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最高科技奖自2000年设立以来，以其权威性和高达500万元人民币的奖金引起海内外的极大关注。此前，吴文俊、袁隆平、王选、黄昆和金怡濂五位院士已荣膺这项大奖。2003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最近揭晓，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总设计师王永志与刘东生一起获此殊荣。王永志从1992年起担任我国载人航天工程总设计师至今，是我国载人航天工程开创者之一，也是学术和技术带头人之一，在载人航天工程中做出了重大贡献。

　　时至阳春，人民大会堂，灯火辉煌。
　　王永志从国家主席胡锦涛手中接过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证书和奖金。雷鸣般的掌声持久地响彻会场，似乎发出一个声音：载人航天工程的总设计师拿这个奖是众望所归……
　　1964年，酷夏的戈壁滩，一枚中国火箭准备发射升空。但是由于天气炎热，火箭推进剂温度升高，导致射程不够。既然射程不够，应该增加推进剂，很多人都在沿着这条思路苦思冥想。这时一位高个子年轻人站出来提出：“泄出600公斤燃烧剂，也许可以解决问题。”哪有动力越少，火箭飞得越高的道理？大家都感到不可思议。
　　后来，年轻人向技术总指挥钱学森反映：箭体的重量直接影响到射程，泄出一些燃料，不就等于减轻了箭体的自重么？这样火箭不就可以飞得更远吗？钱学森认真听取了他的想法后，当即拍板：“我看这个办法行！”不久，大漠中一声巨响，火箭发射试验圆满成功。多年以后，这个具有大胆逆向思维的年轻人，成了中国载人航天工程的总设计师，他就是王永志。
　　王永志是幸运的，在那个自我选择还是奢望的年代，他最初的选择，就一步踏上了实现人生理想的道路。在清华大学学习一年，成绩优异的王永志就幸运地被选派到莫斯科航空学院学习。
　　“我一生中第一次大的抉择，是上高中时下决心走国防建设之路。”1950年，朝鲜战争打响，王永志正读高中。美国战机经常盘旋在我国东北领空，空袭警报刺耳地鸣叫，学生无法上课，学校也准备搬迁，眼瞅着学习的美梦被打破，王永志义愤填膺。不久有件令他特别兴奋的事：苏制米格15喷气式战斗机出现在学校附近的机场，美国飞机一来，战斗机就升空迎战，以后美国飞机就再也不露面了。
　　“那劲头儿，真解气。”年逾古稀的王永志回想起来，脸上露出孩童般的笑容。那时王永志握紧拳头暗想：国防最要紧，有了先进的武器就没人胆敢侵犯。他找到班主任老师说要学飞机制造，班主任鼓励他考清华大学。1952年高中三年门门功课全优的王永志，如愿以偿敲开了清华航空系飞机设计专业的大门。
　　王永志是幸运的，在那个自我选择还是奢望的年代，他最初的选择，就一步踏上了实现人生理想的道路。在清华大学学习一年，正赶上我国派人留苏学习，成绩优异的王永志有幸被选上，1955年他到莫斯科航空学院继续学飞机设计。
　　对于在这个航天大国学习的时光，王永志说最难忘的是1957年。不必翻看历史的日历，王永志记忆犹新，他一字一顿地说：1957年10月4日，苏联成功发射世界上第一颗人造卫星，11月7日在莫斯科红场向世人展示了先进的洲际导弹，而同年的11月16日，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成立。“1957年是火箭年，也就是在这一年我成为火箭人。”王永志说。1957年是他人生重大转折的一年。他正上大学三年级，恰好赶上苏联政府同意部分中国留学生学习火箭导弹设计，根据国家需要11月他正式改学火箭导弹设计专业，从此，他就义无反顾地踏上了航天之路。
　　如饥似渴地在国外汲取知识的王永志，1961年一毕业就迫不及待地回国，来到刚刚起步的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参加“两弹一星”的研制。1964年他第一次参加发射的是我国第一枚自行设计火箭的试射，于是出现文章开头描述的那一幕。王永志初出茅庐，崭露头角。自此，他在多种火箭的研制中解决了大量技术问题，逐渐成为技术骨干。
　　王永志带领科技人员夜以继日，加班加点克服了火箭捆绑技术的所有难题，将昔日仅仅是三张草图的“长二捆”火箭真真切切地屹立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创造了18个月研制一枚新型火箭的国际航天新纪录。
　　人们称王永志为“常胜将军”，因为迄今为止，他参与和主持了6种新型火箭的首次发射从未失败过。可是，他身边的人告诉记者，每次发射前王总都血压升高，但奇怪的是发射成功后，不用治疗就恢复正常了。“干这一行，高技术、高风险，老是提心吊胆，已经习惯了。”如同将军凯旋，王永志对战场的厮杀一笑而过，但战前巨大的心理压力和紧张不言而喻。“有没有至今想起来仍心惊胆战的发射场面？”王永志说“有。”“研制‘长二捆’是我一生中冒风险最大的时候”，王永志坦言“那段时间，食不甘味，夜不能寐，压力很大。直到最后，发射成功了，心里那块石头才算落地。”
　　把王永志推向风口浪尖的是，1986年年过半百的他开始挑起中国
　　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院长的重任，正赶上国家战略方针转向经济建设，航天部宣布中国的航天产品要走向世界。放眼世界，1986年美国“挑战者号”航天飞机爆炸的冲天火光，给世界航天抹上了浓重的阴影。随后，占世界半数以上卫星发射合同的欧空局的阿里安火箭失利。这一连串的厄运使国际商业卫星发射市场出现了运载能力短缺的局面。
　　“这对于中国航天来说，无疑是一次进入国际市场十分难得的契机。”王永志敏感地捕捉到这个千载难逢的机遇，“但是必须尽快提高我国运载火箭
　　的运载能力，能够承揽大型卫星的发射。”
　　于是在研究院一间极简朴的办公室里，王永志和同事们悄悄地酝酿一个大胆的方案：以长征二号火箭为芯级，捆绑4个助推器，这样可以把火箭运载能力从2.5吨一下提高到8.8吨，这就是我国第一枚大推力捆绑式火箭———长征二号E捆绑火箭的雏形。这只是停在纸面上的设想方案，在没有产品和成功发射的情况下参与国际竞争，无异于纸上谈兵，难度是可想而知的。但是，中国航天闯入国际市场的大买卖———用长征二号E发射两颗澳大利亚卫星，就在纸上谈兵中成交了。
　　1988年11月，中国航天与美国休斯公司正式签署澳星发射服务合同。但美方提出，火箭必须在1990年6月30日前有一次成功的飞行试验，否则，不仅合同要中止，还要罚款100万美元。此时，离合同规定的时间还剩短短18个月。
　　按常规需要4到5年才能完成的工作要在18个月里完成，几乎所有人都直摇头。
　　“一旦完不成合同，刚刚开拓出来的世界航天市场就前功尽弃。中国航天能不能搭上国际商业发射这班车，成败在此一举。”回忆当年的情景，王永志双眉紧蹙，目光深邃。“绝不让研制‘长二捆’的列车在我们这里误点，无论如何，一定要如期完成研制。”
　　没有资金先贷款，没有技术资料自己攻关。整整18个月，夜以继日，加班加点，成了家常便饭。
　　在他的带领下，科技人员和工人克服了火箭捆绑技术的所有难题，1990年6月30日，昔日仅仅是三张草图的“长二捆”火箭真真切切地屹立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美国专家起初都不能相信，中国人创造了18个月研制一枚新型火箭的国际航天新纪录。
　　7月，“长二捆”首次进行飞行试验。
　　此时的西昌地区已进入雷雨季节，这是各国选择发射时机都小心翼翼避开的“禁区”。为保险起见，有人提议把火箭拉回去，择机再发。“箭在弦上，时不待我，一定要打。”王永志坚决地说。
　　7月16日，我国“长征二号”E捆绑火箭在惊天动地的呼啸声中拔地而起，以雷霆万钧之势直上云霄，一举发射成功，从而为发射澳星铺平了道路。“长二捆”火箭运载能力甚至超过了设计值，达到了9.2吨，从此，中国火箭不仅进入国际市场，火箭技术也上了一个新台阶，中国运载火箭的近地轨道运载能力实现了巨大突破。
　　“航天事业充满挑战和风险，每一步都是攀登高峰，总有更大更艰巨的任务在前面。有了神箭，就要把中国人送上天遨游太空”。
　　花甲之年，王永志没有停歇超越自我的脚步，勇敢地迎接了载人航天工程的新挑战。
　　中国载人航天工程起源于“863”计划，决策于1992年9月21日。工程立项后，王永志就被任命为工程的总设计师。此前，美、俄的宇航员已经自由地游弋于浩瀚的太空。中国的飞天蓝图如何描绘？“中国的飞船一上天，就要和国外搞了40年的飞船比翼齐飞，不相上下。”
　　王永志坚持走自主创新、跨越发展之路。
　　王永志力主直接采用由轨道舱、返回舱和推进舱组成的三舱飞船方案。但与国外废弃轨道舱的做法不同的是，“神舟”号飞船的轨道舱如同一颗卫星，在飞船完成任务返回地面后，可留在轨道上继续进行空间科学探测和技术试验，下一步还可以利用它做太空交会对接试验。“如果同样进行5次交会对接试验，美、俄均需发射10艘飞船，而我们每发射一艘飞船都可以与前一艘飞船的轨道舱对接，所以只需发射6次，可以节省多少钱，缩短多少时间呢！”作为总设计师，王永志考虑得更长远。轨道舱的多功能为我国载人航天工程的后续任务做了技术准备，这在国际上绝无仅有。
　　载人航天与卫星发射的最大不同之处在于：载人航天更加注重安全性和可靠性。王永志说，我们的飞船是可靠的，但可靠并不等于安全，因此，载人航天工程在千方百计提高可靠性的基础上还采取了许多安全性措施。“最好是备而不用，但一定要有备无患”，王永志始终贯彻“可靠第一，安全至上”的总体设计理念，许多可能影响航天员生命安全的关键操作都增加了航天员手动控制措施，一旦出现紧急情况可以自救，这就好像为航天员的安全上了“保险”。
　　“我们设计了更先进、更完善的逃逸和救生系统。”王永志自豪地说。
　　有了安全保障这颗“定心丸”，无怪乎航天英雄杨利伟在全国人民屏气凝神地注目中，泰然自若地造访天宫。
　　大思路形成了，并非可以高枕无忧。
　　载人航天工程有工程总体和七大系统，协调面广、项目多、难度大。在研制过程中总是不断冒问题，出现“拦路虎”，关键技术攻关、重大问题处理、协调各大系统仍离不开王永志。用载人飞船系统副总设计师杨宏的话“一线经常闪现着他的身影”。仅从1999年以来，他就主持制定了好几百份总体技术文件，协调了很多的技术问题。“就算万分之一的可能性，他都要考虑周全，确保载人航天工程万无一失。”杨宏说王总的辛苦程度可想而知。
　　“王永志作为总设计师，做了大量开创性工作，在总体技术方案制定、提出对各系统技术要求、关键技术攻关、重大问题处理等方面起到了关键作用。”王永志的同行这样评价他。
　　国外曾有人说我国飞船照搬了他们的东西。而当王永志在莫斯科介绍完中国载人航天的特色和技术特点后，“联盟”号飞船的总设计师米申院士情不自禁地大声说：“中国飞船不是‘联盟’号，中国飞船就是中国飞船！”“中国飞船就是中国飞船，没有什么抄袭之嫌。这是国际航天界权威的评价。”王永志说。
　　“看着杨利伟自主从返回舱里走出来，我非常激动，当时我流泪了。我这一生因为激动而流泪的次数不多，像这样控制不住地流泪，是极少有的。”王永志完成了他这项“压力最大的任务”，至今谈起圆梦时刻仍是激动不已，“我们不辱使命，取得了成功。”
　　人们永远不会忘记那个激动人心的时刻：2003年10月16日6时23分，我国第一艘载人航天飞船“神舟”五号成功返回地面，遨游太空的杨利伟自主走出舱门……这一瞬间，祖国沸腾了！
　　中国人千年的飞天梦想一朝实现，杨利伟乘坐的“神舟”号飞船功不可没，而将飞船送入太空的火箭更是劳苦功高。如果火箭没有足够的运载能力，则无力将飞船送入太空。而王永志在运载火箭研制中所做出的业绩同样令人瞩目：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他作为重要的技术骨干，参加了我国第一代战略火箭的研制工作，在中近程、中程和洲际火箭的研制工作中为增大射程，提高实用性能，解决了大量技术问题。20世纪80年代，他是第二代战略火箭研制的主要技术带头人，为我国实现火箭技术更新换代做出重要贡献。20世纪80年代末，他主持完成了长征二号E大推力捆绑火箭研制任务。研制时间仅为18个月，首次便发射取得成功，使中国火箭近地轨道运载能力迈上一个大台阶。正是由于长期的积累，才可使千年梦想一朝圆。
　　“如果有机会再做一次选择，你还会选择航天吗？”面对提问，王永志的回答颇能体现航天人的风格：再选择一次人生，当然没有这样的机会了。但如果我还能为我国的载人航天，能为我国的航天事业多做一些事情，多工作几十年，那是我最大的希望。其实我们这一代航天人都有这样的愿望。探索宇宙、开发宇宙无期限，我最大的愿望就是做更多的工作，进一步把我们的事业推向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