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位出生和成长于中国的科学大师，杨振宁教授所取得的杰出成就，是中西两大科学文化体系共同塑造和培育的结果，其中西南联大对他的培养造就，对他后来的成长和成就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

杨振宁1922年出生于安徽合肥。

其时，他的父亲杨武之先生任教于安庆的一所中学。安庆时称怀宁，故杨武之为自己的长子取名为“振宁”（“振”字为杨家的字辈）。

杨振宁出生后不久，杨武之即考取公费留美资格，赴美国留学。

杨振宁与母亲相依为命地生活了六年，直到1928年杨武之从美国芝加哥大学获得数学博士学位回国后，全家才得以团聚。

1929年，杨武之受聘为清华大学数学系教授，杨振宁全家也随之迁入清华园。在清华园的八年间，杨振宁上完了小学和初中，度过了自己幸福的少年时代。

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日本侵略军的铁蹄踏入了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两校决定南迁。与此同时，杨振宁一家从北平搬回合肥。

在日军占领南京以后，1938年3月，杨振宁全家经由汉口、香港、越南海防，乘滇越铁路火车来到昆明。

父亲杨武之进入由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南开大学合组而成的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执教，杨振宁则进入昆华中学学习。

杨振宁在昆华中学只读了半年的高中二年级课程，就以同等学历参加了大学的统一招生考试。

对于自己的大学专业，杨振宁在大学考试报名时报的是化学系，后来为准备入学考试，杨振宁自修了高三物理，发现物理学更对自己的学习口味，于是杨振宁考进西南联大的物理系。

作为一所由我国著名高校组成的联合大学，西南联大荟萃了当时我国科教界的大批优秀学者。

在这些名师的教授下，杨振宁在西南联大度过了六年（1938-1944年）西南联大美妙的学习时光。

当时教过他大学国文课的老师有朱自清先生、闻一多先生、罗常培先生、王力先生等名师；而教授他物理专业课程的则有赵忠尧先生、吴有训先生、周培源先生等人；此外杨振宁还旁听过数学大师陈省身先生所上的数学课。

对于当时西南联大的学风，杨振宁曾有这样的回忆和评价：

“西南联大的教学风气是非常认真的。我们那时候所念的课，一般老师准备得很好，学生习题做得很多。所以在大学的四年和后来的两年研究院期间，我学了很多东西。”

西南联大，吴大猷和王竹溪两位名师的指导对杨振宁后来的科研工作产生了重大影响。

1941年秋，为写学士论文，杨振宁去找吴大猷先生，请他予以指导。吴先生答应收他为学生，并给了他一本《现代物理评论》，叫他去研究其中的一篇文章，看看有什么心得。这篇文章讨论的是分子光谱学和群论的关系。杨振宁把这篇文章拿给他父亲看。

杨武之先生虽不研究物理，却很了解群论。杨武之给杨振宁一本叫做《近代代数理论》的著作，让他学习。这本书是杨武之在芝加哥大学的老师狄克逊所写的。

杨振宁回忆说：“这本书写得非常合我的口味。因为它很精简，没有废话，在20页之间就把群论中‘表示理论’非常美妙地完全讲清楚了。”

对群论的学习使杨振宁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学术天地。

杨振宁说：“我学到了群论的美妙和它在物理中应用的深入，对我后来的工作有决定性的影响。这个领域叫做对称原理。我对对称原理发生兴趣实起源于那年吴先生的引导。”

1942年杨振宁从西南联大物理系毕业后，进入西南联大的研究院学习。在念了两年书后，为了写硕士论文，杨振宁请刚从英国留学回来的年轻教授王竹溪先生做自己的指导老师。

在王竹溪先生指导下，杨振宁写了一篇关于统计力学的硕士论文，由此，杨振宁又进入到统计力学的研究领域。

“以后40年间，吴先生和王先生引导我走的两个方向——对称原理和统计力学——一直是我的主要研究方向。”

——几十年后，杨振宁对吴大猷和王竹溪两位先生对自己的学术影响做了这样的总结。

西南联大的学习生活，不仅使杨振宁打下了扎实的学术研究基础，进入了两个前沿的研究领域，而且也使杨振宁初步形成了自己的研究风格，正是这种研究风格决定了杨振宁后来的成就和贡献。

1982年，杨振宁在《忆我在中国的大学生活》一文中写道：

“想起在中国的大学生活，对西南联大的良好学习空气的回忆总使我感动不已。联大的生活为我提供了学习和成长的机会。我在物理学里的爱憎主要是在该大学度过的六年时间里（1938-1944年）培养起来的。

诚然，后来我在芝加哥接触了前沿的研究课题，并特别受到费米教授风格的影响。但我对物理学中某些方面的偏爱则是在昆明的岁月里形成的。”

杨振宁认为，物理学虽然是客观地研究物质世界的学问，但物质世界具有结构，一个研究者对这些结构的洞察力，对这些结构的某些特点的喜爱、某些特点的憎厌，正是他形成自己风格的要素。

因此，爱憎和风格之于科学研究，就像它们对文学、艺术和音乐一样至关重要。

“在每一个有创造性活动的领域里，一个人的爱憎，加上他的能力、脾气和机遇，决定了他的风格，而这种风格转过来又决定他的贡献。”

这就是一代科学大师杨振宁对自己的学术研究成就与其在西南联大的求学经历之间关系的总结和概括。

西南联大的求学岁月对于杨振宁来说，既是愉快的，也是艰辛的。

杨振宁回忆说：

“战时，中国大学的物质条件极差。然而，西南联大的师生都精神振奋，以极严谨的态度治学，弥补了物质条件的不足。”这就是林语堂先生所感叹的：西南联大“物质上不得了，精神上了不得”。

以学习条件而论，当时联大的教室是铁皮顶的房子，下雨的时候，叮当之声不停。

地面是泥土压成的，时间一长，到处是泥坑。

窗户没有玻璃，风吹时必须要用东西把纸张压住，否则就会被吹掉。学校图书馆存书不多，杂志往往在出版一两年后才能收到；上实验课时只有很少一点设备。

以生活条件而论，其艰辛同样是难以言表。

杨振宁回忆说：虽然父亲是西南联大的教授，但由于通货膨胀，父亲的储蓄全部化为乌有，到抗战结束时，全家已到了无隔夜之炊的地步。八年间，全靠母亲的辛勤操劳，全家才得以度过。

为了补贴家用，杨振宁还曾到昆华中学兼职教过数学课。

此外，虽然战时的昆明处在所谓“大后方”，但战争的威胁仍然存在。

1940年9月30日，日军飞机轰炸昆明。杨振宁家在昆明租住的房屋正中一弹，全家少得可怜的家当全部化为灰烬。幸好全家人躲入防空洞，才免于遭难。

抗战胜利后不久，23岁的杨振宁离开了生活近八年的昆明，远赴美国留学，正式开始了自己辉煌的科学研究生涯。

多年以后，杨振宁还记得自己1945年8月28日离别亲人、离开昆明时的情景：

清早，父亲只身陪我自昆明西北角乘黄包车到东南郊拓东路等候去巫家坝飞机场的公共汽车。

离家的时候，四个弟妹都依依不舍，母亲却很镇定，记得她没有流泪。

到了拓东路父亲讲了些勉励的话，两人都很镇定。

话别后我坐进很拥挤的公共汽车，起先还能从车窗往外看见父亲向我招手，几分钟后他即被拥挤的人群挤到远处去了。

……等了一个多钟头，车始终没有发动。

突然我旁边的一位美国人向我做手势，要我往窗外看；骤然间发现父亲原来还在那里等!他瘦削的身材，穿着长袍，额前头发已显斑白。

看见他满面焦虑的样子，我忍了一早晨的热泪，一时崩发，不能自已。

2008年11月1日，86岁的杨振宁重返昆明，在云南师范大学校园里深情地说：

“在这个校园里，我第一次进了大学。四年本科，两年研究生，一年在联大附中教书。这七年是我一生中非常重要的七年。”

那一次，恰逢西南联大70周年校庆。杨振宁说，他尤其高兴能在这一天回到母校。“在这里，科学的种子在心中萌芽，也为我此后一生的研究定下方向。”

讲座的前两天，杨振宁还去了惠家大院———那里曾是他青年时的居所。随后，他与夫人翁帆从云南师范大学正门步行，沿着一二一大街，重走当年的上学路。

“我在文化巷住过两次，其中一次住在27号。”他一边牵着翁帆，一边指指点点地寻找记忆中的小巷。

那是翁帆第一次来昆明。杨振宁兴致勃勃地为翁帆讲述翠湖。

翁帆说：“他平时很少讲这么多话，这次在昆明，他特别兴奋。”

杨振宁家族和西南联大有着深厚渊源，他父亲杨武之曾担任西南联大数学系主任。

2013年10月，在杨武之逝世40周年时，云南师范大学将数学学院大楼命名为“武之楼”，并举行杨武之塑像揭幕仪式。

当时91岁高龄的杨振宁携夫人翁帆、胞弟杨振汉等人亲临现场，共同为塑像揭幕，“武之楼”也由杨振宁亲笔题写。

站在父亲雕像前，杨振宁久久凝望。他回忆道：

“上小学的时候，父亲教我鸡兔同笼、韩信点兵这类的数学题，我学得很快，他很高兴。可他没有因为看到我的天赋，就让我学习超前的数学知识。相反，他让我补习历史。”

杨振宁笑道：“父亲认为我对中国传统历史文化认识不深，他找了一个当时大学里的高材生，也是后来著名的历史学家丁则良，教我读孟子。一个半暑假以后，我能把孟子倒背如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