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建第二十五师是关雨东将军，初组第五十二军也是他。自部队训练以至作战，他费了不少心力。我敢说，第五十二军的官兵，在战争舞台上，是称职的演员，历数十年的变迁，第五十二军还能保持了原有的型态，不能不说是当初的基础打得好。雨公为第五十二军付出了毕生精力，也与第五十二军建立了深厚的感情。而对这个部队的关与旧属的爱护，不因其本人离开而稍减。尤其是，他对我个人的关切，更是无微不至，使我在第五十二军有四进四出的纪录，其中固有非我所能为者，但彼念旧之情，仍令人感激的。

七七抗战后，我调任第二十五师副师长，所缺第七十三旅旅长职，由海鸥将军接替。我做副师长时间很短，奉调任税警总团副总团长，总团长是黄达公（黄杰）。此为我首次离开第五十二军。之后，河南省保安团队编为第九十军（军长彭进之），辖第一九五师、第一九六师。我奉派为第一九五师师长，编补虽告就绪，训练尚未着手。突奉调我师到关作战，由于官兵素无作战经验，装备又极粗劣，遇上强敌，吃了败仗。我曾自请处分，幸蒙上峰洞个中情况，未予罪责，且令我师开鄂待命，划归第五十二军建制，此为我第二次进入第五十二军。关雨公的第五十二军原有两个师–第二师、第二十，堪称劲旅，刚刚由保安团队编成的第一九五师，哪能与他们比，后闻雨公为平衡三个师的战力，因将三个师所属营团作大幅调动，也就是说，由第一九五师拨两个团，调到那两个师去，那两师各调一团到第一九五师来，从此在运用上便无劣不齐的顾虑了。

1939年9月，雨公因我在阳新作战有功，保我升任第五十二军副军长。翌年5月，奉委员长命调任中央军校第六分校校副主任，主任是黄达公，此为我第二次离开第五十二军。

我记得，曾同关雨公和黄达公谈过“办教育，非我所长”这些话。1947年8月，因而奉调第五十二军副军长兼衡来师管区司令。此为我第三次进入第五十二军。

1942年6月间，雨公任第十五集团军总司令，驻在云南。我是职业军人，对军事部队生活，较能适应，对军事机关之防守部，颇乏兴趣。杜司令官乃改调我任第五军副军长，命令发表后，我去看邱清泉军长，哪知他竟摆出杯酒不设的姿态。原来他因一点小事对我有误会，我便没有办报到手续，闲居在昆明。正感苦闷中，雨公来访。他立即为我解决了客旅的经济难题，还要我再回第五十二军去。好马不吃回头草，无意再回娘家。雨公询我：与第五十四军副军长傅某对调如何？之因他故而作罢论。但重作冯妇，实非本意。为此我第四次进入第五十二军。随军经越南转开东北一段时间后，我才升任军长。

1947年10月，东北长官部裁撒，陈辞公接长东北行营主任，我奉调孙渡兵团副司令官，后又调任国防部中将高参，派在长沙绥署服务。1949年，时局逆转，眼见长沙绥署主任程潜企图投共，为免卷入漩涡，乃携眷辗转逃抵香港避难。若非雨公就近（时彼亦在港）照顾与接济，惟有效伍子胥吹箫谋生了。

以上所述各节，仅举彼对个人之恩惠，至雨公毕生处事为人，为同学、同事、朋友、亲族、部属以及长官所公认者；有朋有识，性格豪爽，对上，对下诚，对友信，小事马虎，大事认真，常以稳、忍、狠三字，为作战法宝，致能常操胜算。但彼之个性，却也非常固执。非金钱和权势所能左右的。其不来台定居者，也许是他自以为是之理由。观其逝世后，本可以国民大会代表之身份，领到一笔不少之抚恤金。其夫人徐孝仁女士，竟愿放弃权利，即在台亲友，有为雨公举行追掉会之议，又为关夫人婉拒。凡此皆遵雨公生前之遗志。

[注]：二十五师于十北口战事结束后，有人发现长城邻近一座小山，有一庞大土冢，还树立一块墓碑，上书“支那七勇士”。据云（日本文件所记）日军为清扫阵地，之加派兵力猛攻，由于守军顽强抵抗，仍未得手，而伤亡更大，乃改调炮兵施以轰击，以致堡垒全毁，迄至寂静无任何反击声后，日军始派人前往探窥，仅见七具尸体。日人认为守军七人，自知寡不敌众，如弃堡退却，或坐以待掳，当不致死，于此可见其忠勇，可敬可畏。因此就地合葬，以慰忠魂，美国美高梅电影公司，曾于中日在长城对抗时，本派有专人随军摄取战斗镜头，乃根据七勇士之资料，编成剧本，制成电影，在拍摄电影中，该公司曾洽请二十五师协助，雨公与我均上过镜头。惟此七勇士，迄未查出姓名，唯从我方作战地区划分判断，也许是我七十三旅一四五团之士兵弟兄。

（原载台湾《传记文学》第三十七卷第五期。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