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目前很难生产出类似《功夫熊猫》这样的动画大片，即使偶尔出一两个优秀的作品，也不是必然的趋势，无法持续发展。”清华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尹鸿教授说，中国文化产业最大的软肋是不成规模，文化产业所有者太多，都是分散经营、缺乏整合，大家都各自为战，无法形成一个能够托举出优秀作品的 生产机制，更缺乏有竞争力的文化产品。（6月27日《中国青年报》）    
　　好莱坞梦工厂的喜剧动画片《功夫熊猫》正在国内热映，第一个周末就创下了3800万元的票房纪录，片方希望第二个周末的票房超过8000万元，甚至破亿。这也引发了中国动画、电影乃至整个文化产业的思考。一位看过影片的观众说：“《功夫熊猫》惟一的缺点，是它足以让很多中国电影人感到羞愧。这部电影所有的东西都是中国的，可为什么是外国人拍出来的？”这个问题正是很多观众想问的。    
　　尹鸿教授认为，中国文化产业最大的软肋是不成规模。但为什么不成规模，为什么不能“形成一个能够托举出优秀作品的生产机制”，其实更值得追问。中国不缺乏优秀的导演和编剧，对商业化运作体系也并不陌生，为什么整个电影产业不能壮大？每年出产的优秀作品少之又少？    
　　姜文导演的第一部电影《阳光灿烂的日子》惊艳世界，第二部带有姜文独特历史观的《鬼子来了》却给他带来无数麻烦，也让他不得不沉寂多年。《鬼子来了》获得了戛纳电影节评审团大奖，却最终在国内无法与观众见面。这部电影让姜文明白了在中国什么样的电影是不可以做的。　
　　从地下“转正”的贾樟柯，当初也体会过电影被禁的苦涩。在2007年初的一次专访中，他指出了“市场选择的背后是行政权力”的实质。他说，“今天商业大片在中国的操作，是以破坏我们需要遵守的那些社会基本原则来达到的，比如说平等的原则，包括它对院线时空的垄断，它跟行政权力的结合，它对公共资源的占用……”（2007年1月10日《中国青年报》）他还谈到了技术审查的弊端，以及电影分级制度何以迟迟不能出台。　
　　我们的国际电影节，也正在沦为“鸡肋”，因为国际大腕都不愿意来。一位参加过很多国际电影节的国际发行人说，“中国电影审查制度是一个紧箍咒。“我们现在不仅是进口影片要经过上级主管部门的审查，即便是参赛电影节的影片也需要有主管部门的审查，这点和其他国际电影节是完全不同的，国外的电影节选片人的权力是很大的，他们完全根据自己的判断就可以决定影片是否入围。”    
　　谈到国内动画片的创作和生产，重庆视美动画总导演周宗凯认为，“我们在用一种‘老人文化’在管理和看待”。什么是“老人文化”？好比现在一个上了年纪的爷爷奶奶，在他们的意识中，糖就是孩子们天生喜欢的东西，所以就给他们糖，实际上，现在的小孩子还喜欢糖么？周宗凯直言，熊猫，就肯定是那种毛茸茸憨厚的形象，谁要设计成《功夫熊猫》里的熊猫，口水会淹死人，审查会通不过。（6月24日《时代信报》）    
　　对所有中国导演而言，审查永远是一柄悬在头顶的达魔克利斯之剑。除非你不做电影了。但是其他文化产业又能好不到哪里去呢？本来运作得好好的选秀节目，广电总局却要求“不能哭”；作家陈希我写了一部小说《冒犯书》，2007年初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后来台湾出版了繁体字版，却因繁体字版未对书中“性描写”作删节处理，台湾出版社寄给陈希我的样书也被定性为“违法行为”……到底是什么阻碍了中国文化产业的发展，不是很明白吗。    
　　1980年10月8日，在逝世的前两天，电影表演艺术家赵丹在《人民日报》发表了《管得太具体，文艺没希望》的文章。他认为，“管得太具体，文艺就没有希望，就完蛋了。”从电影而推及整个文化产业，又何尝不是如此？文艺复兴、文化大发展的充要条件，只能是允许文艺的自由发展，允许文艺工作者尽情挥洒创造性和想象力。公权力插手越多，条条框框设立得越多，越容易窒息文化产业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