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大约是在2020年疫情期间开始关注张文木教授的。

张文木，1957年生，现为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战略问题研究中心教授，“枪杆子里出大国”是他的主要观点之一。20多年前，他接受采访时说：“目前中国历史已从‘枪杆子里出政权’阶段进入‘枪杆子里出主权’阶段。因为，中国现在已经到了不进则退的关键时刻……中国现在还不够强大，但完全有条件成为大国。而要成为大国，就必须有打大仗的能力与准备。”他还强调，中国要做的首先应该是军事上的准备，任何对话和谈判都是以实力为后盾的，绝不能等到有了“敌人大规模入侵”时再作军事准备。外界称他作“中国学界鹰派人物”。

回到本书。我对宗教问题比较关注，但从未系统学习过。2025年7月，少林释和尚出了负面新闻，我对宗教的好奇心再次被点燃，于是找到张文木这本2015年3月第一版的书——《基督教佛教兴起对欧亚地区竞争力的影响》。

张教授这本书暂时没有再版。我在网上找不到电子书或音频，后来我在网上淘的这本二手书标价是原价的4倍多。我希望借此文章的整理归纳，分享一下我学到的张教授的一些思想观点。

作为1930–1980年代出生的绝大部分人，都不得不承认一个事实，今天中国的发展远远超出了我们的预期。我们小时候，或者是30年前、20年前，甚至是10年前、5年前，从没想过自己生活所在的我们的国家会发展至这么强大。许多人都习惯了落后，缺乏自信。

毕竟每个人经历的一生，多数不到百年。能从祖辈口中听到的亲历史，一般超不过150年。比如我听到过我婆婆（粤语姥姥）亲口告诉我的最久远的家族史就是上世纪初她父亲曾经远渡重洋去“金山”谋生，后来她辗转回到了南海边珠江口的小城澳门读书......

我们在学校学习的历史里，也是近现代史的篇幅最长。我等普通人，视野未免狭隘。

十几年前，有位海外友人跟我聊天（具体当时主题是聊什么已忘记了），只记得她冷不丁来了一句状语“你知道，中国人是没有信仰的......”我当时愣了几秒。我向来尊重个人信仰，也不爱跟人争辩，聊不到一起就罢了，谁也不必说服谁。

张文木这本书以宗教为楔子，放大至以千年为单位来看待东西方历史，带领我们以更大的格局、更广的视野来看待历史。以后若还有机会，或许我可以给那位朋友介绍这本书吧。

一个中心为忠，两个中心为患。查理大帝搞了个梵蒂冈，欧洲分裂千年。

黑格尔是比较早地从欧亚板块东西互动视角研究世界历史的欧洲学者。在研究上古人类历史时，黑格尔注意到欧亚大陆两端并存着两个帝国：一个是罗马帝国，以地中海为中心统治古代欧洲；另一个是中华帝国，以黄河流域为中心，以中原为腹地辐射亚洲。

古罗马时期，欧洲的政治稳定性高于中国，此间中国经历了战国（前475年-前221年）、五胡十六国（304-439年）等。古罗马之后的欧洲地缘政治版图碎片化的结果，可归因于欧洲长达千余年愈演愈烈的政教二元对立和冲突。

而中国在北魏孝文帝（471-499年）改革后便进入越来越高的统一。中国在每次大乱的结果都是教权（尤其是佛教）和分封王权进一步向皇权归顺，由此产生更为牢固的内部统一。

本书观点认为，造成中世纪中国文明更发达、更先进的原因，是中国先后比较好地解决了皇权与分封王权、皇权与教权的关系。在这方面秦始皇的郡县制当推首功，而成功地将释、道两教融入其中的以“忠君报国”为最高使命的新儒学，更是功不可没。

有学者认为，中国的儒学与佛教、道教、基督教、伊斯兰教一样，也是一种宗教。但本书不认同这个观点。作者认为：

宗教教徒必须从思想到人身服从教主和教权组织，而儒学始终以现世为服务对象，以世俗国家为“组织”。所以儒学是归为被用于治国理政因而在中国社会占据重要地位的思想流派甚至意识形态。

如果不涉及国家权力，仅作为文化存在的宗教，在任何国家都不会成为“问题”。若宗教问鼎国家权力或另设政治中心，其政治后果将影响国家的长治久安和人民的福祉。

汉代哲学家董仲舒说：“患，人之中不一者也。”一个中心为“忠”，两个中心为“患”。

历史学家翦伯赞认为：佛教没有取得国教的地位，这在中国历史上是具有深远意义的。

在中国，佛教没有取得国教的地位，“儒教”也不存在，避免了上演两个中心“患”的大悲剧。

大约从公元前一千年起，欧亚两洲进入地区竞争力比较的视野。在欧洲，罗马文明兴起，在亚洲，周文明兴起。东方的中国历史发育较早，但没有像罗马统一地中海那样长时间且几乎是单边取胜的战争，故地缘政治较为对称型破碎。西方的罗马发育较晚，在外敌压力下创造出基于战争奴隶劳动之上的公民国家制度，这种制度是其统治稳定性高于同期中国的原因。

当历史转入公元后第一个千年，地区竞争力优势开始从欧洲向亚洲中国倾斜。隋朝之后，欧洲文明的延续性总体上弱于东方中国......

以下为本书三大块的内容要点：

一、从统一到分裂：古代欧洲竞争力优势的形成和丧失——与中国比较

在帝国整合方面，古代罗马人要比同期中国人做得更好。罗马经历了王政时期、共和时期和帝国时期。公元395年罗马帝国分为东西两部，西罗马帝国亡于476年，东罗马维持到1453年。而同期中国经历了春秋、战国、秦、汉、三国、两晋、十六国和南北朝等。

西方基督教和东方佛教的兴起都是对大一统罗马和强调国家整体性的中国儒学的强烈反弹——这大概是对基督教和佛教兴起历史的合乎理性的解释。

罗马人本想以承认基督教的国教地位来挽救其摇摇欲坠的帝国，却事与愿违。5世纪后期，日耳曼人冲入罗马城，西罗马皇帝把许多特权授予罗马主教。罗马世俗政权衰落后，罗马教廷成为全欧洲正统。世俗政权要想在欧洲获得正统地位，均需获得罗马教廷认可。

6世纪，教会利用《圣经》中关于农牧产品1/10属于上帝的说法，鼓吹征收“什一税”，随着基督教传遍欧洲，纳“什一税”成为硬性规定。

恩格斯在《马克尔》一文披露：“远在查理大帝以前，教会早就占法兰西全部土地的整整三分之一。可以肯定，在中世纪，几乎整个天主教西欧都保持着这样的比例。”

8世纪，法兰克王国为取得合法正统地位，急需罗马教廷帮助，于是有了“丕平献土”，基督教在欧洲形成了“教皇国”。

丕平之后，欧洲快速统一。丕平之子查理征服了欧洲许多地区，到8世纪末几乎覆盖整个欧洲。查理大帝虽然建立起了庞大的中央集权，却又培植起另一个对等的政权体系，即以意大利教皇国为“首都”和以罗马教廷为权力中心的基督世界。

查理大帝和罗马教廷的交易给欧洲未来历史产生了灾难性的后果：

首先，他对其父“丕平献土”的确认，为基督教提供了主权意义的领土；

其次，他请求教皇为其加冕，事实上承认了教权高于皇权；

再次，教皇的加冕给查理帝国带上了罗马制造的印记，留下法律悖论，既然教皇可以加冕皇帝，也能废黜皇帝。

查理大帝给罗马教皇的“请君入瓮”，结果反客为主。

欧洲教廷与世俗王权的对立产生的内耗长时间拖滞了欧洲。

英国历史学家说：普世教会乃是导致大一统国家衰落的社会毒瘤。

1376年，英国勒得倭得教区长兼英王皇家神学顾问约翰.威克里公开指责教会不应干涉世俗事务，获英国世俗朝野拥护。接下来就是势头更猛的1517年马丁.路德改革。

经过宗教改革、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等，欧洲民众对教会的迷信和教廷的权威基本被理性主义所销蚀，欧洲政教二元对立的结构性矛盾基本消除，世界竞争力优势再次倾向西方。

二、从分裂到统一：古代中国地区竞争力从世界边缘走向中心——与欧洲比较

从三国（220-265年）到南北朝（420-589年）期间，中国经历了三百多年的战乱，此间佛教也在中国兴起并一度获得与世俗权力接近平行的地位。但中国没有陷入欧洲式的破碎，其统一性反而越来越强。

东汉末年战乱，导致中国传统的儒学意识形态衰落而道教又无力解释现实变化，这为佛教的传入提供了空间。至北朝时期，僧尼最多时候达二三百万人。僧尼为僧籍，不列入国家户籍，脱离封建国家控制，佛教有独立经济、产业，大有与国家两分天下的气象。这种可能导致二元对立的形势最终在中国得到了控制，对中国是天大的幸运！而这与三次“灭佛行动”有关。

（一）佛教传入中国

中国本土道家的《老子》《庄子》和儒家的《周易》为“三玄”。佛教自东汉传入中国，但当时其只是继玄学之后对儒学意识形态的补充。佛教开始多在西域胡商中流传，汉人多奉老子为教祖。中原战乱，民不聊生，儒学担负不起安抚和凝聚人心的作用，佛学主张持戒向善，学说与道教相同，容易让民众接纳。

（二）佛教地位提升

美国历史学家费正清认为，华北的异族入侵者接受了佛教，部分原因在于佛教和他们自己一样，在他们正着手接管的旧秩序中都是外来者，佛教僧尼可以和他们合力教导人民。对于逃到南方去的上层阶级汉人而言，佛教又可以为旧社会的崩溃提出有练达知性与符合美学的解释与安慰。在动荡不安的时代里，帝国和百姓都想从宗教中获得救赎。有了统治者的保护和推动，佛教从十六国始在中国得到迅速和大规模传播。

（三）佛教挑战王权

佛教要求虔诚的佛徒将财产尽量施舍给佛寺以换来世幸福。佛门有了大量恒产，劳动力也随之蜂拥而来。民入僧门可逃避租税力役，佛徒迅速扩大，以致影响国家兵源。

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佛事烟雨中。

南朝佛教进入全盛时期，梁武帝萧衍时期（502-549年）的宗教政策，将佛教推至与皇权平行的地位，险些将中国送入欧洲式的政教二元结构性冲突危途。彼时，道家本为制衡佛教的重要力量。然而，504年，梁武帝下诏决定“舍道归佛”，尊定佛教为国教。

（四）佛教改造融入

1.两次“灭佛”：北魏太武帝拓跋焘（408-452年）历时8年激进“排佛”；周武帝宇文邕（543-578年）从573年起发起了声势浩大的“废佛”运动，强调儒为正统，佛在儒之后。

2.隋朝转折：581年，隋文帝杨坚即位。隋文帝极为崇佛。佛教史学家郭朋评价其热衷程度类似把佛教定为国教的梁武帝。隋文帝尽其所能予以佛僧殊荣，前提却要求佛僧应当“为国兴道”。到了隋炀帝杨广，他拜智顗禅师为师，但他与欧洲查理大帝请君入瓮、反客为主的结果相反，届时54岁的智顗禅师为23岁的杨广取法名为“总持”菩萨，使国家权力在佛界有了权威的话语权。

智顗成为一位具有历史转折意义的宗教人物，他创立的“天台宗”则是对中国历史具有转折意义并作出巨大贡献的教派。随着隋朝的统一，佛教也结束了南北异趣而走向统一，爱国成为中国佛教地平线上透出的新曙光。释、道二界在隋之后与国家积极合作的姿态也为自己赢得了巨大的发展空间。

3.第三次“灭佛”：唐时佛门礼遇极高，但佛门却没有守好本分，积极参与武周取代李唐运动，引来后续更为严厉的唐武宗“灭佛”运动。845年，会昌灭佛，虽然只进行了一年，但势如排山倒海，佛门元气大挫。

自此，佛教在服从王权的前提下活动，失去独立的政治自觉。鉴于此，历史学家翦伯赞说：“佛教没有取得国教的地位，这在中国历史上是具有深远意义的。

隋唐起，世界地区竞争正能量开始向东方中国汇集。中国最终形成了融儒、道、释（佛）为一炉的“新儒家”思想体系，为后古典时期的中华民族持续统一提供了有力的意识形态支撑。佛教成为爱国宗教，佛学由此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有益部分。

三、东西方新千年地区竞争力再评估——以美国兴衰为例

进入新千年的西方世界在前门送走天主教后，后门又迎入了更为强大的国际资本及其依托的组织力量，整个西方社会几乎全部异化为国际资本及其人格化的形势——“共济会的婢女”。

共济会最初是一个顺应历史的进步社团组织，它最初是欧洲中世纪上层白人为自我保护和抵御外部压迫而形成的互助组织。在反教廷进步目标的召唤下，它吸引了许多曾为人类历史作出重要贡献的杰出知识分子如伏尔泰、孟德斯鸠、歌德、海顿、莫扎特、拿破仑、华盛顿、富兰克林、马克吐温、柯南道尔、牛顿、爱因斯坦等杰出人物参与。共济会也因此遭到天主教残酷迫害。

学者高鹏程认为，共济会是宗教教徒的准世俗类组织。共济会要求会员必须信仰上帝和神，因此，只有宗教教徒才能加入共济会。基督教新教派别构成了共济会员的主要来源。

共济会在近代起步阶段受到的宗教迫害与布鲁诺等受到的迫害一样，反证出当时的共济会为欧洲历史进步曾作出巨大牺牲。

共济会借船出海，随英国扩张而散布到全世界，并在世俗国家的羽翼下推进其反国家的世界战略。1891年，全球最大的钻石巨头戴尔比斯集团创始人塞西尔.罗兹在罗斯柴尔德家族支持下，在英国创立“罗兹会所”。罗兹入会当天便对共济会没有鲜明政治目标、不直接介入国家政治的传统工作方式提出批评。他决意为共济会引入更大的政治抱负和更加明确的政治方向，明确提出要成立具有终极目标的秘密社会团体。

学者何新认为：共济会的真正目标是要建立一个由北美及西欧的财富和权力的世袭精英集团控制下的世界政府，进而建立一种从属于西方游戏规则的新世界秩序。

张文木本书的观点认为，美国很可能就是近代欧洲各国驱逐共济会政策的产儿，它是共济会的真正作品及其最大的受害者。共济会在帮助美利坚民族建立国家后便牢牢控制国家权力，以防“卸磨杀驴”悲剧重演。他们推出共济会成员乔治.华盛顿为开国领袖并赋予他教父的高位。此后美国总统基本上只有共济会成员才能担任，共济会从组织上对美国总统实行最严厉的控制。

何新说：在美国历史上先后有7位总统在任上被暗杀。为什么？研究美国金融史就不难发现这些总统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都准备在货币改革上做文章或反对共济会的意旨。

美国乃至接受它资助的外国总统上任后不管推行什么政策，如果不能为华尔街获利，就必须走人。

那么，可不可以认为共济会是中国的真正对手呢？不，共济会只是为国际资本家利用的组织形式之一。

今天明天的共济会和犹太人都不会是铁板一块，在其内部也会有被压迫者和压迫者的矛盾和斗争。如果不用阶级分析的方法，而是僵化地将其看作不变的一体，那我们就会缘木求鱼，其结果不是陷入虚无主义就是陷入神秘主义（本质都是唯心主义）并最终为此虚耗我们的外交资源。

最后，用书中这段话作为本文结束语，同时也是对我本人年少时学习史政的自我批评与反思：

“学士不堪治国，唯大读书耳。”（注：齐明帝通过表扬爱臣刘係宗而批评那些只知死读书而不知政治的知识分子。）如果不从国家安全的角度阅读历史，套用孟夫子“尽信书，不如无书”的话，就是尽信史，不如无史。

动笔于2025年台风“米娜”期间，完成于台风“桦加沙”登陆之际。

码字不易，谢谢你看到这里。谢谢张文木教授！

欢迎点赞、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