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9月2日在东京湾盟国总受降典礼上他以国民政府军令部部长的身份代表中国政府在接受日本投降书上签下让亿万中华儿女为之振奋的一笔鲜为人知的是他从小却是一个孤儿他就是国民革命军陆军一级上将徐永昌。

从本期开始继续为大家推送著名文学家、教育家、原山西大学校长徐士瑚先生（1907—2002，山西五台人）撰写的关于徐永昌（1887—1959，山西崞县人）一生的文章《从孤儿到将军——忆东京湾中国受降代表徐永昌》，本文具有史料价值，供大家研究参考。全文约2万余字。

从孤儿到将军——忆东京湾中国受降代表徐永昌

文/徐士瑚

一、孤儿从军到陆大毕业

1887年12月15日，徐永昌出生在山西崞县（今原平市）沟沿村一个小农家庭。母赵氏，父徐庆以种田为生，时年44岁，获此麟儿，欣喜异常，为他取名永昌。徐家世代务农，但根据乡俗，徐庆幼年曾在私塾念过《三字经》、《百家姓》、《论语》、《孟子》，获得了一些为人处世的道理与写信记帐的知识。

为了改善生活条件，徐永昌两岁时，一家三口背井离乡，远走晋北重镇大同府，住在南关。经乡友介绍，徐庆在鼓楼西街一粮店内当了名磨倌。

一年后赵氏不幸染病身亡，徐庆乃娶寡妇张氏为妻。张氏贤慧，抚育徐永昌犹如己生。她还带来二女一子，大女已嫁，大哥吉昌，长永昌10岁，二姐长永昌5岁。为了贴补家用，张氏揽些针线活做，吉昌则找些杂活干，全家生活虽苦，却享有天伦之乐。

幼年的徐永昌天资聪颖，爱好读书。5岁时，徐庆教他念了《三字经》、《百家姓》，还手把手教他写仿。7岁时，送他到南关厉老先生私塾读了《四书》、《五经》。9岁时，二姐病故，徐庆因常生病，迁居粮店附近，徐永昌便辍学在家刻苦自学。

徐庆常教他为人处世的道理，便是“诚信恒”三字，告诫他只要在这三字上下功夫，就能出人头地。徐永昌一生待人诚，重信义，在他那300余万字的《日记》中，就可看到他贯彻父训的种种例证。

二姐死后，三年内，大姐因病，大哥因工伤，张氏因忧伤相继谢世，又留下父子二人，父病加重，生活益苦，拖至1900年10月，徐庆终于撒手西归。幸赖乡友慷慨解囊，才将徐庆安葬在南关兴国寺义地，因无钱立碑，徐永昌设了一块赭色石片埋在墓前，作为日后识别祭扫的标记（1929年，他就是靠这块石片才在此地找到父墓的）。丧事办完，他便到他常称为曹叔的骡马店内打杂来维持生活。

1900年8月，八国联军侵占北京前夕，西太后挟持光绪皇帝仓皇北上，经居庸关、大同、太原逃至西安。以宋庆为总统（军长）的武卫左军分道护驾。是年冬，该军后路后营开到大同。营部设在曹叔骡马店内。管带（营长）卢蔡卿。师爷（书记官）徐寿龄（以下简称徐翁），营口人，年近50，尚无子息，徐永昌常来殷勤照应。他见徐永昌五官端正，身穿重孝，获悉他的凄凉身世后，顿生怜爱之心，问他愿否随部队走。徐永昌孤苦伶仃，孓然一身，正感茫无出路，当然表示愿意。徐翁便在营部给他补了个名字，因年龄小，不能领取军衣与饷银，仅靠徐翁帮助维持生活而已。

这次从军是徐永昌一生的历史转折点。以后的成功立业全从此起，所以终身孝敬徐翁犹如生父，逢年过寿，跪拜行礼。虽至显位，此礼不亏。

1901年初，徐永昌随队前往，先过黄河到陕州，后又过黄河到焦作，再经冀南、保定等地到达通州，整整一年跋涉于晋豫直三省之间，备尝艰辛，但也磨炼了他的吃苦耐劳的意志。是年底，宋庆病故，马玉继任总统。

1902年初，徐永昌补了名伙夫，有资格年领冬夏军服各一套与少许饷银。除挑水打杂外，他还要喂养营部马匹。

1903年初，他补了名正兵。一年可领二单一夹一棉衣，三年可领一身皮衣，月领饷银3两3，伙食费在外。

数月后，徐永昌忽患伤寒，营部送他回徐家养病。多亏徐翁夫妇悉心照料，两月后方才痊愈。在养病期间，他借阅了房东的《杜注左氏传》与绣像《聊斋志异》。前者有注，他能读懂，后者无注，读起来非常吃力。只是借助字典与徐翁的辅导，才读懂了十之七八。

病愈后，徐翁送他到李营当兵，上午出操，下午帮司书抄写文件与官兵名册。后来他想另谋出路，司书徐某资助他部分银子，他买了一匹马（当时骑兵自购马匹，马乾公给）。徐翁送他到马玉总部骑卫队当了名骑兵。

1907年初，他随马军帮办昆源到黑龙江剿匪。秋初，源令骑卫队负责采购冬季所需的粮食与劈柴，徐永昌负责后者。后来源查出负责前者的骑兵有贪污行为，打了他40军棍，革除军籍；徐永昌不但分文未贪，而且购物节俭，受到了表扬。这是徐永昌生平第一次廉洁奉公的可贵表现。

1909年夏，马玉在通州开办了随营学堂，培养下级军官。徐永昌认为这是学习的良机，便报名应考，因自己未学过作文与算术，故多方设法求人指教，试学作文，又日夜补习了算术。在录取的百名学生中，他是倒数第二。学堂规定先上普通科一年，再上分科半年，入学3月，甄试不及格者除名。

徐永昌以“人一己百，人十己千”的决心学习各门功课。有5月工夫，未出校门一步。月考第一次是第61名，第二次是第29名，甄别试验时，考到第4名，此后的考试一直稳坐榜首。

1909年普通科毕业后，他选学了步科。1911年毕业考试时，高总办因他替被开除的同学仗义执言，扣了他的分数，使他屈居第二。榜首是后来任奉军军长的于学忠。但他对高始终礼敬不衰，每次肃函，一直以夫子、门人相称。毕业后，徐永昌授军校（中尉），派到本军右路前营左哨（军）任副哨长，左路统领是陈希贤，前营管带是李得功。

是年10月10日，武昌辛亥革命成功，山西同盟会会员阎锡山、温寿泉等人起兵响应。大同革命党人亦起兵响应，并得到忻代宁公团团长、同盟会会员、崞县人续桐溪（字西峰）及总指挥弓富魁率领的2000人的及时援助，抗拒了清军陈希文部万人围攻大同3月之久。

陈军开往大同前，徐永昌对相处融洽的李得功说：“我是山西人，在大同住过，出来多年，回去打枪，于心不忍。”（《回忆录》18页，以下引自本书的原文，只加引号）李尊重他的意愿。便介绍他到通州新成立的某营当了哨长。

1912年春，北洋政府陆军部成立了将校讲习所，招收参加过辛亥革命的编余学官。徐永昌认为这是很难得的深造机会，立即报名，经过考试，录取了360名，徐永昌亦在其中。在所2年半，他打下了坚实的军学基础。

有两点值得在此提叙：一是三位陆大出身的教官讲得最好。胡佩庚讲日俄战史、朱鼎新讲战术、刘景元讲运输；二是两位德国教官丁克尔与贝勒发讲得更好。丁教战术，由一般战斗、小动作讲起，每讲数周，即到野外实习一次。贝为兵工专家，主讲兵器与射击，常将兵器模型标本带到教室讲解。他还常带学员们到东交民巷德国使馆兵营中，将大炮拆开，详细讲解。

1913年11月，徐永昌以榜首从该所毕业，分配到南京军官预备学校当连长，但因等陆大考试结果，留京未去。

1913年秋，徐永昌报考了陆大。他之所以报考，一是因他少小失学，常怀未曾饱读之憾，故不断入学深造；二是因他认为书中智慧丰富，道理奥妙，沉浸书中，其乐无穷；好书会指导人如何做人，如何做事，古今以来大有作为的人，未有不重视读书的;要想知道古今中外大事，非活到老学到老不可。在抗战期间军务倥偬之余，他还常请他的秘书翰林出身的王震昌给他讲经书。

1913年底，陆大经过初试与复试共录取了40名，徐永昌亦在其中。教官中有三位日本教官分教军事、地理、兵备与骑术，李渚深教卫生学，“所有中外教官的讲授能力与方法，除战术教官郑桓外，几乎都在将校讲习教官之下，故无可论述者”。

1916年12月，徐永昌陆大毕业后，因种种原因，未任军职，而是在陆军部当了名编译官。

二、参加倒袁讨张援陕活动

徐永昌常说自己不懂革命，但他懂得国家要想不受外国侵略，就得自强。

在光绪年间，他常读《新民丛刊》、《中国魂》等革命书刊，且常与同盟会会员景梅九在京创办《国风示报》记者安徽的张秋白、山西的苏连三等往来。因他言行谨慎而未出事，不幸同营另一哨长皖人张文敏因参加革命活动而遭枪决。因此，他非常痛念西太后擅权作恶、盲目排外，叹息光绪帝变法维新惨遭失败，终于导致了八国联军侵略的浩劫。

民国成立后，他先寄希望于袁世凯建立政治清明（民国初年袁处决了贪污500银元的京兆尹王治馨），统一富强的中国，后对袁压制民党，接受卖国的21条，违背民意，实行帝制，表示了极大愤慨。

1915年底，蔡锷起兵讨袁，各省响应。陆大现役军官学员多回原部队参加讨袁活动。徐永昌与两同学到上海、嘉兴一带进行联络民党倒袁活动。他就是这时在沪初次结识孙岳的。

孙字禹行，直隶高阳人，保定陆军学堂毕业后当过曹锟（字仲珊）第三镇参谋。辛亥革命时，孙在宁任过黄兴的参谋长并结识了孙中山。从此，孙、徐两人建立起肝胆相照、患难与共的友谊。

1916年夏，袁氏死后，黎元洪继任总统，徐永昌与同学取道青岛北返，访问了受孙中山之命在山东周村一带起兵讨袁的居正与吴大洲等人。是年底，徐永昌陆大毕业后，在京初次结识了山西人续西峰与参加过山西辛亥革命的安邑人李岐山。续时任国会议员，李任陆军部少将参议。孙岳此时北返保定，担任直督曹锟的顾问，常来京与徐永昌及续、李等人商讨和平统一国家的办法。

1917年6月，张勋统率辫子军3000余人进京，以调停黎段之争为名，行宣统复辟之实。

徐永昌初不相信，7月1日看见满街悬挂龙旗才知是事实，认为这是又一次违背民意、背叛民国的罪行，表示了极大的愤慨，立赴保定找孙岳去劝说曹锟派兵一旅开往北京，出其不意解决天坛辫子军，活捉张勋，打倒宣统。

不料孙岳外出未遇，乃风尘仆仆急返北京，邀请续西峰、李岐山同赴天津找前陕督陆建章商量讨张办法。陆遂派徐永昌携其亲笔信与开拔费万元去通州敦促第4混成旅旅长张锡元先突袭朝阳门，后奔袭南池子张宅活捉张勋，并嘱他路经廊房时敦促与陆有密切关系的第16混成旅旅长冯玉祥与张旅共袭北京。徐永昌顺利完成了这个使命。

张旅午夜出发，凌晨占领了朝阳门，如以百人奔袭南池子张宅，肯定会活捉张勋的。不料任过陆军总长的王士珍急来电话对张说应付张勋复辟事已有办法，劝张带兵速回通州。这位缺乏远见卓识与果断魄力的旅长竟带兵回通，致使打倒张勋、再造民国的荣誉落到了马厂誓师的段祺瑞头上，使徐永昌为之叹息不已。

黎元洪继任总统后，恢复了民元约法，召集了旧国会。不料段祺瑞联络督军们迫黎下台，冯国璋继任总统。孙中山遂在粤组织护法军政府，派于右任为陕西靖国军总司令，讨伐陕督陈树藩。续西峰因与陕护国军许多将领熟识，便于1918年5月邀徐永昌为援陕事南赴粤、滇、川等省谋想办法。徐永昌时任保定直隶军官教育团教育长，遂向团长孙岳请假，与续先赴粤谒孙，不料孙因故离粤赴日，后赴滇川黔访问三省靖国联军总司令唐继尧与四川都督熊克武。唐、熊都是民党元老，各派一旅援陕，不幸均以失败告终。徐永昌失望之下，只好北返保定。

1920年夏，以直鲁豫巡阅使曹锟与副使吴佩孚（字子玉）为首的直系和以段祺瑞为首的皖系因争权夺利而兵戎相见，结果皖败直胜。直系收编败军，大肆扩军。曹任孙岳为第15混成旅旅长，徐永昌为旅参谋长。后曹命该旅赴豫协同陕督冯玉祥（字焕章）部解决皖系豫督赵倜部。战胜后，冯任豫督兼省长，孙旅开回保定。

1922年夏，第一次直奉战争时，孙岳任左翼总指挥，战功卓著。直胜奉败后，曹拟委以15师师长，因吴反对而不果；只好派他兼任大名镇守使与六营巡防营统领以安其心。他调徐永昌为二团团长，随他赴大名视事。是年秋，曹派孙赴沪访问孙中山，孙便委徐永昌代行其职。徐永昌除严格训练二团外，还协助巡防营剿灭大名道30余县的土匪，严惩了贩卖毒品的奸商，使冀南老百姓得以安居乐业。

该旅第一团原驻定州，团长刘德伦病逝后，孙调徐永昌继任。由于刘常患病，团务废弛，上下颓唐，故他接任后，两月之内撤焕了2名营长、8名连长。他用训练一团的办法来训练二团，他亲下连队，点名谈话，督导操练。“他把兵营当成学校，注重官兵应有的学识与技能；他要他的部队爱护人民，他要他的士兵将来解甲归田，能自营生计而不为社会的寄生虫”。（《徐传》87页）他就是用这套办法把第15混成旅训练成纪律严明的队伍的。

三、北京政变

10月，曹锟通过贿选，登上总统宝座。吴佩孚继曹为直鲁豫巡阅使，飞扬跋扈，操纵大权，调冯玉祥为空头衔的陆军检阅使，驻军南苑，引起冯的极大不满。孙岳资历、能力与功劳均高于一般直军师长而只任旅长，对吴也非常不满。附直的陕军第一师师长胡景翼原是陕西靖国军的将领不受吴的重用，也对吴不满。三人又对曹锟的腐败政治同感失望。

政变前，曹任孙岳为北京戒严司令。10月初，孙征求徐永昌对倒曹吴的意见时，徐表示反对，一因奉军军纪太坏，到处扰民；二因倒吴不打奉，会“使奉张更嚣张，更横行；曹之政治固然不佳，但总不比奉张之好乱成性，目无法纪；即使改革曹吴之政治，亦应先倒奉张”。

争执再三，孙说：“前年直奉战争，吴子玉不明是非而骂你，明白的人说你有涵养，不明白的人说你不识好歹。”

徐永昌说：“我要做错了事，人不骂我，亦内疚于心。我要未做错事，谁要无端骂我，等于骂他自己。”这就是徐永昌讲究的求己责己的修养功夫的表现。

最后他对孙说：“我们二人论私是朋友，论公你是我的长官，无论公私你都可以指挥我!”徐永昌反对倒吴不打奉所剖析的理由，后来在事态的发展中，证明是很有预见的。

1924年10月23日凌晨，冯军由古北口回师北京，在孙军接应下，完成了囚曹于中南海延庆楼，逼曹下令免除吴佩孚身兼各职的北京政变计划。阎锡山应冯玉祥之约曾出兵石家庄，击退了由豫北上援吴的寇英杰部。

政变后，冯在西苑总部召开重要军事会议，议决：

第一、冯胡孙部队改称中华民国国民军第一二三军，冯任总司令，胡孙任副总司令，各兼一二三军军长；

第二、黄郛暂摄内阁；

第三、二三两军负责打通京汉路；

第四、冯提议找段祺瑞为政府首脑。

胡孙带兵南下后，冯往天津亲迎段来京担任中华民国政府临时执政，此事亦得到奉张的赞同。并电邀孙中山北上共商国事。段遂于11月24日由津来京视事，任冯为西北边防督办，胡为河南督办，孙为河南省长，奉系李景林、张宗昌分任直、鲁督办兼省长。

在段的许可下，国民三军由一混成旅、六巡防营与曹锟卫队旅扩充为一师、四混成旅、两补充旅。徐永昌任第一混成旅旅长，五台人胡德夫自成一旅，武士敏自察哈尔带骑兵千余人，均隶属于第三军。陕北井岳秀、杨虎城两部愿归孙岳节制，孙遂委任2人为三军的军长。

三军开到洛阳一带后，孙徐二人既恐豫省赋税养不了二三两军，又恐两军日后发生冲突。因此，徐永昌主张进兵陕甘，“休养生息，整顿队伍，徐图报国”。冯对此计划亦表赞成，并请段执政于1925年初任命孙岳为陕甘剿匪总司令，段还许孙能到陕则治陕，能到甘即治甘。孙遂任徐永昌为总指挥，带四个混成旅，于7月中旬打败了陕督吴新田部而进入西安。

在此值得一提的是他的后勤工作。当时陇海路仅通陕州，三军既无兵站组织，又无军用卡车，为了不拉夫不扰民，他下令购置了1000多辆手推车，载运军需物资、锅灶帐蓬等物，由士兵推挽。他和官兵同甘共苦，不住学校、庙宇、民房，全睡帐蓬。这样纪律严明的队伍受到沿途老百姓的欢迎。

三军开进西安后，孙任徐永昌为第一师师长，兼西安警备司令，段执政任孙为陕西督办，刘镇华为省长。徐永昌请速率军西取甘肃，孙初犹豫，后考虑到陕省比河南更穷，与二军部队亦难长期和睦相处，便赞成徐永昌的意见，可惜为时已晚，因是年8月，段执政突然发表冯玉祥兼任甘肃督办之故。三军干部对冯背信弃义的举动表示了极大愤慨，欲兵戎相见，徐永昌对孙说：“你去年与冯合作倒曹，今冯不讲信义，总是政府任命。我们去打他，人且认为我们是自相火并。固然段曾将甘许与我们，冯且从而相助说项，但此乃内幕事，外人不知。今若与冯火并，人将认为你是既不忠又不义。前日甘肃无主，我们坐而不取，今已有冯，我们自认失计，再待机缘为是。”

可见徐永昌是以整个国民军大局为重的了。

1925年初，奉张削平倒戈反奉的郭松龄军后准备遣兵入关，引起了国民军的不安。二军军长兼河南督办胡景翼又不幸于4月病逝开封，由岳维峻继任督职。11月，孙岳应冯之约回师直隶，准备联合打奉。

徐永昌路经郑州时，岳送他现金3万元以酬谢他为整个国民军大局四处奔走的辛劳。他分文未取，全交与新成立之兵站支配。

他路经石家庄时，胡德夫、弓富魁、武士敏三旅长来见他说续西峰要他们帮助樊钟秀打山西，问他有何意见，他说他是奉孙督办之命来打奉军的，“山西我不能去，你们如何行动，我不能管”。

这是徐永昌第二次不愿打家乡。

11月17日，他率三军从直督李景林手中夺取了保定。胡、弓、武三人认识到联合打奉的重要性后，亦率队赶来保定，听候调遣。

12月，徐永昌率领三军，在一军韩复榘师的协助下，占领了天津，李景林军退往德州，与张宗昌军汇合，准备反攻。段执政遂任命孙岳为直省督办兼省长。先是在保定时，徐永昌曾劝体弱多病的孙岳打败奉军后，只做直督，驻保练兵，准备将来为国效劳为宜，并说既要一军相助，就应将直省省长让与一军。

不料孙在左右包围之下，不听徐永昌忠言，竟主持了直省军政大权。冯玉祥内疚于甘肃事的食言，不能不支持孙岳。孙视事后，深居简出，很少过问军事，大家争权夺利，不顾大局，不听指挥，随意后撤。因此，当直、鲁联军反攻天津时，只有他的第一师英勇作战，亦无济于事。同时盘据在武汉的吴佩孚由联合国民军打奉突然改为联奉打国民军。致使在河南的二军土崩瓦解，溃不成军，岳维峻逃至晋南，做了阎锡山的阶下囚。

1926年1月，冯玉祥通电下野，3月赴苏考察，将兵权交与了鹿钟麟。冯部驻滦州的唐之道师长通电主张和平，迎奉军入关。吴奉大军是沿京汉京奉两路进迫北京，一三两军见大势已去，乃撤至北京外围布防。

在撤退前，吴佩孚曾数次函电要徐永昌合作，他置之未理。某日，段执政托徐永昌友人吴霖泉来邀徐永昌共进餐，次日又托吴送给徐永昌两万银元。这对于粮饷两缺的三军来说，真是雪中送炭。徐永昌分文未取，而是半数用在未能带走的伤兵上，半数用在安顿留京军官眷属的生活上。

1926年4月9日，鹿钟麟迫段下台后，在其帅府园总部召开一三两军军事会议，商量应付时局的办法。大家决定拥曹复职，联吴打奉，一面派鹿的参谋长陈希文去延庆楼见曹锟，一面派门致中师长去汉。见吴佩孚后，陈回来向大家传达了曹锟的话：“当初我打奉军，冯焕章反对，现在冯无法应付，要我复职，我都无所谓，只要你们打奉军，还是我的部下。现在你们可请吴子玉的前方将领来见我，我教他帮你们打奉军，逐他们出关。”

次日，他们派人到良乡请来吴军田维勤旅长，田先见了曹，后对大家说：“总统要我帮你们打奉军，但我要回去见吴子玉帅才能行动。”不料数日后门致中来电说吴要一军全部缴械，方有商量的余地。一三两军只好于4月中旬撤出北京，一军负责防守南口阵地，徐永昌率领其第一师与黄铭香、胡德夫、弓富魁、武士敏四旅人负责防守自涿州桃花堡至察南蔚县一带阵地。三军其余的六旅人全投降了吴佩孚。续西峰命其族弟续宝韦在石家庄招募的2000多人亦来投奔徐永昌，他因宝韦是个文人，便命保定军官教育团出身的续范亭统率此军。

在此有必要叙述一下1925年秋国民党元老冀人王法勤由广州介绍几位苏联军官到三军任顾问之事。

徐永昌只让吴霖泉妥善招待他们而少与他们谋划军事。天津下后，即礼送他们离津。他们后向其上级报告三军状况时，关于徐永昌的话讲得很好：“徐永昌将军，第一师师长，系一深通军事之人，处事聪敏沉静，且有沉思，抱有明确及正当之作战思想，谈话颇能领会及度量对方之意思，不拘于中国普通礼节，且不作无谓之应酬语。对苏俄及俄顾问颇为谨慎。”（台湾中央文物供应出版社《革命文献》第15辑）

国民一、三两军退出北京后，在张家口召开了重要会议，决定派察哈尔帮办张树声到沈阳见张作霖谋求和平，互不侵犯。又派代表赴太原见阎锡山，要求假道大同，由京绥路退往绥远，保证决不侵犯山西并保境安民。会后，孙岳到宣化召集三军干部开会宣布说：“我已下野，三军军长由徐师长继任。”徐永昌虽然从此领导了三军，但他始终奉孙为三军首领。他于是整编了部队，除第一师辖黄胪初、员凌衔两旅外，另编了第三、四、五三个独立旅，由张金榜、黄铭香、续范亭分任旅长。胡、弓、武三旅亦归徐永昌节制。

不久，张树声回来说奉张不愿与他们谋和平，去晋的代表回来说阎锡山口头上讲得好，但晋军已炸毁大同附近的铁桥。徐永昌认为“症结是彼此不能相信，若努力疏通，或有商量余地”。鹿钟麟问他：“你近日表示不愿与山西作战，是否也不愿与奉军作战呢?”他说：“我们要怎么做都可以，我仅是不愿对山西作战，因为山西一向保晋安民，我已几十年未回家乡，绝不愿打回去。”

因此，他的防线虽然紧临晋北广灵、灵丘、平型关等地，却始终未派一兵一卒侵入山西，这是徐永昌第三次不愿打家乡。

1926年初夏，鹿钟麟未接受徐永昌的意见，没再派人向阎锡山疏通，也未派军增援察、热防线，而是孤注一掷，派出宋哲元、韩复榘、石友三等部10万大军全面进攻晋北，虽然占领了七八个县城，却屯兵大同、天镇、雁门关、平型关下3月之久，屡攻不成。因此，当奉军由热河占领多伦，威胁一、三两军后路时，两军不得不西撤。一军大部撤往五原一带，韩、石两部撤至归化（今呼和浩特市）、包头，投降了晋军统帅兼绥远都统商震。徐永昌则率三军退至包头一带。

四、一三两军分道扬镳

1926年9月中旬，冯玉祥得到苏联军械顾问以及中国共产党的援助后回到五原。17日在该地举行了誓师大会，宣布实行三民主义，部队改称国民革命联军以响应从广东出发的北伐军。徐永昌去五原看望孙岳时，孙对他说：“以后我们的行动要和一军分开，他们的思想很有问题。”这是指他们召开“打倒三纲五常的大会”孙未去参加而言的。徐永昌对此口号也是反对的。他在五原、包头各见冯一次，两人一向互相敬重，只是这次晤，徐永昌对冯的主张多持异议。因此，当冯托张俊杰来请他任第六军军长时，他婉言谢绝。

他与孙岳决定三军在五原屯垦，但此事必须得到阎锡山的同意。阎曾给商震电报说：“徐次宸为人重义气，素所深知，我定推心置腹待之。”表示了欢迎之意。徐永昌遂于1926年10月到太原，受到阎及其军政干部的热烈欢迎，他在宴会上讲：“阎先生对张雨亭敷衍，当然可以，但不必把他当一回事。我们今天要求进步救社会，是要反张的。谈革命，我不懂，驱逐恶势力，我是知道的。凡是血气之伦都应当向恶势力搏斗。奉军是当前的恶势力，我们离他们近，我们先起来对他们动手，不能尽靠他人。”他说此话时，张作霖正在北京自称安国军总司令，要阎做他的副总司令，否则，对晋不客气。徐永昌在并逗留3月期间，冯玉祥部在奉军压力下，陆续由绥远撤往宁夏、甘肃一带，三军则全撤至陕北神木一带。续范亭、弓富魁、胡德夫、武士敏四旅长因不愿接近山西，亦随后西撤。不料走至绥宁交界的石嘴山时，突被冯部包围缴械。只有弓旅王凤飞的2000人，突围并投三军。对冯部解决续、弓、胡、武四旅人之事，徐永昌非常不满，认为解决军纪差的胡、弓、武3旅人马“尚有可原，惟解决素有功绩，极有纪律，一向亲近渠之续范亭部，令人不解，此事他做得太对不起友军，对不起朋友。”1927年1月，徐永昌回到神木三军总部前，还劝说阎锡山礼送岳维峻回陕，召集二军旧部，协助由甘东进的冯玉祥部解了刘镇华部围攻二虎（杨虎城、李虎城）守西安之围。徐永昌回到总部，得到井岳秀的补充给养后先沿河开至绥德，后渡河开至汾阳，最后开至榆次。

五、三军参加北伐

1926年7月，国共第一次合作组成的国民政府命令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蒋介石率师北伐，数路进军，势如破竹，在8个月内就陆续占领长江流域各省，并与由陕进军河南的冯玉祥部会师郑州。驰豫援吴的张学良部10万余人兵败后退至正定一带布防。

1927年6月，阎锡山就任国民革命军北方军总司令，数次电劝张接受三民主义，与国民政府谈和平，张未接受。当奉军驰援河南吴军时，徐永昌曾敦促阎锡山出兵石家庄截断奉军后路，他说：“当此奉军披靡北撤，迤逦千里，若不乘此出击，无异坐失倒奉张之良机。”阎犹豫不决，仅允他率三军出驻井陉。1927年中秋节（9月24日），阎召开打奉军事会议，徐永昌认为打奉的时机已过，必须等待北伐军进至徐州方可出击。因此时宁汉纷争，蒋介石通电下野，北伐军仅反攻至蚌埠一带之故。阎未接受他的忠告，反于9月29日，命令杨爱源指挥晋军9师（每师5000余人）联合三军，分三路出击京汉线上的张学良部。以保定为第一攻击目标，傅作义师出紫荆关袭取涿州，李服膺师出倒马关袭取丰台，目的在切断京保铁路。商震率6师由大同进取张家口、宣化、怀来，谭庆林部郑泽生骑兵师进驻北京东郊，总目标是压迫奉军退出关外。

这个七路进兵打奉的计划是阎亲自与他的参谋长朱绶光、参谋处长郭宗汾制定的“锦囊妙计”。按当时晋军共有步骑兵17师、炮工12团，加上国民三军和新收编的热河谭庆林部不过15万人，以此来打京汉、京绥两路装备精良的30万奉军并迫其退出关外，可以说是一种投机冒险的军事行动。难怪，京汉线上虽然攻至望都附近，京绥线上虽然攻至怀来附近，一旦奉军大队骑兵10月10日从冀中突袭定州时，因无大批总预备队增援，阎只好下令全线后撤，京汉线上撤守娘子关、龙泉关，京绥线上撤守雁门关、平型关。大军撤后3天，由于山路崎岖，傅作义师才袭取了涿州，李服膺师才进至门头沟附近的斋堂。傅师困守3月终以弹绝粮尽，不得不缴械投降，李、郑师则安全退回平型关。晋军后撤时，阎锡山才真正认识到徐永昌卓越的战略识见与指挥才能，便任他为晋东防御总指挥。他命令三军一旅与晋军一师在平山至获鹿一线构筑前沿阵地以便迎头痛击追来的奉军，赢得时间筑好娘子关一带的防御工事。后来奉军数次进攻获鹿均未得逞。如果阎未及时委任徐永昌为总指挥，奉军就很可能一路追到太原了。“尽力攻，尽力追，在本月内上太原喝醋去”。这是获鹿前线缴获的张学良部属下达的命令。

一直到1928年春，奉军才大举进攻娘子关、雁门关等地，均未得逞，但攻占了平定城东40余里的旧关（即固关）“在那一带蹂躏红驼河全村300多人，弄得个鸡犬不宁，屋子被铲平，食粮被烧尽，妇女被奸淫，小孩子被赤条条缚在树上饿死。等他们退后，全村简直变成了废墟烬堆，惨不忍睹”（《战壕》）。1928年1月，蒋介石复职，自兼第一集团军总司令，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分别为第二、三、四集团军总司令。4月起，分路北伐，徐永昌指挥三军与晋军占领石家庄、定州，进至望都附近时，作为他的右翼的二集团韩复榘师忽奉冯令撤走，幸赖四集团门炳岳师及时开到定州，方使他的右翼不致空虚。5月，晋军北路总指挥商震率军从平型关进至行唐。于是两路夹击奉军，5月底，徐永昌率军攻占了保定。阎令三军在保定休整，令商震率军进取北京。此时，徐永昌忽接电说孙岳已经病故，遂令三军全军挂孝，开了追悼会。后来孙岳灵柩由沪运至北平，安葬在北平西郊温泉寺附近的显灵山阳。1928年6月初，国府下令北京改称北平，直隶省改称河北省，并任命阎锡山为平津卫戍总司令，商震为河北省主席。商于6月9日率军进入北平。奉张退走前，应北平的治安维持会会长王士珍之请，留鲍毓麟旅维持城内治安。

晋军入城前2日，韩复榘师忽由冀南日夜兼程，赶至永定门欲进占北平，不料吃了维持会的闭门羹。晋军自广安门进城，鲍旅自朝阳门出城，走至半路忽被韩师包围缴械，遂引起北平各界的责难。笔者当时求学清华，知此颇详。奉军退出关外后，褚玉璞与张宗昌的直鲁联军数万人盘据在滦河两岸，不肯投降。蒋介石任命白崇禧为总指挥，统率一集团陈调元部、二集团韩复集部、三集团徐永昌部、四集团叶琪部负责肃清冀东。不料韩部开至军粮城后，停止前进。他对徐永昌说他已奉冯令撤回河南。徐永昌说：“你们知难而止，这对不起朋友，我不能如你们那样做。”后来三路大军与直鲁联军激战数日，追到滦河，因河水大涨，无力强渡。徐永昌逐命其骑兵旅长吕汝骥率部从下游偷渡滦河，行大迂回，9月13日突袭滦州城而下之，于是东西夹击，彻底解决了褚张两部，三军立了大功，受到各方好评。北伐成功后，蒋介石来北平祭拜碧云寺孙灵后，曾约徐永昌在西山饭店晤谈一次。

徐永昌向蒋建议两点：第一以建都北平为宜，因我们的外患在北方，内忧亦在北方；第二，如建都南京，也应将军事院校设在北平。蒋虽首肯，但未实行，徐永昌又请陆大同学、蒋的顾问方本仁转达他的请求：国民三军1925年入陕之役与打吴张之役“死伤抚恤无着，当时等于无政府，因此托方转陈对于两役死者家属予以抚恤”。蒋托方送去3万元，他以半数分给阵亡将士的遗属，半数用在满城一亩泉修建国民三军昭忠祠上。该祠落成于1929年末，正厅供奉了840个灵牌，以三军创办人孙岳为首，祠匾与纪念碑文分别为国民党元老谭延闿、于右任书写，碑文则由三军参议杨肖韩撰写。又在祠旁购置良田百亩为守护者耕种维生之用。

六、交出兵权 主政绥远、河北

1928年10月，国民政府任命徐永昌为绥远省主席。他以主席是文职，便到三军总部将所部整编为两个步兵师、一个骑兵旅、一个独立团，准备交权给三集团。当时三军干部反对此举。他先耐心倾听大家发言后，语重心长地说：“现在北伐成功，国家统一，已非过去的无政府状态，如仍不改番号，就对不起国家。只要大家跟着人家努力工作，就都有前途。”大家听了他的肺腑之言后才安静下来。徐永昌这种以国家大局为重，自动交出兵权的高尚表现，在人人拥兵自重、争权夺利的民国史上可以说是第一人。

1928年11月，徐永昌赴绥前将他的部队交出来编入三集团各军。他仅带王平秘书长、李芷政秘书赴绥视事。至于绥省厅局长人选没有三军一个僚属，全是晋绥两省贤能之士，如与我有一面之缘的教育厅长祁志厚，就是绥省少数留学生精英之一。当时的绥远既闹旱灾，又闹土匪，徐永昌立即采取两个紧急措施：救灾与剿匪。救灾工作得力于东北赈济会会长朱庆澜与华洋义赈会总干事章元善。朱在东北购运大批粮食运往绥远赈济灾民，还运来良种改良绥远省农作物。章则以工代赈，修筑萨拉齐附近的黄河渠。由于徐永昌的多方努力，几个月后，匪清灾去，农田相继下种，为明年丰收打下了良好基础。他还为绥省办了三件实事，疏通旧渠、修筑公路、设立医、农、牧职校。可惜，他的以编余官兵实行军屯，以各省贫民实行民屯的宏伟计划，因多种原因未能实现。1929年9月国府调河北省主席商震为晋省主席，以徐永昌继任。河北省府当时设在北平中南海内。10月，徐永昌赴平视事后，对原省府厅局长班子，一无变动，只让王平与李芷政分任省府秘书长与秘书主任而已。河北是徐永昌的第二故乡，对河北人民常受的水旱灾害知之甚深。但他认识到想根治境内大河的水患，非由中枢协同晋冀察热四省共同努力不能成功；而采用打井办法灌溉农田，防止旱灾，则是冀省独立可以实现的。因此，他通过省府会议，成立了河北省农田水利委员会，在国民党元老冀人李石曾、朱庆澜及任过国务总理的熊希龄3人大力协助下，以长芦盐加价2年作抵押，从各大银行借到现金350万元作为基金，由省府统一规划，地方士绅负责实施，贷款给农民打井灌溉，很快就产生了效果。他的另一项重要措施是整理全省预算，以便合理负担平津卫戌总司令部官兵的军饷。他的整理办法不外开源节流，首先裁撤省府卫队营和减少其他不必要的开支。开源是增加税收，即大力剔除中饱、逃税等弊端，而不是增加税率。在此有必要提及徐永昌奉养徐翁之事。他驻军大名时，曾派人到蚌埠迎养徐翁，因徐在税局做事未来。北伐成功后，他亲迎徐翁于天津，偕往绥远，孝敬如昔。主政河北后，安置徐翁于省府旁的小院内，每星期日陪翁看戏，吃小馆。1930年8月，翁忽病逝，享年75岁，他因在豫东作战，只在军中遥祭而已。1931年春，他在法源寺为徐翁正式开吊，设奠敬礼，并亲撰碑文，交翁子燕桂扶柩归葬营口。徐永昌终身奉养徐翁犹如生父的孝道，是有口皆碑的。河北省是个大省，徐永昌的“公薪月约1900元，家用较多……在职一年余，剩下4000余元”。据王平的回忆：“……经费剩余八九万元，此时正是混乱之际（1930年10月张学良率军入关，任王树常为河北省主席），徐先生让我交代时不能少了一草一木，对于款项未领者不再领，转行交库，已领未用者，全数移交后任。”这是徐永昌终身一尘不染的又一证明。1931年7月，徐永昌参加北平政分会期间，因河北农田水利委员会收得的基金百万元已由奉军移做他用，他偕国民党元老冀人张继找奉方负责人，要求如数归还河北农田水利委员会而未成功，使他感到遗憾之至。

七、参加蒋、阎、冯中原大战

中原大战原因主要是蒋介石在编遗会议上出于想搞独裁的私心，主张除四个集团军各设一编遣区外，另设一中央编遣区，遂引起了冯阎李三人的不满，终于先导致了讨李、讨冯的战争，后导致了中原大战。北伐成功后形成的表面统一局面，徐永昌始终主张予以维持。

1930年初，各方反蒋代表云集太原，阎锡山召徐永昌返并征求他的意见时，他说：“不要走打仗的途径，你如一定要打仗，不要用我作指挥官。”阎说：“你这样说，是否认为打蒋必败?”他答道：“张汉卿（张学良字）如来合作，胜负似未可知，否则必败。”

尽管他反对打蒋，但他感于“这几年与阎的公谊私交，没法子不给他担任作战之事”，终于担任了二三两集团军在陇海线上的总指挥，鹿钟麟副之，打了半年的中原大战，终以蒋胜阎冯失败结束。

失败的原因很多，一个是蒋以重金高官收卖了陇海线上刘茂恩部与京汉线上冯部梁冠英、吉鸿昌等部的倒戈反击。另一个是蒋给了张学良陆海空军副总司令头衔并许他全权处置黄河以北各省军政事宜。张遂于9月18日通电拥蒋，派兵入关。阎冯只好下令撤兵，通电下野。

在作战期间，蒋曾给徐永昌一亲笔信说：“津浦线晋军已由济南溃败，二集团大部向中央输诚，东北军入关拥护中央，阎伯川既无能力，况此时以孤军支持下去，徒苦人民，望有所主张。我请刘君实先生相候于民权县，在三日内请与联络。”对此，徐永昌未予回应。

在作战期间的某日，各将领在开封宴会时，徐永昌对大家表示，万一失败，“我军拟北退者，不论何军何部有一不退过黄河者，三集团军决不过河。诸君信得徐某，当更信得过三集团军”。大家一向敬重他讲信义，重然诺，所以此言一出，无不深信不疑。后来他军过河之后，三集团十余万人才陆续过河，殿后的马延寿师长原是国民三军的旅长，马的部队还曾在黄河铁桥南端受到倒戈的梁冠英师的炮击，损失了少数人马。

在此有必要提及的：

一是他经过开封时，将前借自商会的五万银元如数归还；

二是徐永昌赴新乡访问鹿钟麟时，因三集团粮饷全被无故先撤至顺德的石友三部截去，而鹿此时刚由山西领到二集团全军粮饷，所以向鹿商借一部分以应急需。不料鹿借口粮饷全已发完而加以拒绝，致使三集团军吃尽了饥寒交迫之苦；

三是徐永昌要求孙连仲部掩护他的部队沿平汉线北撤至石家庄。不料孙说石友三已派人与他联系，要共同截取三集团部，“我当然不能这样做，可也不能帮你打他”。这就是他带领晋军10万余人从修武山路退回上党的唯一原因；

四是宋哲元部西退至西安后，刚受到杨虎城部与中央军的双重压力，想退到晋南，徐永昌不顾晋军将领们的坚决反对，欢迎患难与共的宋部退到晋南；

五是傅作义在津浦线战败，残部退回绥远后，电阎呈请辞职，阎置之不理，傅愤而称病留津，徐永昌劝阎要继续信任傅，阎接受了他的意见，乃电傅返回绥远。

八、奉晋合作 安定北方

1930年10月18日徐永昌返并，阎锡山赴津转往大连前，任命徐永昌为晋绥军警备总司令，并将晋绥财政整理处保存的现洋300万元交他支配。当时晋钞每元跌至2角，他就是用这笔现金维持晋绥军4月之久的。阎临行前送各将领现金20000元，独送徐永昌50000元。他却是用这笔钱的大部分接济了许多编余军官。

1930年12月，张学良召集商震、徐永昌、杨爱源、傅作义、宋哲元、石友三、庞炳勋等人在津开会商讨整编各军事宜。最后决定晋绥军缩编为32、33、34、35四个军，由商徐杨傅分任军长，另编一独立师，师长为孙楚，一骑兵军，军长为赵承绶，一炮兵集团，司令为周玳，其余宋、石、庞等杂牌军均予以新的番号。经过4个月的整编，各军才从北平张学良总部领取军饷。

徐永昌天津开完会后，顺便在北平德国医院检查身体，发现患有肺病，医生要他住院治疗，但在晋绥安危系于他一人身上时，他只好抱病返晋整编军队，安置友军，然后又到北平协和医院检查肺病。医生要他立即卧床休养。

不幸，当时北方政局动荡不安，谣言纷起。张学良约他到北平李石曾宅，3人坦诚商定了奉晋合作以安定北方的大计。徐永昌派王平赴大连向阎作了汇报，得到了阎的赞同。

不料，隐居泰山的冯玉祥忽给他来信说已与两广陈济棠、李宗仁和大连阎锡山联络好，先让石友三发动，大家帮忙，驱张出关，然后倒蒋。阎从大连亦3次派人来要他助石打张。

他又派王平赴大连向阎剖析了贯彻奉晋合作安定北方大计之利，驱张倒蒋之害，说明目前以不乱动强出为宜。阎遂接受了他的意见。他还对好友宋哲元、庞炳勋讲了安定北方大局的肺腑之言。石友三本人也曾两次派人来请他，出兵相助，他以“我不能帮任何人再打内战”答之。

因此，1931年7月，石友三发动驱张出关的叛乱时，无人相助，不到半月，便被奉军、中央军、商震军三路夹攻，溃不成军。石友三只好带领残兵败将逃至山东主席韩复榘处躲藏起来。

九、主政山西

1931年9月底，国府任命徐永昌继商震后为晋省主席。他上任后，省府厅局长除张学良硬派田见龙为建设厅厅长外，无一改任，只任王平为省府秘书长，李芷政为秘书主任而已。

9月15日，阎锡山突乘日机由大连飞抵大同转赴河边村老家。这一突然事件立即引起了张学良的不安，张坚持逼阎离晋。徐永昌对张说阎住家乡，对奉晋合作有利无害。他还请知友魏道明、郑毓秀夫妇在中枢帮他为阎事说话。“九一八”事变发生后，阎事才得到缓和，10月初，国府明令阎锡山免于通缉。

在晋省主席任内，徐永昌通过省府会议，首先恢复了前主席商震裁撤的村政处，以樊象离为处长，继续推行有益于人民的事业，依次是改革教育，兴办农田水利，提倡使用国货，查禁毒品。至于轻重工业与修建同蒲铁路，则由1932年2月出任太原绥靖主任的阎锡山负责。

关于改革教育，徐永昌认为“我国国民教育不重培养国民道德与爱国精神，高等教育则学非所用，皆走做官一途。此等不合国家需要之教育使人出校后，中学生再不愿种地、做工、做小生意，故普及教育不能不努力改革”。

遂命令教育厅成立教材编委会，编写适合本省省情的中小学教本，使学生受到基本知识与爱国主义的教育，使不能升入大学者回到工农商方面自谋生计。

其次是裁撤国民师范，改为职业训练班。

三是将农专由城内迁至西山脚下，将商专改为职校。

四是令山大增设理学院，法专并入山大法学院，教育学院并入山大文学院。

五是要山大派出优秀助教出国深造，以加强教师力量。

提倡国货杜绝国币外流是徐永昌一贯的主张。他曾通令“全省公务人员、机关等，一切服食用品，除无国货代替外，均须选用国货，否则以违背公令论”。他以身作则，使用国货，还常使用山西土货，全省贯彻，蔚然成风。

笔者多次见他穿戴的礼帽、长袍、马褂、布鞋，无一不是国货，他的夹外套就是山西毛织厂的产品。

对于毒品他一向憎恶，他的好友中有几位就是因病而吸鸦片成瘾的。他不但未染此恶习，连纸烟也不沾唇。在他的客厅只备茶水而不备纸烟。他认为把乌烟瘴气吸入肺部是有百害而无一利的。他

下令成立了查禁毒品委员会，以明快果断、不徇私情的马骏为委员长。马遂下令凡吸食鸦片、金丹、白面者均送收容所勒令戒除，贩运者立予枪决。一年后，正太路上贩运毒品几近绝迹。

笔者1936年5月欧游归来，他刚因病辞去主席，他的上述政治措施均已实现，只有中学课本未编成，农专未迁至城外，山大未派助教出国深造，毒品未绝迹而已。

1932年秋，徐永昌应召赴汉口见蒋介石，商谈国事数次，但无一言涉及“剿共”之事。

首次见蒋他就直率地提及中原大战与阎锡山任职问题。他说：“阎先生重爱国者，其人勤俭，能深思。19年之战事，不但北方杂牌军都拥护他，即使南方政府军队首脑派代表到太原的也不少，因为都怨中央编遣会议不公……战后山西省钞五六千万贬值不到二百万。想收拾此局，在我是事倍而功不到半，在阎先生是事半而功不止倍。以经济言，他掌握的钱可以拿出来用……所以从很多方面看，委员长不但有与阎先生合作的必要，将来他会有帮助的时代。”

第二次见蒋，他谈的是国防与内政。他建议国防应由后往前布置，由泰山以南至济宁沿黄河桥、太行山为其后方之线，同蒲铁路应速修建，否则，山西不够个前方堡垒区。对于内政，他建议倡用国货，厉行禁毒。

第三次见蒋，他谈的是杜绝入超，改革教育与山西省政。他说：“现在晋民所苦首在不守纪律的客军，最好设法调开。其次，山西经济所恃，厥为煤炭，而铁路运费对于晋煤较之开滦、井陉等矿均为偏高，以致难求外运，影响民生。”蒋答应尽快调开客军，并电铁道部降低晋煤运价。他返并前，蒋派人送他6万元，因种种关系，他不能不收。返省后，便全数送交阎锡山，似有归还两年前阎送他5万元之意。从这年冬季起，半年内客军就陆续调往冀察，减轻了晋民的沉重负担，晋民无不感其功德。

由于长期受到儒家传统思想的薰陶，徐永昌对于共产党的思想，抱持反对态度，但他带兵多年，却未打过红军。

1927年夏，他驻军榆次时国民党在全国实行反共清党，他不但未将半年前冯玉祥派到三军的3个政工人员包括中共党员、黄埔军校毕业的平定人杜鸿成在内加以杀害，而且派人礼送他们从离石县渡过黄河到达西安冯玉祥处。

笔者曾从新编《原平县志·徐永昌》内看到一段涉及1931年11月13日徐永昌批准杀害中共山西特委书记刘天章、特委组织部长阴凯卿、特派员任国桢的记载。但后来又看到老革命干部张稼夫作序的《阎锡山传》231页上的不同记载：“在阎锡山重新上台前后，山西中国共产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经过阎的亲信清乡督办杨爱源、太原警备司令荣鸿胪等人之手，被枪杀的有刘天章（省委书记）、阴凱卿（组织部长）、任桢（宣传部长）等9人。”由此可知批准杀害那3位中共党员的是杨受源与荣鸿胪而不是徐永昌。

十、为国事抱病奔波

徐永昌多年患有肺病，常至咯血。1935年夏再来协和医院检查时，医生劝他摆脱公职，长期养病，但拖至1936年5月他才获准辞去晋省主席。而省府经费，根据王平回忆，是“按月处理，每月剩下多少都分别津贴了军队中退下来的无职业的旧军官，徐先生除薪俸外，未拿津贴”（《徐传》462页）。他在西山边养病边读书，无奈华北局势日益恶化，日本军人、浪人、特务、汉奸相互勾结，胁迫29军军长兼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宋哲元成立华北五省自治政府。徐永昌站在国家民族立场上，不忍袖手旁观，便劝说宋不要做投金的民族败类张邦昌与刘豫，而要做抗金的民族英雄韩世忠与刘琦，要为国家社会人民的安全积极起来。当日本大特务土肥原威胁宋如不成立五省自治政府，就用刘桂堂、石友三时，他劝宋明白告诉土肥原如不成立而用刘来扰乱，我们只有削平一法；若动用若干师团来压，我们自当奋起抵抗，纵然败走，也对得起国家民族!（《徐传》424页）徐永昌还与阎锡山商定：如宋与日人决裂，在平津不能立足时，由阎作保，请国府任宋为绥远主席，将傅调为山西省主席，徐永昌并将此意转告与宋。这样就大大坚定了宋对付日本的决心。1935年12月初，徐永昌应蒋召赴宁晤谈时，蒋就提出让他担任蒋自兼的参谋总长或军委办公厅主任之职，他以“优于我者南京实多，自问留我在北方较有益”（《徐传》229页）为由，婉言谢绝。

以后几次晤谈，他提出四点建议，一要多方抚慰宋哲元，勿分散其兵力;二对冀东殷汝耕伪组织不必强求解决，这样华北可以稍安；三对于国防，他仍然主张巩固山西以控制黄河下游；四对付日本扶值的察省德王的办法是应速建立绥盟族组织以分德王之势。对这些建议蒋除首肯外，还特派徐永昌为专使，携款10万元，赴绥远会同傅作义成立了绥境蒙族政务委员会，巩固了绥境汉蒙两族的团结。徐永昌以后又数次应召赴宁见蒋，谈的还是安定北方、两厂与经济问题，蒋还再次请他担任军委办公厅主任。1936年11月24日，傅作义部收复了德王盘踞的百灵庙，举国欢腾，士气大振。许多人主张应乘胜收复察省商都与张北，当时蒋的亲信陈诚奉蒋命携带国防部、德国顾问拟定的对日战斗序列及国防部系统表来太原征求徐永昌的意见，陈亦主张傅部应乘胜收复两地。徐永昌对他说：“所得甚微，万一因此惹起真面目战争，则有违我多忍辱准备初志。如能由此进入于交涉，可以长期拖延，果能延至明年冬天，则我工事已加，准备亦增，终胜于今日决裂也。”（同上，257页）1937年2月15日，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召开时，徐永昌携带《绥东雁北国防设计草案》，代表阎锡山出席会议。17日，军委办公厅主任朱培德突然病逝。蒋遂托魏道明来挽徐永昌继任此职。他以肺病关系愿处闲散之地，从旁赞襄为由再三辞谢，甚至推荐张学良继任。后来蒋本人恳切地对他说：“你还能不帮我么?军委会职已下令，请强起任之，下星期一即请视事，过二、三星期再回晋料理公私事。”（同上，242页）他在感激知遇之余，只好勉为其难了。从此，他离开了生活、工作50年之久的北方而南来参加了中枢工作。他到任后，先整顿军委会内务，多次巡视南京郊区工事，还实弹炮击，测其功能。后参加了军政部召开的全国整军会议。关于全国国防工事准备方面，依据国防计划，增列预算，按要塞与阵地分区实施。他还巡视长江南岸工事，激励士气。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日本帝国主义大举侵华战争开始。在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下，全国军民团结一致，奋起抗战。蒋介石委任徐永昌为委员长石家庄行营主任，以便联络指挥平汉线上各军的抗战事宜。当时各军系统复杂，且无工事可言，伤亡较重，军心士气多受影响。幸而宋哲元、孙连仲、万福麟等高级将领与他有多年的情谊，一向敬重他，信任他，他才得以用保家卫国大义相勖勉，使他们加紧构筑工事，逐步拼战，苦撑了三月之久，最后才退出保定、正定等地。退出前，国府已经任命程潜为第一战区司长官，负责指挥平汉线的战事。行营撤销，徐永昌南返首都。1937年8月，南京国防会议决定军事委员会为最高统帅部，下设六部，第一部为军令部，由徐永昌任部长。该部吸引了参谋本部的业务与人员。职掌范围扩大，计有4项：一是国防建设，地方绥靖及陆海空军之动员作战；二是后方勤务筹划运用；三是情报及国防政情之收集整理;四是参谋人员、陆军大学、测量总局及驻外武官之统辖运用。徐永昌主持军令部8年，劳形苦神、竭智尽忠，运筹决策，辅佐统帅，坚持全国军民抗战到底，联合盟国，共同作战，终于取得了最后胜利，并代表中国出席了东京湾接受日本降书，洗雪了马关条约的耻辱，其丰功伟绩是值得海内外炎黄子孙永远纪念的。

1937年秋，淞沪抗日，苦战数月之后，嘉兴、南翔相继失守。徐永昌立请统帅部严令前方将士固定左翼无锡至江阴之线及右翼长安镇至乌镇之线，他说：“两线现阵地有倚托，省兵力，亦防陆亦防江。守此胜守首都十倍，现阵地如不守，江防立地敞开，武汉南京同时吃紧，到时想在上游设防，不但无兵，亦无时间也。”（同上，251页）蒋立命第七军团守吴兴，并派副参谋总长白崇禧亲临前线命令各军坚守。不幸，前方将领贪生怕死，吴兴、江阴终于在11月底相继失守，使日军兵临南京城下。在淞沪战事吃紧时，徐永昌向蒋建议第一早作迁都准备。蒋接受他的建议后，先令南京非作战机关向长江上游迁移，第二迁都至深远地方，最好是重庆，他先派两位副部长到武汉、衡山预为统帅部布置后方基地。1938年初，徐永昌在武汉召集各军师参谋长300余人举行参谋人员会议，整顿参谋业务，统一参谋系统，添置测绘设备，增进制图效率，整顿陆军大学。

在武汉失守前后，他对蒋说：“今我对日至少须拼8年战斗，但我国人教育差，当以10年为的。我今日之失败，非完全失败于战场上，乃失败于全国上下智能不够，所以改革教育，要树立正确的救过思想……用得其人，教得其宜，命令必行，信赏必罚，今日国事须由此四者深入。”（同上，266页）蒋接受了他的意见，于1938年11月在长沙举行了重要军事会议，决定了统一军令，抽补整编60个师的驻地与师长人选、进行后方勤务的改革，组编沦陷区党政军的设施;根据作战经验，改进军事教育，整顿军纪，加强游击队、加强各部队的政治工作等等。

1938年12月，徐永昌对蒋谈他对敌情的看法时说道：“以敌人现有兵力，不足以人宁入陕。广东敌最大限能北进至郴州，如不北而西能及梧州而已。至华中敌人，此时仍在整补中。将来动向不外一攻九江与南昌;二助华北之敌肃清黄河南北;三溯江西进，继西进前必须先向南昌、长沙之线扩展。”（同上，270页）以后日寇攻占南昌，进兵长沙，但始终未进兵侵入宁、陕，均不出徐永昌所料。因此，他坚持主张收复南昌，固守长江以便赢得时间，加强后方工事。蒋接受了他的意见，下令反攻南昌，收复了战略要地高安，又命薛岳坚守汩罗江，击退了攻湘的日寇。1940年夏，德意日三国签订了轴心国条约后，徐永昌认为，德意两国是为了打击英国，威胁苏联。在日本则有对中国境外的目的，即向南进军，夺取英、美、荷等国的资源丰富的殖民地。他断言：“是则日本过去仅与中国为敌，今则增与英美苏为敌，敌我增减敌友，即为敌我利害所驱。”（同上，278页）以后国际形势的发展果不出永昌所料。

1941年12月8日，日机偷袭珍珠港，给美国太平洋舰队以沉重的打击，从此，爆发了中国、英、美、法（戴高乐将军抗德的流亡政府）、荷、苏和澳加、新9个反法西斯同盟国对抗德意日3个轴心国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盟国共推蒋介石为中国战区最高统帅，美国史迪威为蒋的参谋长。这样就增强了我军民取得最后胜利的信心。关于我军援助缅甸英军之事，是盟国于1941年12月在渝开会时决定的。不料英国驻缅总司令魏菲尔先是多方拒援，后是英军屡战屡败，才吁请我军增援。我遂派第五、六两军入缅援英。但英军扣留美援军火，将原定按月供应我军的油粮等给养改为逐日供应，不许我方向其部队派遣联络员，战败转移阵地时亦不通知我方，他们放弃仰光时也不通知我方驰援的戴安澜师长。这使我国军民义愤填膺，恨英不已。

徐永昌向蒋建议：“在缅军事守备之责仍应由英军负之，我军仅作协同作战之用，以明我始终在助英军作战。”（同上，289页）后英国派亚力山大接替魏菲尔职务，双方关系才开始好转。可惜，戴安澜师长已在作战中殉国了。西藏问题发生在1942年初中英双方缔结的开辟康定至拉萨的航空线协议之后。西藏地方对政府此项措施原无异议，但在军令部测绘队进行测量途中忽来反对。徐永昌认为西藏“自汉唐以来，即由属国变为属地。元代以后，一直是我国之一部落。清朝中叶，老达赖曾来过北京，政府对他供应之大不可言状。迨抵北京，特为他建天桥，架城面而入。世界上对属地或属国的首长有如此礼遇的么?为什么西藏同胞会对政府有此不满?可以说全是英国制造的。一百年来，由于英国殖民主义的活动，英人在藏经商，常扶植几个有钱有势的藏胞去英国留学，哄他们亲英，英国要使西藏独立……（同上，291页）徐永昌遂派陈云蜀入藏调查。陈出身于边政研究所，1932年曾随老同盟会会员晋人赵守钰护送班禅回藏。班禅在玉树逝世后，陈只身入藏，留居3年，对当地情形相当熟悉。陈回渝后，向徐永昌报告藏胞对国人并不歧视，此次变卦，全由英人唆使其商务代表留学英国的日依八都从中作崇。藏胞对中央颇好，亦能顺从既成事实，以为是前定因果，所以尊重佛教实为收服西藏人心之一途。后经政府派员入藏疏通，英人狡计终未得逞。永昌多年患有肺病，台儿庄大战后，在忙于调兵遣将之时劳形苦神，又咯血3次。1940年初，后又患胃病，力疾从公，每感不支。蒋氏夫妇一再劝他飞往香港手术治疗，他却一面医治，一面休养，纵向调一闲职未能如愿。1942年初又咯血一次，次日乃照常办公，约部属商讨与盟国联合作战事宜。午后归寓，李夫人西出见其胸部作痛久不能止，劝他仍以及早退休或请调闲职养息为宜，并说：“为国效力不一定需要在位，季文子谋国，亦重在旧令尹之政以告新令尹，君何不为国为家善保此身乎?”（同上，287页）徐永昌则自审当时抗战情势处于紧急关头，无法摆脱公职，惟有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抗战期间，物价飞涨，“非国粮缺，乃由富商屯积居奇。由于吃空额而军阀钱多。钱多了，开银号，收烟土，可获得厚利。粮食可屯，煤炭等物无不可屯”。（《日记》1940年）因此，以工薪为生的人就感到拮据。跟他19年的卫士赵文恒硬是离开他而去做了买卖。多年做饭的李师傅也离开他而开了饭馆。一向来家为他理发的师傅也不再登门，李夫人只好代为理发。从前的积蓄逐渐用尽。老友李勋菴与畅康侯先后送款接济，他都婉言谢绝。1943年只有二战区长官阎锡山拨济法币40万元，他接受了10万元（等于战前的数千元），余下奉还，才解决了生活困难问题。另有一事值得顺便提及，即国府迁渝后，许多大官均用公款为自己修建官邸，但永昌清廉自律，终未同流合污，而且租赁民房，直到抗战胜利离渝为止。

十一、代表中国会盟受降

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裕仁向全国广播接受盟国无条件投降的诏书后，蒋介石立即派徐永昌为中国代表团团长前往东京湾会同盟国接受日本降书。1945年9月2日晨，我国代表团与各国代表团先后登上一艘美舰，驶向停泊在东京湾南端的美国密苏里主力舰附近，我代表团走在最前面。

8时15分，当徐永昌率领同仁登上扶梯步入舰上时，军乐大作，接着各国代表团陆续登舰。8时53分，由外相重光葵与大本营首脑梅津美治郎率领的日本代表团17人登上改舰。全场布置是在甲板上右侧划出一个区域，中间放一长桌。罩以绿色绒布，上置降书，长桌两面各放一木椅。各国代表各自纵列一行，由右至左并排列于长桌上方。日本代表则分三排列于长桌对方，高塔上挤满了各国记者200余人，内有日本记者4人。

9时正，受降仪式开始。美国海军上将尼米兹站在美国代表团前，即我代表团团长徐永昌上将的右侧。麦克阿瑟走向长桌前面的麦克风主持日本受降仪式。他简短讲话后，重光葵首先在降书上代表天皇与日本政府签字，继由梅津美治郎代表日本大本营签字;然后，麦克阿瑟代表联合国签字，尼米兹代表美国签字，徐永昌代表中国签字，英、苏、法、荷、加、澳、新等国代表依次签字。

签字仪式后，我国代表团与记者都有痛饮黄龙之感。徐永昌还有忏悔之心。5年后纪念此胜利日时，他说这次世界大战实导源于19年前“九·一八”日本侵华事变，而在此以前的数十年间，“我们的国家未能做到自圉吾国的必要措施，这是我们应该忏悔的!但是“九·一八”入侵以后，在当时，国际联盟本可发生作用，使日本有所收敛，乃主持国联的一二强国，未能认清事理，把握时机，对侵略者加以有效制裁……日本既一试得逞，意大利随之而起，埃塞阿比亚之一席灭亡，一直未得到世人之一顾，希特勒进而试于欧陆，并奥并捷，毫无顾忌，而大战因以触发。企图苟安者，终于不得幸免。这不是国联列强应当忏悔的么”?

根据降书条款，日本应将霸占50年的台湾交还中国。台湾全体同胞欢天喜地之余，立派代表林献堂、杨肇嘉、杜聪明等人驰赴南京祝捷以迎国军。蒋介石遂派陈仪为台湾行政长官莅台，接受日本台湾总督滕利吉的降书，正式收回台湾，使之成为我国的一个行省。9月4日，永昌一行搭乘美机先飞上海，后飞重庆。7日，徐永昌向蒋汇报了受降签字与宣慰菲律宾侨胞的经过。11月25日盟国在东京湾签字的日本降书由徐永昌转送政府。他又将签字所用的钢笔刻上“中华民国三十四年九月二日在东京湾签了日本降笔”装入镌有“万邦咸宁”之绒盒内，献给政府。

徐永昌受降归来，咯血数次，决定辞去公职，归隐田园，在北平西郊办一农场为读书休养之地以终其身。不料1946年春政府迁宁后，下令裁撤军令部，任命徐永昌为陆大校长。他恳辞再三，不获允准，只好勉力视事，边休养边办公而已，在陆大任内，乏善可述。他曾多次飞往北平、太原等地传达了蒋让傅作义、阎锡山等人抗拒人民解放军的凌厉攻势或撤守北平南逃的命令。1949年1月，蒋介石通电下野，李宗仁代理总统职务，国共和谈失败后，行政院迁往广州，阎锡山出任院长，徐永昌兼任政务委员。蒋介石以国民党总裁身份，仍然操纵军政大权。徐永昌又多次奉蒋命，飞往昆明、兰州、包头等地向国民党将领们传达了蒋要他们抗拒人民解放军的命令，并劝说绥省主席董其武率部退守川陕，董未接受其意见而是举行了起义，回到了人民怀抱。

十二、台湾度过晚年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国民政府行政院”先迁重庆，后迁台湾。不久，蒋介石复任“总统”，徐永昌辞去陆大校长，以一级上将退役，任“总统府”资政。从此无官一身轻，共有三事萦系于心：一是他任军令部长时集成的抗战实录运台后，寄存在台中，当他前往检验时，发现全遭白蚁之厄，只字无存，归来即犯病咯血，可见其内心是如何痛苦的了。二是军令部抗战史编委会主任委员方昉主编的《抗日战争史稿》。当他获悉这些可以留给后人的珍贵史稿已安全运至台湾时，感到欣慰之至。

三是从1916年1月起至1932年底他的日记，早由他的秘书杨学瀛整理后，在北平荣宝斋刻成16开本的木版，因抗战军兴而未发印，杨仅带朱印本一部来台，后由台湾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于1976年照原样印成16开本两卷发行。从1933年1月至1959年6月因病辍笔的日记手稿，则由该所于次年照原稿印成10卷，公开发行。至于他的《求已斋回忆录》，则是应他的僚属、崞县小同乡赵正楷之请，从1950年起至他病逝前止每周访问一二次，由他口述止于1932年底的生平事迹，由赵整理于1978年出版的。书末附录的《记毅军武卫左军》、《记彭家珍》、《记郑毓秀》、《记曹仲珊》、《记刘喜奎》、《论奉军》等文，写得生动有趣，且有史料价值。1959年7月12日，徐永昌病逝于台大附属医院，享年七十有五。17日大敛公祭，中外来宾1500余人，故旧袍泽痛哭失声者，为数甚多。后葬于台北市沙帽山墓地。《徐故上将次宸先生墓志铭》为其挚友进士出身的沁水县人贾景德撰并书。“总统府”明令褒扬文内有“器识宏远，志虑纯忠，早裕戌韬，为国宣力……治军敷政，迭普勋劳，而于抗战期间，膺任军令部长，运筹帷幄，动协机宜，不伐不矜，厥功尤伟……”等语，可以说是对徐永昌一生实事求是的盖棺论定。

（全文完）

作者简介：

徐士瑚（1907—2002），字仙洲，号云生。山西五台人。著名文学家、教育家。1931年清华大学毕业后留学英国，入爱丁堡大学，后在剑桥大学研读莎士比亚和教育学，1935年在柏林学德语。1936年回国。

历任山西大学英语系教授兼系主任、文学院院长、教务长、代理院长。1946年任山西大学校长。1950年任北方交通大学（北京交通大学）英语系教授。曾任第六届全国政协委员、山西祖统会名誉主任、三晋文化研究会顾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