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止者远”，是我常为友人赠书时的寄语。因为这里面有太多的血写的经验和教训。

自古文人，大多向往入仕为官。笔下写山水田园、言淡泊清静，心里却始终怀着治国平天下的志向。我在读唐诗时，发现王维、孟浩然如此，李白、杜甫亦如此。

李白最具代表性：他从政心切，但心气张扬，心不在政，而在个人那点所谓“风骨”。受玄宗召见，他在朝堂上要高力士为他脱靴，尽显狂傲；被赐金放还后，又身披御袍泛舟江上，一边标榜归隐，一边恋栈恩宠，心态矛盾至极；晚年卷入永王事件，落得流放落魄、客死途中。少年时也要“致君尧舜上”的杜甫，经历房琯事件后醒悟稍早，谢绝严武入府邀请，专心为诗，反倒成就更大。

纵观历史，文人直接从政，能得善终者并不多见。近代陈布雷文笔卓绝，尽心于事，结局却令人唏嘘；陈伯达以文入政，亦未得安稳。古人中，司马迁曾官至部级，但书生气不减，为后投降匈奴的李陵喊冤，说他有”国士之风“，遭贬并受宫刑之后，方绝仕途之念，专著《史记》，终成千古绝笔。董仲舒当年论事触怒武帝，遭贬之后便不再过问政事，潜心治学，成《春秋繁露》传世。相传董仲舒仙逝后，武帝每至董仲舒墓地均下马以表敬意。后董子墓地亦称“下马陵”——2025年，我回西安曾专程拜谒。武帝留下司马迁的《史记》，又每至董子墓下马致礼，可知武帝心目中的学者不仅是有才华，更是懂得“知止”的学者。

我们可以从上述案例中体会到：“知止者远”。知道自己的边界与本分，才能走得更长久。

权力自有其功能及存在的道理，不能像古今文人在标榜“文章千古事”时，又贬低权力对历史的积极作用。这与从政的人贬低文章的作用一样，都是不对的。我常说“知止者远”，研究政治，就不要掺和，研究考古者，那就不能去盗墓。

文人可以从政，只是选择了就不要象李白那样，拥有权力的力量时，还要彰显个性。而应放下个人的东西，做一个默默无闻的螺丝钉，守好自己的工作本分。这是因为研究与操作，本是两条路径，各有其道，各尽其责。出圈都是“唐僧肉”。守住自己的本分，不越界、不妄求，事业才能长久，人才能立得住。古者有“贤者有位，能者有职”的说法，也是为了考虑到这两类人才的特殊性。

那么历史上有没有在两个事业圈中自由行走的人，有。列宁、斯大林、毛泽东都可以，而他们的“老师”马克思与恩格斯就不行，他们在1848年那场革命中的表现说明了这一点。

1848年欧洲革命爆发，马克思、恩格斯立刻回国（科隆），分工明确：马克思主编《新莱茵报》，用笔做阵地，宣传革命纲领、组织工人、批判反动势力。当年发表了著名的《共产党宣言》。恩格斯直接抓军事，后来恩格斯参加普法尔茨—巴登起义，当副指挥，战败。1849年5月，《新莱茵报》被查封，马克思被驱逐；恩格斯被迫流亡。此后，马克思恩格斯就专注于无产阶级革命理论研究，马克思倾心于《资本论》。历史证明，近代以来的世界可以没有这个那个将军或政客，绝对不能没有《资本论》。这事说明，人可以参加事业，比如我选择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事业，但要选好合适自己专长的领域，领域就是本分。守好本分，就会“从从容容，游刃有余”；不守本分，就“匆匆忙忙，连滚带爬”。

我青年时也曾“少年不知愁游滋味，欲上层楼”，要“欲与天公试比高”，到老了就知道自己不是那种在学政两界自由切换的人才，这时留下更多的是“却道天凉好个秋”的边界感。在65岁的生日那天，我用诗的形式表达了与晚年杜甫同样的认识：

“男儿一片气”，夜读孟浩然。读书虽五车，入幕吾心远。年少有大志，自信两百年。跃跃策论心，愈奋愈边缘。好在人愚钝，问学腰不弯。花甲退休日，论著可对天。老来思其故，一生守界边。君看唐僧路，大难多出圈。圈外唐僧肉，圈内步可闲。文人从政多，汨罗事不远。（张文木：《花甲懂事集》，山东人民出版社2025年版，224-225页。）

“知止者远”，这是我的一点人生经验，写出来与同行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