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中华民族觉醒的标志是五四运动，中国共产党的觉醒的标志是遵义会议，因此中华民族的真正觉醒也应该是遵义会议。

没有大灾难就没有大觉醒，20世纪20年代只是民族的浅层而不是根本的觉醒。因为当时的中国左翼知识分子只知道旧制度不行了，至于他们要建立的社会主义制度是什么样子，许多人并不清楚——在许多人心中很可能不是今天这样，不然，中共“一大”13位代表中在后来就不会出那么多变节者。变节者先前又是“觉醒者”，这是说不通的。而这些变节者都清一色地出自“五四运动”旗手聚集的北大（而不是师大），这是值得深思的。

1963年9月3日，毛泽东在中南海会见印尼共产党代表团，讲到苏联从中国撤走专家时毛泽东说：“有先生有好处，也有坏处。不要先生，自己读书，自己写字，自己想问题。这是一条真理。我们过去就是由先生抓着手学写字，从一九二一年党成立到1934年，我们就是吃了先生的亏。真正懂得独立自主是从遵义会议开始的。”（1）

二

我们不能把20年代的共产党简单地写成一群造反者，或用现在的时髦词说是所谓“反体制派”，那样的话1921年成立的共产党就跟只知道“打土豪”的李自成或魏晋文人就没有区别了。

现在娃娃理解的中国现代革命的样式就是一群围着红围巾、穿着土布长袍的文化人，这是对魏晋时期的文人——也是所谓的“民国范”——暗恋心态的曲折反映。不要说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就是历史上任何时期的革命都不可能是这样。

三

现在一些文章用世俗的圈子文化解释觉醒年代是不对的，作者缺乏马克思列宁主义功底。圈子——即使是精英圈子——无用，陷入惨败的俄国“十二月党人”（2）就是前车之鉴。人民是历史的动力，抖机灵是知识分子的矫情，实事求是才是大道。

现在孩子不学资本论，靠抖机灵，终不能得正果。20世纪20年代红船上的人，有几个是靠圈子走到底的？其中北大的圈子的结局更是让人大跌眼镜：不是脱党就是叛党，几乎全跑了。

靠圈子成事，自古未有也。成事者，乘势也。始终坚持实事求是，是毛泽东超过和高于20年代“觉醒”人群的关键因素。今亦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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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5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257页。

（2）“十二月党人”，19世纪20年代俄国一批从事革命活动的青年军官。1825年12月青年军官们发动了俄国历史上第一次试图推翻沙皇专制制度的武装起义，因而被流放，故名“十二月党人”。其成员主要为参加过1812年卫国战争的一些军官。他们受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影响，在酝酿起义过程中重视教育，推行识字运动，抨击沙皇政府对学者和教师施行官僚监视制度，反对沙皇官吏对国内文化和科学发展事业的限制，为士兵子弟和自己领地的农奴子弟、城市贫民子弟设立学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