章录入:admin ]

 


  三、空间布局

  由于各省和直辖市的差异大,国际竞争日益白热化,传统的集权持续几千年之久,因此,现阶段必须维护中央的集权,保持一个稳定的权力中心。如果失却这样一个权力中心,将会导致局面失控。
  在体制大致不变的前提下,由上而下反腐败最多只能起到暂时的威慑而已,根本就无法控制腐败的蔓延。我们国家有这么多的贪官污吏,贪官污吏形成了密实的关系网,没有一个体制的转变,根本不可能取得反腐败的成功。
  古代中国的官吏不多,反腐败常采用整风手段。皇帝一旦发现哪个地方有严重腐败的现象,可以派钦差大臣前往杀戮--凡贪污作弊者,根据钦差大臣的想法从严处理。比如康熙末期腐败已经比较严重,雍正一上台就严抓吏治,为乾隆时期的繁荣打下坚实的基础。如今的官吏非常多,又讲究人权、法律处理,一个案子从取证到结案要经过很长时间。现有的腐败案件那么多,岂是整风所能扭转的。在这样的形势下,现行的反腐机制显得软弱无力。
  政治改革的主要问题集中在基层,特别是市县两级。如果搞好了市县,镇和村就好办些。让市县的媒介、司法、人大相对独立,是治理基层腐败的根本之策。

  (一)保持中央和省相对集权,让市县镇村相对独立。

  从中央到村庄,一级比一级不规范,从第三级(市级)就产生了严重的问题,到了最后两级(镇村)就完全不象样了。中央的领导班子无论多么能干,都无法有效管理市县镇村四级。从布局上看,在市以下基层构筑一个有力的监督体系,可以弥补中央鞭长莫及的不足,有利于建筑好行政金字塔的下部。这样中央可以集中精力管好自身和省级,而市县镇村能够较好地“自我规范”。省级政府搞好了,也可以带动市级以下政府的管理。
  市是承上启下的关键单位,也是县、镇、村产生腐败问题的主要发源地。就如一条河在这个地方有大量的泥沙流失,上流的清水到了这个地方就开始快速变混浊,而到了下流更为严重了。
  在市县建立自我监督体系,以减轻中央和省的管理工作。在保持中央和省相对集权的前提下,适当让市县两级发展民主、法制。假如市县能够构筑的效的监督体系,那么,长远上保证政局的稳定就没有大问题。即使出现一些大的问题而需要转变一些机制的话,也比较好办。因为,基层政府廉洁了,很多改革都是相当好办的。我们的政治改革之所以举步维艰,很重要一个原因就是基层政府严重腐败。

  (二)让市县镇的司法、媒介、人大相对独立,不再受基层党委和政府的管制。

  如果市、县两级能改革好,那么,镇、村两级的改革也不难搞好。反之,无论中央的政府多好,镇村两级都难以搞好。而改革市县两级,关键还是建立有力的监督体系。
  以县为例,纪委书记、法院院长、检察院院长、公安局局长的任命基本上由县委书记说了算,他们几个人和县委书记都是同一条道上的,怎么可能形成制衡呢?各个镇委书记向县委书买官,买了官之后,必然要贪污。假如某个镇长贪污200万被抓了,他的人就会去找县委书记、纪委书记、检察院院长和法院院长,让检察院做成挪用公款20万的罪证,让此贪污犯上交国家20万,让法院从轻处理,结果就是判坐牢几年,在这几年的坐牢中,这个案犯通过行贿就可以常常出来(比如监外就医),甚至可以快迅减刑。民众想通过新闻部门曝光,但由于媒介受到政府的控制,因而无可奈何。
  如何瓦解这种“同流合污的利益共同体”呢?唯有把监督力量和公共权力分开来,才能发挥监督公权的作用。也就是说,要让基层的司法、媒介和人大独立起来,不再受基层政府和党委的管制。

  四、利益安排。

  任何改革总是不可避免地会损害一些群体和个人的利益,对此应该有个相对合理的、可行的利益安排。如果利益安排不合理,必然会影响改革的开展,并产生巨大的负面影响。要建立完善的法制,并培养大量律师,以妥善处理利益纠纷。
  要调节十三亿国民的利益,是非常困难的事情,很多的偏颇是在所难免的,只能不断加以调整。对此,国民要予以理解,并保持克制。和气有利于广大国民的利益,过激的行动往往无助于争取利益,反而会造成许多损失。改革开放以来,部分国民的利益长期受损,有些人会利用发展民主之机煽动群众闹事,从而使局面难以控制。因此,游行示威必须先经政府同意才能够举行。
  腐败是在不然而然中产生的,权力从来就是腐败的温床。许多利益是可流动的,权力是可调控的,政治改革也是可调控的。政治调控的主要任务是调整利益安排,使社会分配合理化。目前要通过良好的机制,让大量“不义之财”逐步流回国库和民众的口袋。既得利益阶层有钱有势,广大的弱势群体缺乏有力的利益代表。既得利益阶层是顽固的、懒惰的,如果没有强大的压力,他们一定会反对改革的。自私自利、不负责任是中国富有阶层和官僚阶层的本性。许多好事都是步步进迫产生的,对既得利益阶层必须施加压力--让他们看到不改革的话,国家将不可避免地走向绝境,既得的利益将付诸东流。
  利益调控是根本的调控,是改革出发点,必须务实处理。各个阶层都有自身的特殊利益。允许各个阶层表达自己的要求,让各个阶层的利益诉求形成一个动态的平衡。片面抹杀一方的利益,在长远上必然受到其抵抗乃至破坏。过分地照顾某一方面的利益,长远上并不能使其真正受益。

  (一)取消不合理收费,千方百计提高资金使用效益,使政府逐步向不获利转变。

  公共服务型政府是一个无私的政府,要求政府不以获利为目的。一个政府如果想获利,必然会出台“自私”的政策,从而损害民众的利益。乱收费,就是许多部门自私的表现。挥霍公款,是无视民众利益的表现。部门利益和领导的个人利益,一直是改革的最大阻力。要完善行政预算制度,严格控制各部门、各级领导干部的行政成本。要建立领导干部开支公开制度,方便民众监督领导干部。
  庞大的干部队伍消耗了大量的财政,使得政府用于公共建设的投资不多,严重损害民众的利益。目前的就业压力相当大,政府裁员面临着一系列难题,大量人员无所事事,政府缺乏资金办公益事业,而公共环境却急需改善。短期内可以考虑让所有人员轮流参加公益劳动,比如植树造林。这样既有利于改善社会环境、改善政府与民众的关系、发挥劳动力的作用、培育良好的政风……又避免国家工作人员无事生非。

  (二)维护多数人的利益,牺牲少数人的不合理利益。

  再来一次大革命,中华将会沦为劣等民族。如果不能进行成功的政治改革,中华很可能要再次悲哀一百年、几百年,在这悲哀的日子里,恐怕没有多少国民有好的生活。任何一个人、一个团体,无论是大官小官,相对于中华民族的福祉来说,太渺小了。许多该死的人却不愿意承认自己阻碍社会发展,总不愿意自杀谢罪或重新做人,而是把活着的人拖入火坑。为了大众的利益,为了造福子孙,少数利益受损者要有牺牲精神,要认清这是时代的需要,腐败者更要认识到这一点。

  (三)削弱官僚利益,使公务员向服务员转变。

  削弱官僚利益,首先从大量减少行政开支入手。减少行政开支,既可以减少腐败机会,又可以节约国家财富,把更多的财富投入到公共领域,对于建设公共服务型政府非常有益。大部分基层政府的财政收入并不少,由于大量资金被贪污浪费,才造成基层财政紧张。建立保护农民的法规,严禁基层政府向弱势群体(特别是农民)乱收费,把弱势群体的利益保护起来,是保持大局稳定的根本措施。

  (四)建立社保机制,充分发挥慈善组织的作用,调节各方利益,特别是保护弱势群体。

  就业问题、贫困问题有日益加重的趋势,无论是否开展改革,都会有部分国民陷入困境。只有逐步建立良好的社会福利,改革才能顺利开展。如果部分国民陷入困境,却得不到最低的生活保障,那么,治安乃至混乱必然严重影响改革。
  在香港,百分之百的养老金是由企业家捐赠的。我们国家还很穷,更需要和衷共济的精神,富有者应该负起更多的责任,以利于国家的稳定发展。

  五、政治改革的主体布局

  全体国民都来搞民主,必然会付出巨大的代价,而效果并不好,即使效果过得去,效益也是很低的。国土广阔,人口众多,一下子在全国范围内搞大民主,实在难以控制。建设公共服务型政府只能由少部分国民来组织,大部分国民可以坐享其成。

  (一)民众、精英阶层、媒介、监督机构推动政府转型。

  大家都知道民主好,可是很少人会努力去推动,真正实施民主时,有些人会反对,有些人会暗地里搞鬼,有些人会动摇,有些人不认真执行。这些心态都使得发展民主相当困难。民主社会不是一厢情愿就能形成的,而是通过一点一滴的努力建立起来的,中间还有经历无数斗争。

  1、培育一支坚强的改革队伍,由精英带动,群众积极配合。
  多数国民缺乏意志,容易随波逐流。改革需要魄力、意志,奴才们、软弱者、无能者,都无法支撑民主事业。如果缺乏有力的改革,如此下去还是要重蹈历代王朝的命运。这是众所周知的趋势,可是,大部分国民相信天命,缺乏尽人事的意识(意志),他们并不努力,也不愿为改变国家的命运作出努力,不愿正视存在的问题,自私自私使他们根本就无视公共利益。如果没有几百万高素质的“民主战士”,没有一批精英来带动,国家的命运将不堪设想。
  2、团结起来反腐和建设民主社会。
  民心是一回事,要取得反腐败的成功,必须把民心凝聚成强大的监督力量。有心无力的情况相当普遍,恨帝国主义并不能使帝国主义灭亡。由于国民普遍缺乏公共精神,现有的社会机制并不好,因此,多数国民对正直的人和事缺乏热情和支持,造成正不压邪的局面。正义的力量不团结起来,就成了一盘散沙。邪恶的力量一旦勾结起来,就有巨大的破坏力。在任何时候,邪恶的力量往往容易勾结在一起,正义的力量必须团结合作,才能战胜邪恶。
  国民缺乏齐心协力解决社会问题的精神,多数人怕出头、怕吃亏自己,都在等着瞧,都在被动地消耗自己和别人,都在眼睁睁地看着问题一天比一天加重,而懒得去理会。时至今日,中华再次面临生死的考验。民主战士要面对贪官污吏的利诱与威胁,要面对生与死的考验,就如上前线的战士一样,只有团结奋战、不怕牺牲,才能取得政治改革的胜利。

  (二)在建设公共服务型政府的过程中,共产党起主导作用,其它党派和社团起辅助作用。
  就如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允许其它所有制发展一样。在政治上,可以坚持以共产党为执政的主体,允许其它党派适当发展,在多党并存的民主体制下保持一党独大的权威体制。共产党努力做到“三个代表”,其它党派的发展是共产党的有益补充,两者的关系主要是合作、互相促进。在多党并存的体制下,要保持共产党的权威,让民主党派发挥一定的监督和制约作用。我们国家存在很多历史难题,需要逐步消化,现阶段不能象一些发达国家一样搞多党竞选制。

  (三)发挥学者的引导作用,发挥律师的裁判作用,发挥记者的公开作用。
  一个民主、法法的社会,必然充分发挥了民意代表、高参、律师、记者的作用。解决社会问题最需要良策,公共服务型政府必须广泛听取学者的意见,以优化政府决策。国民对社会问题时常有些不知所措,这需要学者的引导。在法治社会里,大大小小的社会矛盾主要是通过法律途径解决的。目前,司法应有的职能远远没有发挥作用,而政府管了太多不该管的事,也有大量的事情管不好。反腐败必须建设透明化的机制,公共服务型政府必须让国民享有充分的知情权,这除了要让监督制度透明化、程序化之外,还要充分发挥记者的作用。舆论曝光上相当强大的,它可以迫使不合格的官员下台,可以迫使有关部门妥善处理问题,可以迫使官员检点。

  (四)调控改革主体的策略。

  调控政治改革主体的目的是降低政治改革的成本,及提高政治改革的效果,必须牢牢把握好两点:

  1、控制选举人的数量和素质。
  当过多的国民投入于政治改革时,必然会浪费大量的人力,也容易产生混乱,因而有必要降低公众参与民主的热情。当参与政治改革的国民过少时,政治改革将难以开展,因而有必要提升公众参与改革的意识。
  由于人口多,大部分国民缺乏民主意识,因此,搞民主选举应该限制选举人的数量。比如,我国宪法规定,年满十八周岁的公民拥有选举权与被选举权。在实施中,可以考虑设定为“18周岁至45周岁拥有选举权与被选举权”。
  我国有6500万共产党员,他们具有相当很强的代表性,并具有一定的民主意识,因此,可以首先考虑实施党内民主、党内选举。为了保持政权的连贯性,让政治改革顺利过渡,竞选人主要在党内产生,党外人士只占一定的比例。
  2、控制被竞选人的数量和素质。
  竞选者越多,竞选的代价和难度越大。政府的提名不能多,并且要经得起舆论的监督。公众可以自行推荐竞选人,但必须具备良好的条件。对无党派人士参与竞选,应逐步放宽条件及增加数量,以形成良好的竞争格局。
  竞选的全过程必须是公开的、透明的,要接受舆论的监督。以往的竞选存在大量的作弊,严重影响选民的信心。

  六、政治改革的力量布局与竞争格局。

  强化监督是让监督的力量远大于在职官员的反监督力量,让人民、人民代表可以轻松监督公务员,让官员感到自身渺小而不敢违法乱纪。各级的腐败官员都是“聪明人”,他们结成的腐败网相当牢固,如果没有强大的监督力量,就无法取得反腐败的成功。不论哪一个党派执政,都会根据当时的形势制订合理的政策,只要监督得力,基本上是可以实现治理与发展的。如果监督不力,哪一个政党执政都是不行的。
  搞制衡,通常不会影响信任和效率的问题,只会迫使政府按制度办事、依法办事。相反,如果能够有效监督,让正风发扬起来,让正直能干的公务员较好发展,我们的行政效率、行政效益将会大大提高。
  美国的民主、自由,归根到底得益于公共权力得以制衡。首先实行公权制衡使美国深受其益。只要我们建立有效的制衡机制,中华一定可以崛起。

  (一)构筑监督体系--发挥多种监督力量,让民众可以轻松监督政府。

  在缺乏监督、腐败的情况下,大多数政治思想教育都是废话。中国人是比较胆小的、趋利避害的,只要有较完善的监督,并注意在监督上搞创新(以适应魔高一丈),是不难保证政府的廉洁的。在监督不力的时候,许多改革都无法令人满意。比如,合并镇政府,必然有人员变动,当官的就可以利用机会“买官、卖官”,正直的人士往往又再次吃亏了。我国的各项改革要真正取得成功,首先必须建立一个强有力的监督体系。
  仅靠政府的自我监督,是无法建立起公共服务型政府的。让出监督权,接受外界的监督,是转变政府职能的基本要求。如果中国共产党不能虚心接受人民的监督,那就是民族的悲剧。

  1、监督目标的设定。
  只有集中力量打击监督目标,才能以很小的代价换来巨大的效益。抓大案要案,强力监督重要部门和各部门的领导干部,是反腐败的基本模式。有些部门已经蜕化成为国家的蛀骨虫,它们大量搜刮民众的财富,引发无数社会问题。对这样的部门,非大力整顿不可。在不良的机制下,当事人有不得已之处,因此,很多小的腐败行为是可以谅解的。在多数单位里,只有少数几个人(领导干部)吃香,他们的财富相当于整个单位所有员工的财富,多数职工是骂他们的。如果能严格监督这少数领导干部,无疑解放了大量的员工。
  2、监督力量的构成:
  (1)个人的力量--通过法律程序直接控告违法的官员、政府部门。
  (2)利益团体的力量--各种商会组织、公共组织拥有相当的实力,可以对一些违法官员施加压力。
  (3)上级对下级、下级对上级的监督力量--一个官员违法乱纪,上级或下级中有些人会不满,尽管上级和下级之间在很多时候是互相庇护的,但仍然会互相牵制。
  (4)党内监督的力量--尽管自己监督自己并不容易,但也有一定的力量。
  (5)司法监督。司法部门经常开展的反腐行动,是一个强有力的监督。
  (6)人大的力量--利用知情权、问责权、罢免权。
  (7)审计监督。腐败体现在财务上,将各级部门、各级领导的审计结果公布出来,对腐败分子很有威慑力。
  (8)媒介的力量--媒介可以使腐败分子身败名裂,使其成为过街老鼠。
  (9)群众的自发行动。有些事情引起公愤,民众会自发采取游行示威、联合诉讼等活动。
  (10)其它监督力量。比如一些暴力型的监督,对于少数腐败官员,采取暴力有时候是没办法中的办法。
  民众拥有巨大的力量,只要合理组织,建立强大的监督力量并不难。监督力量的多元化,监督力量的逐步提升,将使腐败分子从穷于应付到无力反抗。在多元化的监督机制下,各个监督部门即使自身有些腐败,也会努力开展反腐败,监督部门之间互相监督、相互合作与竞争,促使各自走向正轨。如果仅仅依靠两、三种监督力量,那么,只要他们互相推诿一下,局面就很被动了。
  建立良好的监督机制之后,腐败分子就是纸老虎。腐败分子常常以钱收买监督者,大量的检举使他们的腰包越来越小,当他们的腰包很小时,他们也就不然而然地完蛋。允许民主党派适当发展,允许各种民间团体合法发展,对于提高体制外的监督力量是非常有益的。
  3、反监督力量的构成:
  腐败分子不会坐以待毙,他们手中握有大量的反抗资源(主要是金钱、权力和关系),这些反监督力量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1)腐败者个人的反抗。比如作假帐、转移财产、逃走、收买等。
  (2)利用关系网反监督。许多贪官污吏在上两级都有后台,出了事上边会干涉执法部门。要撕破关系网,必须有强力的监督。
  (3)威胁和拉拢监督力量。腐败分子采用报复或拉拢的手段,比如利用金钱、权力、美色等,使监督力量难以充分发挥。在监督人员中,有些人容易受反监督力量的报复或拉拢。
  (4)阳奉阴违。对于监督力量的攻势,腐败分子常采取阳奉阴违的策略,企图影响监督力量的斗志,使事情拖延了之或大事化小。
  (5)其它反监督力量。比如,通过上级关系不给或少给监督部门经费;安排一些品德低劣的亲信进入监督队伍,以削弱监督队伍的力量。
  当前的腐败相当严重,反监督的力量相当大。如果不能建立强大的监督力量,是很难扭转形势的。基层的监督部门本身已经变质,必须逐步注入新的血液,特别是建设新的领导班子,以提高队伍的战斗力。
  善于拉关系和拉人下水,是很多腐败分子的魔杖。人本来就有不少缺点,在金钱、权力、美色的引诱之下,有些监督者会变质,这是不可避免的,是一种代价。只要保持多元的、强力的监督机制,无论腐败分子如何利诱、威胁,都无法瓦解监督力量。
  4、监督力量与反监督力量的较量。
  监督力量有法律为依据,有广大国民的支持,有着取之不竭的力量。反监督力量拥有现实的金钱、权力、关系网,但不得人心。只要建立良好的监督机制,将民众的力量凝聚起来,监督力量一定可以逐步占据上风。当监督无力时,腐败将迅速蔓延。而当社会风气转变时,腐败分子也容易土崩瓦解。当前的风气令人不满意,反腐败显得举步维艰,大量腐败案件悬而未解,令很多国民恢心消极。实际上,只要真正把机制转变过来,腐败将迅速得以控制,社会风气将会迅速好转。

  (二)构筑良好的竞争机制,提高公共服务型政府的活力。

  适当竞争促进社会发展,使人民受益。垄断使人民受害或对人民无益。盲目的保护就如溺爱孩子,反而不利于孩子的成长与发展。政府机关和国有企业里边的家族垄断、权力垄断,是微观上行政垄断,其害处是非常大的。
  适度的竞争有利于维护社会的和谐与发展。毛泽东同志曾说过:以斗争求团结,团结存;放弃斗争求团结,团结亡。放弃竞争的和谐,反而不利于进步。发达国家一方面强调竞争,一方面重视关怀、福利,从而构筑了一种动态的平衡,值得我们借鉴。

  1、让监督力量与腐败分子自然地斗争。
  任何一个国家都有腐败,有了腐败并不可怕,可怕的是缺乏一种力量与之抗衡。一个国家要发展,必须建立一种对腐败有强免疫力的机制。
  监督部门要维护人民的利益,与官僚之间总是有些斗争、有些对立,这种斗争、对立对人民是有益的。监督与反监督之间的较量公开化、透明化,让民众看得清楚,让法院、媒介作裁判,总比那种阴暗的行政机制好得多。
  2、适当让民主党派发展。
  物以类聚,人以群分。有共同利益(包括共同的思想观念)的人总是容易走在一起,时间长了也自然形成党派。在规范的情况下,党派间的合作、竞争是有利于社会发展的。一些党派之争之所以会产生大的危害,主要在于缺乏规范,比如派系竞争(斗争)是在违法乱纪、不顾公众利益的平台上开展的。党派的过度垄断不利于国家发展,因此,在坚持共产党为领导下,必须让民主党派适度发展。
  没有永远正确的政党,也没有永远正确的人。只有永远支持有益的行为。正派有时候也会做蠢事,邪派有时候也会做好事,很多派别并不是明显的善或恶。衡量一个党派,关键是看其所作所为,而不是看其口号。在透明的制度里,邪恶的党派的存活率是相当小的,更是难以发展的。适当放开党派的管制,必然会滋生一些不良的党派,但只要有透明的制度,就不会产生大的负面作用。当然,不能过快让民主党派发展,有些限制是完全必要的,因为改革需要一步一步进行,而国民的鉴别能力还有待提高。
  在多党制国家里,各个政党竞选成功则可以组成内阁。竞选失败则可以严密的监督政府,使执政党和政府受到一定的制约。在走有中国特色的宪政道路上,要逐步允许民主党派的发展,为往后的多党竞选打基础。在搞党内民主时,应考虑让其他党派充分发挥类似于人大的作用,但在罢免某些共产党的干部之后,任用上仍然以共产党员为主。在民主党派的监督下,在党内的自律下,一些不合格的共产党干部必然下台,优秀的共产党员逐步上台,经过十年、二十年的努力之后,共产党的素质可提升到新的层次。到时候如果搞多党竞选的话,仍然是共产党取胜。
  3、基层领导干部逐步走向竞选制。
  在市县公开选举出来的人大主任、法院院长,如果工作不力,就会受到罢免。在公开选举之前可以搞好许多改革,并打好必要的基础。比如,逐步放开媒介管制(提高政府运作的透明度),逐步让基层法院摆脱地方党委和政府的牵制。
  4、打破垄断。
  政府机关和国有企业里边的家族垄断、权力垄断,是微观上行政垄断,其害处是非常大的。正如胡鞍钢先生所说的:“反垄断是一场深刻的社会变革,它已成为中国目前改革的重中之重。”
  5、通过斗争维持社会和平衡发展。
  在一个国家里,保持动态平衡比较有利(相对静态平衡而言)。过去,我们的政治体制有时候过分强调斗争(比如阶级斗争),有时候却抹杀了必要的动态竞争。这两个极端都造成了巨大的损失,都是应该避免的。当前,要想再保持静态的平衡已经不可能了,民怨正在逐步发泄出来。因此,在政治改革中,要特别注意控制动态平衡,不应再寄希望于静态平衡了。
  毫无疑问,政府与人民之间永远存在或大或小的矛盾,人民对政府永远存在一些不满。对有十三亿人口的国家来说,政府与人民之间的矛盾只要增加一点,都会产生无数灾难。亲民是一种有力的缓和手段,但如果没有真正让人民受益,老百姓是不信服的。

  (三)政府引导民众和服务民众,民众监督和影响政府行为,让政府与民众形成互动机制。

  为了促使政府自我完善,为了让民众通过合法途径维护自身的利益,必须建立政府与民众的互动机制。没有民众的压力,政府将变得怠慢、不思改革。没有政府的良好服务,民众的发展必然受限制。互动机制首先是允许对话,其次是公平选举,再次是司法、舆论的独立。

  (四)调控监督力量与公共权力的策略。

  制衡是可以调控的,就如调控宏观经济一样。当监督力量相比反监督力量过弱时,可以通过一些措施提升监督力量。当反监督力量相比监督过弱时,可能意味着有些监督是多余的,因此,可以通过一些措施削弱监督力量。目前,监督力量远比反监督力量小,产生了无数问题,因此,当务之急是逐步提升监督的力量。
  政治是可调控的。以革命来解决政治问题,是政治调控的失败,是最不满意的结局。和平改革是我们走向复兴的唯一出路,我们必须背水一战。再来一次革命,我们将成为劣等民族,并永远失去成为世界强国的机会。
  政治体制的完善需要一个过程,的确需要对监督力量进行必要的控制(有时候是点到为止),通过监督的调控作用逐步使政府走向廉洁。有时候,动用体制性监督比非体制性监督更有效,有时候动用非体制性监督比体制性监督更有效。
  可以监督政府的实体相当多,这是监督的潜在资源。目前,政府的权力过大,反监督的力量特别大,因此,有必要千方百计提升监督力量。提升舆论监督、司法监督的成本比较小,操作也比较简单,是首选的两种方式。

  1、逐步提升监督力量。
  面对人民群众的强力抵触,一些官员已经有了一点收敛--再作大恶之事就要完蛋。要想一下子处理大部分腐败分子,是不大现实的。新的监督体制要有一定柔性,不是呈一时之强,而是逐步加强,能迫使领导干部逐步转变直至改过自新。
  2、逐步压缩政府权限。
  当政府或官员的权限过大时,是不容易监督的。压缩政府权限有利于减少腐败的机会,有利于削弱官员的权力,使之容易受监督。削弱政府权力,归根到底就是使政府的权限减少、减小,使政府的行为纳入法律的监督之下。修宪、减少大量审批项目、实施行政许可法,等等,对于削弱政府权力都是非常有力的。随着政府权限的压缩,政府和官员不得不放下架子接受监督。一个优秀的官员应该善于接受民意,在做每个大决策之前,都要对民主有充分的理解。尽管有些民意工作显得多余,却是避免许多失误必须付出的一种代价。
  3、平衡监督力量与反监督力量。
  改革不能是三分钟热度,不能呈一时之强,必须稳扎稳打。改革中肯定会有不少折衷的地方,但一定要保持改革的进度。改革需要建立一个调控力量的体系,当监督力量过大而妨碍执政时,可以降低监督力量,反之,当监督过小时,要提升监督力量。监督力量不是呈一时之强,而是逐步加强,而政府的能力应该可以逐步提高。社会公正是动态的,必须时时注意维护。如果稍有松懈,不公正的行为将产生种种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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