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过去100年的历史可谓波澜起伏。外敌入侵和革命迭起，英雄辈出。加以西方列强企图全面殖民中国，西方的工业科技和各种文化思潮同时进入中国，诚如当年李鸿章、康有为、粱启超等人所谓的“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近代史有非常精彩和光明的段落，也有十分黑暗、悲哀的段落。如果我们从中国过去100年历史发展的背后去考察，可以看到有几个对中国现代历史进程发生重大影响的名词，中国的社会精英和一些历史大人物对这些关键名词的一知半解，以及错误的传播应用，导致中国的现代史中发生了一些不该发生的喜剧和悲剧。

　　现中华民族正在腾飞，尽快对这些名词作一番探讨和辨正，是有益于中华民族强盛、有益于中国发展的。

　　一、共产主义（Communism）
　　共产主义是外来语。此词来源于古法语communisme和拉丁语communis，原意为Communal、Community，即为共同体、社团和群落（如Animal Community：动物群落）的意思。最早由日本人将communism译为“共产”，日译原意是“共同集体生产”，是生产之“产”，而非财产之“产”。

　　但在辛亥革命前后，当共产主义学说从日本、从欧洲传入中国时，当时中国激进知识份子随着一股民族虚无主义和世界大同主义（其观点是：解决民族矛盾的主要方式是各人种之间杂交，最后就没有不同民族了）的思潮，有意或无意将共产主义解读为“共产共妻（夫）无国界”，特别强调“共他人之产”，用以作为革命运动的口号，这与中国历史上“均贫富”的革命口号相近。因此，当年中央苏区的“打土豪、分田地”的策略以及实行非常广泛的战时共产主义制度，在理论上就源于此。并且，1949年以后继续实行的干部供给制，1958年的大办食堂（吃饭不要钱）等，都是受此影响。

　　如果一开始日本人将Communism译为“社团主义”、“共同体主义”，或者如果五四时期的中国先知和学者们能够将Communism准确定义为“社区成员都进行共同生产（当然有分工）并按劳分配的共同体（社区）主义”，则中国近代社会革命的发展将会大不一样，革命成功的成本将大为降低，1949年以后的中国也不会发生“穷过渡”、吃大锅饭、文革等一类严重破坏中国生产力的狂热运动发生。

　　《国际歌》中说共产主义的理想就是实现International，即国际（主义）。现在我们应该说，Communism的理想就是实现共同体主义。

　　二、实事求是
　　此词源自汉代，在理学（如湖南的船山学派）中，其原意是：对实际存在和发生的事（实事）进行研究、探讨，以“求”得真理性的结论（是）。这种思维方式，既是经世致用的，也是包涵着探索、追求真理的科学精神。1940年代，毛泽东基于他早年对湖湘文化的理解，曾在延安提倡要“实事求是”，这应该说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个发展。1980年代，陆定一甚至强调说，毛泽东思想就是实事求是。

　　“实事求是” 思维方式的基础是客观事实，核心则在于“求是”。但长久以来，在中国的政治和文化生活中，“实事求是”一词被滥用，并且大大庸俗化、简单化，将“实事求是”这一完整科学的思维方式曲解和简化为名词“客观真实”。现在人们谈到对某事应该“实事求是”时，其实是指要客观真实，并不包括“求是”的科学过程。甚至连《汉英字典》上都已将“实事求是”译为“Be practical and realistic”，即实际的和真实的，这种严重错误的曲解已经弥漫到政治生活的各个层面。这种对“实事求是”内涵的篡改和阉割，恰恰是去掉了此词原意中关键的“求是”的创新和追求真理的科学精神，其结果是曾导致中国有多年的思想萎缩、迷信盛行、政治和文化生活庸俗化，数十年间造成现代中国巨大的社会和政治损失！

　　三、修正主义（Revisionism）
　　修正主义是外来语。其原意群主要为校正、修订，在法律上还有上诉、复审的意思。因此，“修正”的主要内涵包涵有改正和完善的意思。但在中国的政治词语中，修正主义已等同于歪曲、邪恶和背叛，变成攻击诋毁他人的专用词，于是谁也不敢发展、修正老祖宗的话。1950年代，赫鲁晓夫提出一些改进社会生产和经济结构的设想，即被中国人按“共他人之产”和“均贫富”的原则指责为背叛马克思主义，并冠之以“现代修正主义”的头衔。从上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中国在大批修正主义的政治氛围中只能死守均贫富、穷过渡的所谓共产主义，只能有“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的唯心主义口号，结果就难免不发生人民公社穷过渡和文革一类的民族大悲剧。

　　实际上，修正和发展是同时发生的，要发展就必然有修正。对指导思想的发展和创新中当然包涵有修正的内容，“与时俱进”就必须要发展和修正马克思主义，否则就只能抱残守阙了。当年对马克思主义作最多修正的就是列宁，如他提出的“一国和数国革命的首先胜利”的论点，就是已经不同于马克思主义的经典理论。没有列宁对马克思主义的重大修正和发展，就不会有俄国的十月革命的胜利；同样，毛泽东提出的依靠农民发展共产主义革命的“农村包围城市”的论点更是与马列的观点大相径庭。而没有毛泽东等中国革命领袖对马列主义的重大修正和发展，也不会有中国革命的发展壮大和胜利！

　　现在，仍一些思想陈旧、缺乏创新意识的人，对中国的改革开放指手画脚，其思想深处的一个心理支撑就是死抱着对修正主义一词的错误概念。现在中国社会的发展特别需要的就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修正和修正后的马克思主义。

　　四、封建主义
　　我们一讲到中国的历史，就说中国封建社会数千年，一直延续到1911年辛亥革命为止。实际上中国的封建社会到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中国，建立郡县制而废除封建制度，即已结束。

　　“封建”一词出自《尚书》和《左传》，其原意是“封藩建国”，“封”即分封，“建”即建邦国。分裂国土，建立诸侯的小邦国，是“封建”的本来语义。封建体制的基本特点是天子领导下的由各诸侯全面控制其自身领地的政治体制。因此，中国现在所谓的五千年文明史（近期考古发现的实物已经证明有8000年以上），封建社会只占有其中1500年历史左右（封建社会之前为奴隶社会和原始社会等）。
　　从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中国起，此后的2000多年再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封建领地诸侯，因此已经不是完整意义上的封建社会了，而主要是专制的农业帝国社会。无论汉、唐、宋、元、明、清诸朝代，都没有跳出过专制的农业帝国体制的圈子。从中国历史上看，专制型帝国有利于国家的统一，在某些短期内，有利于恢复和发展农耕经济；但从长远看，专制社会所积淀的历史包袱远大于封建社会，特别是不利于中华民族人文思想的发展，也比封建社会更难以产生民主和权利制衡的体制。这就是为什么中国历史上主要的思想家、哲学家都集中出现在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前。因为在专制帝国中是不可能出现“百家争鸣”的。

　　因此，我们在评价中国古代社会时，最值得解剖的是从公元前221年至公元1911年中国长达两千余年的专制帝国社会。封建相对于专制至少还是多一点点民主和权力制衡。辛亥革命以后，特别是1949年以后，中国学者仍然把1911年以前的中国历史都划定成封建社会，以“封建社会”为基调来研究过去两千多年的专制中国的历史，结果难免常常文不对题，而且最糟糕的是，在客观上却是在为中国传统的专制体制和思想张本，特别不利于中国社会的科学精神和民主意识的培育发展。

　　五、阶级斗争（Class struggle）
　　在马克思主义的原理中，阶级斗争学说的地位是崇高的，《共产党宣言》中有一句结论性的名言：“至今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

　　将在社会中的人按其经济实力分为阶级，自古有之。所谓阶层或阶级是一种社会层次，其成员有共同的经济、社会或文化特征。但将社会的各种矛盾和冲突都概括为阶级之间的斗争、并作为一种理论来进行研究、传播则是马克思的一大理论成果。

　　上个世纪，阶级斗争的理论对全世界各地共产主义运动的影响是极深极广的，当一个政治团体或阶层想要用暴力手段取得政权的时候，自然会要信服和看重马克思的阶级斗争理论。列宁、斯大林、托洛茨基、铁托、毛泽东、胡志明、金日成、卡斯特罗、切.格瓦拉、波尔布特等都是阶级斗争理论的忠实信徒。

　　人的社会生活中最基本的是经济生活，当然还有文化生活，政治生活等。如果把人与人的关系都划定为“阶级兄弟”或者“阶级敌人”这两个简单的范畴，既不能准确地描述文明社会复杂的全部内容，也否定了人类社会的亲情、爱心、同情、道德、良知等行而上的文明精华。毕竟，没日没夜地相互争斗总带有一股原始和兽性的意味。

　　建设社会主义是为了使人民的生活过得更富足，更幸福。这种幸福和富足只能来自于兢兢业业的组织、管理和勤奋工作，而决不可能来自内部的相互斗争，当然也不可能在号召人们相互为敌的阶级斗争理论下实现。中国曾有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其实是托洛茨基不断革命论的中国版），它是发动文化大革命（实为反革命政变）的指导理论，其实质是否认革命成功的可能，认为革命成功和没有成功没有区别；它主张对革命成功以后掌握生产资料的国家主人实行专政，主张人民群众在革命成功以后仍然保持无产阶级的状态，让人民群众在革命成功以后仍然什么也得不到。柬埔寨的波尔布特政权在打下江山后仍忠实执行了这个理论，结果很快亡党亡国。

　　因此，在阶级斗争理论旗帜下的共产主义运动就出现了一种历史的宿命：用阶级斗争理论去指导革命，去打天下、夺政权，成功率非常高；而夺取政权之后，管理和治理天下，用阶级斗争理论去指导则是没有不失败的。马克思的理论是以生产资料的占有来划分阶级，而用阶级斗争理论来治理、建设国家，最后都发展到以言论、思想和政治忠诚度来划分阶级了，如前苏联斯大林时期的国内大清洗、中国的文革、柬埔寨波尔布特时期的红色恐怖等，其目的只是为了消灭政治对手，这可能是马克思怎么也没有想到的一种可能。因此共产主义运动和共产党在以阶级斗争理论夺取政权后，必须尽快调整指导思想，要以组织、管理和建设的理论来治理国家。违背这个原则的，必然失败。

　　形象地说，阶级斗争理论像一种精神鸦片，它是打天下的利器，但用来治天下它却是毒品。

　　现在中国经过二十多年的改革开放，正在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人民的生化水平已经大幅提高。基于自由竞争原则的市场经济制度，其前提是要有完善的全民参与的商业信用体系，诚实守信则是信用体系的核心价值观。阶级斗争理论则不同，列宁有句名言：“用千方百计对付敌人的阴谋诡计”。对付敌人既不能诚实更不能讲什么信用。只要能达到消灭对方的目的，什么手段都可以使上，包括非诚实的、非守信的。因此，在阶级斗争理论的影响下，中国的商业信用体系和市场经济体系是难以建立好的，这是当今中国经济发展和经济体制改革前进的主要理论漩涡。

　　六、计划经济（Planned economy）
　　计划经济的概念也来自马克思的理论。对社会经济活动实行全面计划控制的主要理由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自由竞争导致资源的大量重复浪费、财富的高度集中，最终导致社会经济的崩溃；而计划经济可以避免这个缺陷，实现社会资源的最优配置。因此，共产主义者建设社会主义社会，要用人为的、有计划的方式干预、规划和指导经济。按照马克思的设想，在共产党人在夺取政权后，通过一段时间实行计划经济的社会主义社会阶段，就可以实现“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共产主义社会。这在理论上很吸引人。俄国十月革命后在世界上最早实行计划经济体系，二次世界大战后成立的社会主义国家都是计划经济体系，中国也实行了近四十年的计划经济。

　　所有实行计划经济的国家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按少数人的意志来确定社会经济生产的规模、种类和结构。通过五十年代至七十年代的发展，大部分实行计划经济的国家还有一个共同特征：重工业和军事工业有了一定的基础，但老百姓都只能过清贫的生活。一些觉悟较早的国家，如南斯拉夫、匈牙利等，将计划经济的强制管理模式淡化或弱化，老百姓生活即大为改善；而顽固坚持计划经济制度时间越长的国家，老百姓就越穷，现在最后一个全面计划经济的国家是北朝鲜，老百姓苦到了极点。

　　计划经济不是没有它的优点：在短时间内以国家机器集中全民的财力、物力和人力进行一些大型基础性建设是有成效的，如30年代美国政府的罗斯福新政，40年代美国政府发展核武器的曼哈顿计划，前苏联和中国在1945年至1965年期间的大规模工业建设等，均值得肯定。

　　但是，计划经济体制的三个基本问题，导致它不可能最终成功：

　　1、 从斯大林开始，苏联和其它社会主义国家有关国家理论的基本观点就是每一个劳动者都是国家机器的齿轮和螺丝钉，为实现党及其领导者的意志而工作和生活。计划经济体制的最基本原则就是根据国家领导层的意志来制定的社会化生产模式，从哲学上讲它是违反客观规律、违反“存在决定意识”原则的，因而计划经济属于唯心论的范畴。

　　2、 计划经济体制是由少数行政或技术官员来计划、决定全民经济生产的规模和内容，他们不可能完全掌握千变万化的社会经济活动，因此，他们不可能不在决定计划上出错。历史已经证明，社会主义国家中，计划经济体制所导致的错误规划立项、重复建设、盲目投资等等，其成本远远大于市场经济体系，所造成的社会浪费则是长期和巨大的，一直到整个社会无法接受而不得不改革。同时，人的需求和社会需求总是要发展和变化的，计划经济中有决定权的官僚体系远远跟不上这些发展和变化，也导致社会生产与需求脱节，结果是社会生产在方向上的浪费和空转。

　　3、 人的主观能动性和积极性总是带有功利性和目的性的，马克思主义特别强调每一个人的解放和个人能力的最大发挥。但恰恰相反的是，在所有社会主义国家中，特别强调计划经济的强制性，强调每一个人都只是齿轮和螺丝钉。计划经济体制缺乏激励机制，在强调“大公无私”、“无私奉献”的同时，人们更多的是看到官僚们的昏庸无能和一些官员的侵占贪拿、“大锅饭”盛行，凡优秀和先进的劳动者难以实现“多劳多得”的分配结果，因此，劳动者的主观能动性和极积性在整体上被压抑。过去五十年的历史事实已经证明，计划经济体系从整体上所表现的生产效率和满足社会需求的能力远低于市场经济体系。这不只是一个经济学的问题，其关键是违背人性，违背“存在决定意识”的唯物主义基本原则。

　　这就是为什么计划经济体制能在短时间内，在一段时期、在一些具体项目上体现了较好较果，而在整体上是失败的。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国在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后，重新实行按劳付酬、生产是为了人民的生活等一系列政策和观点，人民生活水平迅速提高，至1999年，中国社会第一次摆脱了自清乾隆王朝以后200多年的长时期物资匮乏短缺、第一次出现了社会物资极大丰富、生产供过于求的局面。中国“改革开放”的实质就是把社会主义理论中关于国家的理论从唯心论扳回到唯物论和“存在决定意识”的基础立场上，这也是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政策取得巨大成就的思想基础。

　　自由资本主义并不是万灵妙药，国家对经济的干预和计划还是有必要的，但只能在宏观上和战略上，关键是，国家干预的前提是要为经济体系的每个细胞即每一个工作者和消费者提供有利于个人自由竞争和发展的社会环境。

　　（2003年2月14日初稿，3月1日成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