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常常倾向于过高估计了激情的作用。从我国的戏曲中可以看出我们是一个富于戏剧化激情的民族，动不动是紧锣密鼓、大吹大擂、大忠大奸、气急败坏；动不动是挥刀斩去、一头撞死、当场拿下或立马下跪。也可能日常生活中我们的人民压抑太多，需要在舞台上大轰大嗡一番。近百年中国的剧烈变动与天翻地覆的革命更是充满了激情。也许可以说，没有激情就没有革命。这样的激情是必然的、不可避免的、正义的与伟大的。但是仅仅靠激情却无法解决经济与社会建设的诸多问题。1958年的大跃进也是一个充满激情的岁月，叫做“火 
红的年代”。火红则火红矣，激情冲破天则冲破天矣，三年超英五年超美的雄心壮志却没有能实现，跃进了半天，最后是遍及全国的大饥荒。

　　到了“文革”当中，感情激情更是提到了压倒一切的程度。林彪说什么学习毛主席著作要带着感情学，这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提倡蒙昧主义与信仰主义，取消科学的思辨与实践的检验，用愚忠愚孝取代对于客观规律的总结与认识。那时候的口号很多是经不起推敲的，例如一切为了毛主席，例如誓死捍卫中央文革，例如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更要执行。这些荒谬的东西作为理论的命题与政治的口号都是不可理喻的、破绽百出的、根本无法自圆其说的，只能用什么感情云云毫不讲理地硬灌下去。

　　如此这般，煽情成为我们的不仅是文学艺术而且是社会生活的一个特征。我们的有些会议也是这样的，一个主张应者寥寥，或是众说纷纭，忽拉一下子提出了不少不同见解，于是负责人便大光其火，一发脾气，一通百通，一顺百顺了。这叫人看着有点老孩子气，给人一种始终长不大的感觉。改革开放前的一段时期，我们的政治政策术语有时候相当感情化、文学化、比喻化，如“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和风细雨”，这些更像一个抒情口号或一个修辞方式而不像一条政治路线。而我们的文艺研究却充满着政治术语，如倾向、矛头、影射、用心等，这是一个很有特点也很有趣的文化现象、语言错位现象。

　　现在弄得我们的文坛与学术论坛也动辄动感情，以澎湃的却常常是简单化的自我化的一厢情愿的抒情代替逻辑的推理与实践经验的分析，动辄作极致语悲情语牛皮语念念有词状，动辄作悲壮状孤独状勇敢状伟大状，却少有什么扎扎实实的建树，我们吃这些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煽情家的亏还少吗？

　　正因如此，我们要特别强调理性，强调冷静，强调全面与远见。这不是技巧问题处世奇术问题人情练达问题也不是单纯的智慧问题智商问题，在大言欺世与真实无欺，迎合煽乎与入情入理，风头火爆与埋头苦干，狭隘偏执与海纳百川，盲目哄闹与慎重负责之间的选择，不仅是智商的选择也是人格与道义的选择。

　　现在回过头来说逆境下的情感控制。问题在于，愈是逆境之下，愈要控制自己不要激动，不要发火，不要过度悲伤，不要过度反应。我无意贬低情感在人生的一切活动中的作用，文章不是无情物，作为一个在文字中讨生活的人，怎么能不要情感呢？然而，任何一个人的情感都不是单一的与单向度的，悲哀之中应该会有一种与之抗衡的提醒自己要挺得住的坚强，失望之中会有一种不甘心的再来一次的顽强，至少会有一种满不在乎的潇洒豁达，愤怒之中会有一种且咬紧牙关的自信，险恶之中除了恐惧也会有一种战而胜之克而服之的决心。正像人会情不自禁地出现消极悲观埋怨直至自暴自弃的不良情绪一样，人碰到了麻烦碰到了不顺利，也会激发出豪迈和英勇、沉稳和冷峻、尊严和侠义、慷慨和悲壮以及不惜一搏、不惜献身，但绝不轻举妄动的浩茫心绪。人的感情其实也是一个或一组杂多的统一，是相悖而又相成的整体，感情也需要一个合理的架构，合理的分布，合理的配置，而不是一味地火上浇油。

　　无论如何我们可以力争以清明的理性驾御自己的感情，以比较积极、比较健康的感情统领感情的全部，在必要的时候，一个五尺之躯里，可以容纳感情的十二级台风。一个真正的人，一定会寻找到咬紧牙关，不哭不笑而要理解，天塌下来顶得住，打碎了牙齿吞下去的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