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希特勒都知道,战略不是账房中的事,更不是票房中的事。希特勒在谈判桌上只要目标确定,那接下来就是让利分红。与张伯伦那种账房先生式的斤斤计较的风格不同,如果他想要捷克,他在张伯伦面前就说俄国是共同的对手;如果他想要波兰,在俄国人面前他又说英国是共同的敌人。然而,一旦他确定打击目标为波兰而不是乌克兰,那他的对手就是英法,既如此,就必须不惜代价地拉住苏联。他占领捷克后不久曾告诉他的副官:“波兰的世仇并非德国,而是俄国;我们总有一天也要受到俄国的巨大威胁,然而,即便后天要成为仇敌,难道明天就不能暂时成为朋友吗?”
斯大林在谈判中一扫账房先生的琐碎纠结,他只认实力并以坚持实力获利是天经地义的法则。1944年10月,丘吉尔访问莫斯科,在谈到波兰时,丘吉尔告诉斯大林:“为了波兰的自由与独立,英国加入了这场战争。英国人对于波兰人民及其精神财富负有道义上的责任。重要的一点是,波兰是天主教国家。决不能允许那里事态的发展使我们与梵蒂冈的关系复杂化……”斯大林不耐烦地打断丘吉尔,问:“罗马教皇有多少个师。”
在德黑兰会议上,丘吉尔说:“世界的管理权必须集中在那些已经感到非常满意并且毫无所求的国家手中。”显然目前只有坐拥家产万贯——尽管已接近破产——的英国符合这一标准。斯大林毫不客气地随即回敬说:“世界的管理权必须集中在有能力管理世界的那些国家手中。”其用意不言自明,你英国将世界治理成这副模样,这表明你英国失去了治理世界的能力。我们如果用斯大林这句话反观今日美国,其中的道理也是不言自明的。
1943年12月,斯大林在德黑兰会议上明确表示:“我们打算要求芬兰补偿它给我们造成的损失。同时,我们不需要钱,而要求用实物补偿。芬兰可以在5~8年期间之内完成赔偿,向我们提供纸张、木材及其他材料,以补偿我方损失。”丘吉尔不同意斯大林的要求,挖苦说“在芬兰同德国结盟的战争时期,芬兰人给俄国造成的损失已经超过这个穷国能够提供的补偿。当我谈到这一点时,我的耳朵里响起了苏维埃的口号:‘不割地、不赔款的和平’”,丘吉尔说他“自俄国革命时代起就记得这个口号”。斯大林则以玩笑的口气告诉丘吉尔:“我对您说过,现在我成了一名保守分子了。”
时任苏联外交人民委员的莫洛托夫1982年回忆说:“斯大林是最伟大的策略家。”的确如此。1939年年初,就在德国占领捷克斯洛伐克并接近乌克兰边境之际,斯大林将德国的力量转推向波兰并由此导致英法的毁灭;1941年初,就在德国即将入侵俄国之际,斯大林又将日本的力量反转推向南方并由此导致日美开战及日本的毁灭。最终斯大林将苏联面临的西东夹击的被动形势转换为西东两面大获其利的主动形势。
英国人以精明崛起,也因精明而衰落。1944年,斯大林对南斯拉夫的一位共产党政治家说道:“丘吉尔连你口袋里的一分钱都不放过,而罗斯福可不是这样,他只把大票子掏走。”罗斯福总统告诫说:“话说得客气些,手里再提着大棒,事情一定好办得多。”
中国人不能靠“账房”来解决发展问题,更不能靠“票房”解决台湾问题,要靠国家战略,要靠国家战略能力的提高。选票是小账,如靠选票就能解决国家统一问题,还要军队、警察、监狱干什么?我们要传递给世界的信息是,中国并不只有大红灯笼和红裙子,中国还有强大的人民海军。要建立平等待我的国际规则,仅靠嘴皮子是拿不下这个任务的。
国家之事不可书生意气,要看口袋,不要看领带。林肯统一南方时,南方的棉花比北方的工业品赚钱,经济效益好。短期看是统一成本与收益不成比例;但长期看,林肯给美国奠定了伟大的国基即统一的民族市场。毛泽东搞原子弹,短期看,投入成本与产出效益不成比例,长期看,中国得到了三十多年的和平和安全的融资环境。研究国际政治的学者如果学成了账房先生,其学百害而无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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