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的召唤

　　最近一段时间以来，中国的政治生活里出现了一些新的现象。比如基层选举，其生命力之坚韧令人吃惊，更耐人寻味的是其精神的细微变化：这些脚踏实地的人们，已经不再期待别人的垂怜和关怀，甚至连同情对他们而言也显得多余甚至可笑，他们毫不自卑，果决而自信，正在亲自动手改变自己的命运，那种气势仿佛还要创造历史。再比如，人大重要性的加强和最近的一些改革措施，使这个部门给予人民以巨大的期待。一些企业家也走上了权利场，他们的身影新鲜而耀眼，主张明确而坚决，一时让人不知今夕何年。
　　如果不只是从意识形态的立场上评说这些现象的对错善恶，我们也许能够看得出来，这预示着一个更为重要的前景：政治文明已经迫不及待地要破壳而出了，就连素来“循规蹈矩”、出言谨慎、埋头挣钱的企业家都意识到：“不讲政治是没有出路的。”这一切变化似乎都在说明：对于国家和自己的未来，人们已经有了自己的主张，并且各自找到了实现的工具。这个时候政治就不可回避了。虽然没有人能预知谁将最先领受政治这一荣耀的召唤，但是人大因其崇高的地位和特殊的处境，无疑将发挥重要的作用。如果有人对此表示怀疑，不妨请他回忆一下历史，看看当今世界上强盛繁荣的国家，想一想在他们的历史中议会曾经的作为，虽然这些议会当中，有些是温和的、有些是暴虐的，有些是明智的、有些是愚蠢的，但是有一点我们不能不承认，这些议会是重要的，甚至可以说近代的出现是经他们之口落地生根的，近代以来的帝国也是经他们之手缔造的。

　　他是希望，他昂然承担

　　一个政治家的品质，无论其桀骜不驯或者温和理性，坚决果敢或者深谋远虑，他都必然会受制于一定的制度，这一点已经为人所熟知和信服；但是人的重要性却往往被有意地忽略，古人说：“有乱君，无乱法；有治人，无治法。”固然有些偏颇，但是如果因此而陷入另一个极端（比如制度拜物教），就更为幼稚浅陋了。
　　在现实中，政治家和机构、制度之间的关系更为复杂。政治家必定生存于具体的机构、制度体系之中，他的作为和风格也会受到制度的限制和塑造。但并不能因此就断定政治家是制度的奴仆或者工具。相反，在一定程度上政治家必须超越于这样的机构和制度，他与职业文官有着完全不同的禀赋和气质。
　　作为职业文官，他的最高准则是忠诚、廉洁，即便是他认为有误的命令，“在他履行了文官的申辩权后上司依然坚持命令时，他仍应忠实执行”。而政治家，他的最高准则是责任感和事业心，因为他必须对自己的所作所为，负担完全的个人责任。与职业文官不同，他无法也不可以拒绝或者转嫁这一责任。事业心就是以政治为志业，他因“意识到服务于一项‘事业’而使生命具有意义”。如韦伯所说，政治家不是“力求将政治作为固定收入来源者”，不是将政治作为职业，靠它吃饭。但是，长久以来，政治在我们这个国度，与一些最不名誉、最卑鄙无耻的事情联系在一起，它通常是指那些以阴谋来陷害同胞，以暴力来掠取财富的行径，意味着虚伪、贪婪和奸诈。人民对之既畏惧又憎恶，正直、有志气的人都不屑于去从事，避之唯恐不及。
　　今天一些中国人似乎已经不记得还曾经有“周公吐哺、天下归心”、“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作政教以建立名誉，使世士明知之”、“天下为公”这样的政治家存在。对于我们这个古老而伟大的民族来说，没有比这更让人痛心的事情了。我们并不希望政治家是无私无欲的，我们只是希望他热爱光荣胜于热爱财富，希望他真诚而不虚伪，希望他对自己的事业有着坚定的信念，并勇敢地承担责任。这样的政治家必然要有所担当，在众人无望时，他是希望；在众人逃避时，他昂然承担。
　　也许是时候了，那种以强凌弱、官官相护的政客作风应该逐渐地退隐消失，那些富有责任感和事业心的政治家应当能够为政治带来新的空气。就此而言，政治家的作为和德行，或许并不限于为制度或者机构增色添彩，尤其是在面临政治考验的时候。

　　对公道的重视和热爱

　　在一个大国当中，对于像人大这样的代表民意、执掌权力的机构，历来最为人们所担心和诟病的是它可能引起的党争问题。党争就是一部分公民“团结在一起，被某种共同情感或利益所驱使，反对其他公民的权利，或者反对社会的永久的集体利益”。
　　美国的国父们承认：“这些不安定、不公正和带进国民会议里的混乱状态，事实上是使平民政府处处（陷于）腐败的不治之症”，党争精神会“败坏我们的公共管理”，对之产生“不稳定和不公正的影响”。党争根源于人性，所有政体都无法将其彻底根除。人们所能做到的只有限制其结果，使其不至于危害国家的秩序和公共管理的安定。美国国父们的办法之一是“选拔见解高明、道德高尚，因此使他们能超出局部偏见和不公正的计划的代表”。
　　要实现这一点，需要制度上的安排，如果在短时间内我们尚无法措手这样的安排，也就只能暂且不去说它。但是他们提到的“见解高明”，却是我们可以要求的政治家的品质。“见解高明”，就是要求政治家在行事的时候，保持内心的沉着冷静，善于审时度势，忘我而超然，远见而明察，因为“政治运作靠的是头脑，不是身体或者心灵的其他部分”。如果处于利益尖锐冲突、人民因之而分裂成不同人群的时代，政治家就需要摒弃因情感或者利益而产生的偏爱和厌恶，富有耐心和智慧，他所应当关注的就是制止和控制狂热分裂的趋势，反对任何结党营私、洗劫国家的图谋，维护公众的自由和国家的安宁。因而他必须足够明智，能够洞察那些危险的蛊惑，他也必须足够强大有力，敢于反对那些不惜损公利以自肥的集团。那么他的智慧和力量从何而来呢？
　　政治家的力量不会来自显贵的门第，或者权势的庇护网，他也绝不会因豪言壮语或者衣着光鲜、谈吐文雅而得到人民的敬重。政治家的权力只能来自人民的信任和托付。对官场而言，他完全是一个 “新人”。他只能把自己的根深深地扎入人民中去，为他们做实实在在的工作，不辞劳苦，不畏艰险，不慕虚荣，像一个刚强的男子汉一样，从头顶到脚尖都充满着豪迈的男子汉的力量。从这些工作中，人民将见到他的品质，他也将得到人民的信任。
　　我们都知道大禹三过家门而不入的故事，先贤曾经这样赞美他：“身执耒●以为民先，股无完肤，胫无完肤，虽臣虏之苦，不苦于此。” 政治家对世事的了解和洞察，就来自这些枯燥琐屑的实际工作，这些工作将使他了解这个国家如同了解自己的身体，将使他有知人之明而不为人所惑。他的作为将使那些傲慢、奢侈、懒惰的人，或者只知道凭借祖上的荣光而骄横跋扈的人，或者一味炫耀自己的财富和权势的人，成为人们鄙视的对象。
　　值得欣慰的是，在当下的中国，人民，不管是穷人还是富人，他们对正义和公正普遍有着温和、有节制的热爱，这一点是改革事业，也是中国的长治久安最有力的保证和推动力，它将造就一个伟大的国家。这种质朴情感的重要性甚至超过了人们对财富和秩序的追求。对公道的重视和热爱，将使人民能够明辨政治家和政客的区别，使他们敬重那些只因自己的能力和德行而出类拔萃的人。
　　对于担负着公众希望的人民代表机构，也许我们还应当提醒他们回忆一下，18世纪法国的第三等级代表米拉波所说的话：“诸位先生们，我们负有政治上的不可侵犯的职责；2500万国民只能从我们得到希望，得到幸福，因为幸福应该当为所有的人所同意，由所有的人来给与，被所有的人所接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