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加工作我才知道当官的有多么的无耻,他们白天西装革履, 在主席台上喊着“三个代表”、为人民服务等口号，晚上就抱着小姐玩或者是去大吃大喝,我感到很好笑,刚刚开会不是还说要反腐倡廉吗?只要一散会就变了个人似的.
　　大学毕业后,至今工作了四年,一直不被组织接受,人家都说我思想消极，说话时候观点偏激，每次要我汇报思想，我都说我自己思想还不达标，还需要组织考验，次数多了，他们都知道我的内心想法。
　　我痛恨说假话的人，尤其是那些官员说假话，这种造假之风成了我党政治文化的精粹，在公开场合说假话已经成为官员人格的一部分。大多数政府官员都是具有两面人格的人物，他们最擅长的“为官之道”就是能轻松自如地随时转换两幅不同的面孔：在公共生活中，官员们习惯用官腔官调讲各种连自己都不相信的谎话，成克杰、陈希同之类有关“廉政”的说教曾被编成语录集锦发行，但这丝毫不意味着他们将按照自己的公开说法施政与生活；实际生活中，这些官员贪污受贿、嫖妓养“二奶”，鱼肉百姓，胡作非为。官场的迅速腐化堕落必然引致整个社会的堕落，中国成了一个犯罪率最高的国家。许多地方的基层政权行为更是已经彻底流氓化，与黑社会没有本质区别.
　　因为如此，所以闹出了许多的笑话，比如官员们昨天还在主席台上讲要反腐倡廉，今天就立刻被“双规”。从道德伦理方面来看，当下的中国正处于空前的“礼崩乐坏”的状态。政府官员的高度腐败与整体性道德败坏，超过了世界上所有的发展中国家。要言之，中国政治精英在这20多年当中经历了从有信仰到无信仰，从无信仰到耍无赖，最后走向黑社会化的一个过程。且不谈社会良知以及其他较高层次的道德观念，连处于较低层次的一些道德伦理准则，如维持社会成员之间关系的信用（信任）都不复存在。这里只分析与中国政府赖以立党立国的经济建设息息相关的经济信用问题。
　　中国的信用严重失常关系到政府、行业协会、信用中介机构与信用消费者等4个层次。政府在这方面起了相当恶劣的示范作用，因为它本身就是一个虚假信息的制造者与提供者，统计数据造假与“为维护党与政府形像”而制造假新闻均举世闻名。这一传统可以追溯到共产党建政早期著名的“大跃进”期间，那时的产量造假达到非常荒唐的程度。这在邓小平时代前期（20世纪80年代）有所收敛，但到了上一世纪90年代，仅凭几个经济发展指标就决定干部任用待遇的做法，鼓励大量政府官员造假，虚夸之风重炽，于是中国政府又回到了习惯性的数据造假这一轨道上来。“村骗乡，乡骗县，一级一级往上骗”，“官出数字，数字出官”，就是中国公众对这种政治文化的形像概括。
　　在一个失去了道德秩序的社会里，人与人的关系空间紧张，善恶是非更被严重颠倒，维系人与人之间关系的仅仅剩下利益，而利益的获得与维持也充满了尔虞我诈。缺乏诚信的社会已经没有健康发展的可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