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研究方法，不外是唯物论和辩证法，尤其是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论、辩证法。唯物论是我认识事物的基石，它强调客观实在的决定性作用，拒绝一切脱离物质基础的主观臆断。沿着唯物论辩证法的思路，我始终遵循如下实力对比的基本逻辑：

唯物论：

大的决定小的，厚的决定薄的；

多的决定少的，近的决定远的；

全局决定局部，集中决定分散；

能动决定被动，结构决定本质；

体质决定意志，底层逻辑决定衍生逻辑；

总论：大一统。

辩证法：

总公式：资源（底线）≥目标（极限）。

具体说明如下：

一、唯物论

1.任何事物的存在和发展，都受制于其体量、规模、基础与距离的客观条件。老鼠的身材总干不了老虎的事。国际间也是大板块的国家合作决定世界秩序。在全面战争中，抡斧头的双方，最终胜利的并不是斧刃锋厉的一方，而是斧背厚重的一方，也就是人力资源和物力资源多的一方。距离与资源供给能力成反比，正如英国地缘政治学者P．奥沙利文所说：“从军事上来讲，距离仍然是最好的防御。”1无视这些前提，便无法做出准确战略判断。列宁说：“谁的后备多，谁的力量来源多，谁在人民群众中更能支持得住，谁就能在战争中取得胜利。”2毛泽东说：“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3战争是瞬间将人的生活逻辑拉到底层的活动。生活的底层逻辑就是：

大的决定小的，厚的决定薄的；多的决定少的，近的决定远的。

2.黑格尔说：“真理是全体。”5我坚持以整体统率部分，以集中的目标统摄分散的细节，始终从战略全局出发把握问题，避免陷入局部的、碎片化的认知误区。晋人庚冰有言：“王教不得不一，二之则乱。”6汉代哲学家董仲舒说：“患，人之中不一者也。”7其深意不外乎“忠”“患”二字：一个中心为“忠”，两个中心则“患”8，毛泽东说：“领导多头总是要失败的。”9细察家国人事，运祚旋变，其中的逻辑无非是：

全局决定局部，集中决定分散。

3.马克思主义哲学超越此前一切旧唯物辩证法——唯物辩证法自古有之——的关键所在：只有与生产资料直接结合时，劳动者才会迸发出前所未有的主动性与能动性。在资本主义条件下，人被契约关系所束缚，“给多少钱干多少事”，行动是被钱束缚着的，因而是被动的和消极的；在封建社会中，劳动者不掌握生产资料，便只能处于依附性的状态。唯有马克思主义语境下的劳动者才能称为有自觉和自主精神的“人民”，他们为保卫自己的土地和为解放劳动的事业，他们才愿意付出牺牲，这种能动性是任何物质条件都无法衡量和定量的。解放战争时期，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数量与装备均不及国民党军队，但人民群众的主动性却达到极致——儿子牺牲了父亲上，父亲牺牲了母亲上，母亲牺牲了媳妇上，甚至怀着孕的妇女也跳进河里，肩扛着门板让战士们踏过去，走向前线。这种源于“保卫生产资料公有制”的自觉能动性，正是人民军队以弱胜强的底层逻辑所在。这就是：

能动决定被动，结构决定本质。

能动与被动是由事物的内在的结构——在人类社会中便是“生产关系”所决定。因此，我的研究注重分析事物的内在结构，而非停留在表面现象的描述。正如在引力场不变的条件下，浪花是由洋流决定，洋流是由大洋盆底结构决定的。这就是说，后者始终是前者的本质：海浪的变化是由决定它的力量结构即洋流决定的，洋流的变化是由决定它的力量结构即大洋的盆底结构决定了。

3.任何精神层面的意志、目标，都无法脱离物质基础即身体及体质的支撑。马克思批评一些空想理论家时说：

任何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因此第一个需要确定的具体事实就是这些个人的肉体组织，以及受肉体组织制约的他们与自然界的关系。10

物质是精神的底层逻辑，精神是物质的附属和衍生的存在，前者决定后者：一斤玉米吹出了一麻袋”爆米花”，说破了天还是一斤玉米。研究国家的“战略报告”，只从社会精英们的战略动机分析，远不如从国家的“体检表”提供的数据分析11更有说服力。故此，我对美国当前外交走向分析结论是：“肾虚火大”，特朗普的高关税政策是美国经济“虚不受补”的“体质”所致。12主观能动性的发挥始终受到身体的物质条件的约束：体质+体重×地球引力系数=跳的高度。其唯物主义的表述便是：

体质决定意志，底层逻辑决定次生逻辑。

4.故此，我将上述我运用唯物论辩证法的方法归结为三字原则即“大一统”原则：

“大”，即多数原则；

“一”，即反映多数人意志的集中原则；

“统”，即建立在民主集中制基础上的全体原则。

这个“三字原则”，既是对力量对比原则的提炼，也是我比较社会与国家运行能力强弱的分析框架。其中的“全体”用的是黑格尔的表述，就是“整体”和“有机合成的结果”的含义，所以黑格尔完整的表述是：

真理是全体。但全体只是通过自身发展而达于完满的那种本质。关于绝对，我们可以说，它本质上是个结果，它只有到终点才真正成为它之所以为它；而它的本性恰恰就在这里，因为按照它的本性，它是现实、主体、或自我形成。13

“合成”当然是由“多数”“集中”——即民主集中制基础上——参与并达到“自我形成”的结果。一般说来，具有能动精神的“大一统”国家有更强的生命力。比如，中国和印度，两国都“大”，但印度的集中程度与整体的能动性都远不如中国。中美比较，也是同理。

二、辩证法

1.物质永远是运动着的物质，因而对于辩证法运用的程度也是对唯物论把握的高度。辩证法讲究的是矛盾在有限条件下的转化。在国际关系中，它表现为有限资源与有限条件的匹配关系。

2.我在研究国际关系中运用辩证法核心公式是以唯物论衡量底线（资源），以辩证法检验极限（边界），从全局而不是局部看，底线一定要大于极限，具体公式是：

资源（底线）≥目标（极限）。

这里的“资源”，不仅指物质、装备、经济等硬实力，更包含人的能动性这一关键软实力。列宁说：“战争是对每个民族全部经济力量和组织力量的考验。”14人民的能动性是战争中最重要的资源，没有人的主动参与，再充足的物质条件也无法转化为充分的战斗力。同样，即便拥有强大的人民能动性做后盾，如果所设的战略目标超过了“物质条件+全部能动性”的总和，也会遭遇“斯巴达克斯”15式的悲壮失败。因此，任何目标的设定，都必须以客观资源与主观能动性的总和为前提，底线必须大于和优先于极限，大于资源可承载限度的目标，即使论证“合理”，也一定会遭到目标的反噬：历史上所有帝国都是被其欲壑难填的庞大目标反噬后而分崩离析的。毛泽东分析抗日战争大势时，道出日本失败的必然性：

日本战争虽是在其强的军力、经济力和政治组织力的基础之上进行的，但同时又是在其先天不足的基础之上进行的。日本的军力、经济力和政治组织力虽强，但这些力量之量的方面不足。日本国度比较地小，其人力、军力、财力、物力均感缺乏，经不起长期的战争。日本统治者想从战争中解决这个困难问题，但同样，将达到其所期求的反面，这就是说，它为解决这个困难问题而发动战争，结果将因战争而增加困难，战争将连它原有的东西也消耗掉。16

3.“政治科学是以历史为依据的。”在国际博弈中，1-2=-1：世界上没有一个大国具有足够的实力可以同时与两个以上的大国对抗。19世纪初，拿破仑法国与英国作战，曾取得过辉煌的战绩，拿破仑于1812年轻率深入俄国，进入两线作战。其后三年便败。20世纪40年代，希特勒统治下的德国与英国作战并控制了西欧，1941年德国侵略苏联，其后又是三年便败；同期的日本与中国开战，初期取胜，1941年年底又与美国开战，其后还是三年失败。20世纪50年代在朝鲜战场上，美国同时与中国和苏联对阵，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三年便败。60年代在越南战场上，美国还是同时与中国和苏联作对，最终还是以惨败告终；勃列日涅夫时期的苏联与中美同时对抗，导致苏联于1991年底解体。21世纪初，小布什政府确定了多个所谓的“邪恶轴心”，更是进入多线作战，导致美国由此衰落。其中道理就是：1-2=-1。

1972年1月6日，毛泽东同周恩来、叶剑英谈外事工作时说：“其实这个公报17没把基本问题写上去。基本问题是，无论美国也好，中国也好，都不能两面作战。口头上说两面、三面、四面、五面作战都可以，实际上就是不能两面作战。”18送走尼克松后，7月24日，毛泽东在与周恩来、姬鹏飞、乔冠华等谈国际问题时，再次叮嘱：“在两个超级大国之间可以利用矛盾，就是我们的政策。两霸我们总要争取一霸，不两面作战。”19

4.但是，在有限战争中，其表现往往与上述逻辑呈反向变化。《孙子兵法》说“兵以诈立”20，在有限战争中“诈”即“谋略”往往起着重要的作用。这给许多人造成错觉，误以为战争是可以有脱离后勤保障，只要有“谋略”就可以在“以战养战”中获得最终胜利。事实上，在全面战争中“诈”即所谓“谋略”的作用非常有限，曾国藩说：“十余年来，但知结硬寨、打呆仗，从未用一奇谋、施一方略制敌于意计之外。此臣之短也。”21毛泽东曾借鲁迅的话说就是：“捣鬼有术，也有效，然而有限，所以以此成大事者，古来无有。”22

总之，我的整个战略学研究方法，始终围绕“从唯物到辩证、从理论到实践”的路径展开。唯物论为我提供了认识事物的根本立场，实践论为我提供了检验真理的终极标准。我反对“横看成岭侧成峰”“也无风雨也无晴”————郭沫若说苏轼实则是“游移于两端的无定见的浪漫文人”23——的“多元”叙事，我主张讨论要回到底层逻辑：一块面包是否属所谓“垃圾食品”问题，饱暖时讨论三天说不明白，饥饿三天人的看法就会直击本质。真理是在南墙下显现的。讨论一旦离开了实践基础，便剩文人闲茶消遣的意义。

辩证法为我提供了应对复杂问题的思维工具，避免陷入教条主义的误区。而“能动决定被动”的核心观点，则贯穿我的研究始终：它既解释了马克思主义指导下人民力量的根本优势，也提醒我们，能动性的发挥必须建立在客观条件的基础之上。这套方法，既是我分析历史、战略与社会问题的基本（底层、终极）框架，也是我认识世界、开展研究的根本遵循。

注释

1.［英］P．奥沙利文著，李亦鸣、朱兰、朱安译：《地理政治论——国际间的竞争与合作》，国际文化出版社公司1991年版，第11页。

2.列宁：《莫斯科征收党员周的总结和我们的任务》，载《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82页。

3.毛泽东：《论持久战》，《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11页。

4.［德］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上卷，贺麟、王久兴译，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12页。

5.庚冰（296～344年）东晋颍川鄢陵（今河南鄢陵西北）人，字季坚。曾仕明帝、成帝、康帝数朝。

6.〔东晋〕庚冰：《为成帝出令沙门致敬诏》，［清］严可均辑：《全晋文》第三十七卷《庚冰》，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377页。

7.﹝西汉﹞董仲舒：“是故古之人物而书文，心止於一中者，謂之忠；持二中者，謂之患。患，人之中不一者也。”苏舆撰、钟哲校：《春秋繁露义证》，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346页。

8.董仲舒：“是故古之人物而书文，心止於一中者，谓之忠；持二中者，谓之患。患，人之中不一者也。”苏舆撰、钟哲校：《春秋繁露义证》，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346页。

9.陈晋：《读毛泽东札记》，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版，第137页。

10.［德］马克思、恩格斯：《费尔巴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4页。

11.“笔者遵循‘国家成长与生命成长遵循同一规律’的理念，在本卷开篇《印度国家发展及其潜力评估——与中国比较》章节中采用大量统计数据对印度进行分领域剖析，面对这些海量的统计数字，读者在阅读时可能觉得枯燥，但如果认识到这是笔者为读者阅读全书前先提交的一份‘印度国家体检表’，那读者就会觉得先经历这份阅读‘枯燥’内容对于理解全书的研究结论是值得的。”张文木：《印度与印度洋——基于中国地缘政治视角》，见《张文木战略文集》第7卷，山东人民出版社2020年版，第4－5页。

12.张文木：《特朗普新政与中国机遇》，见《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5年第4期。

13.［德］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上卷，贺麟、王久兴译，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12页。

14.列宁：《在全俄东部各民族共产党组织第二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载《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97页。

15.公元前73—前71年，色雷斯角斗士斯巴达克斯率罗马奴隶起义，队伍达十万之众，屡败罗马军，终被克拉苏镇压。虽败，却沉重打击罗马奴隶制，加速共和衰亡。

16.毛泽东：《论持久战》（1938年5月），载《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448页。

17.指正在拟订中的《中美联合公报》。

18.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6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422页。

19.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6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441页。

20.“故兵以诈立，以利动，以分合为变者也。”山东画报出版社2012年版，第40页。

21.《病难速痊请开各缺仍留军中效力折》（同治五年十月十三日），〔清〕李瀚章编撰；李鸿章校刊：《曾文正公全集》，中国书店2011年版，第8页。

22.盛巽昌、欧薇薇、盛仰红：《毛泽东这样学习历史，这样评点历史》，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306页。

23.郭沫若：《李白与杜甫》，《郭沫若全集·历史编》第4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