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企孙，名鸿眷，以字行。1898年7月16日生于上海县唐家弄一书香门第。叶企孙幼入私塾，1907年入敬业学校，1913年入清华学校，国学根基深厚，1918年在清华学校高等科毕业后赴美，1920年6月获芝加哥大学理学学士学位，1923年6月获哈佛大学哲学博士学位。1924年3月回国。叶企孙将一生都献给了我国高等教育事业和科学事业，功勋卓著。

叶企孙老师是我的老师，也是我老师的老师。1944年，我从当时在贵州湄潭的浙江大学转学，插班到昆明西南联合大学物理系二年级，叶老师教我们电磁学。我在浙江大学的物理老师王淦昌先生是1925年叶老师创办的清华大学物理系的第一届学生。据王老师说，一开始物理系的老师只有叶老师一人，助教两人，即赵忠尧先生和施汝为先生。所有的物理专业课都由叶老师一人主讲。我进西南联大后，有幸遇见了吴大猷老师。吴老师的老师饶毓泰先生和叶老师、吴有训先生、胡刚复先生被并称为中国现代物理学的四位先驱。

1946年春，华罗庚、吴大猷、曾昭抡三位教授受政府委托，分别推荐数学、物理、化学方面的优秀青年助教各两名去美国深造。吴大猷老师从西南联大的物理系助教中推荐朱光亚一人，尚缺一人他无法确定，就找当年任西南联大理学院院长的叶企孙老师，叶老师破格推荐当时只是大学二年级学生的我去美国做博士生。所以，没有叶老师和吴大猷老师，就没有我后来的科学成就。叶老师不仅是我的启蒙老师，而且是影响我一生科学成就的恩师!1946年秋，经吴大猷和叶企孙两位老师的举荐和帮助，我进入芝加哥大学攻读物理专业。

说来凑巧，我进入芝加哥大学物理系的28年前，即1918年，叶企孙老师以庚子赔款留美公费生的名义也进入芝加哥大学物理系，插班进大学三年级。1921年，在杜安(W·Duane)教授指导下，叶企孙老师与帕尔默(H·H·Palmer)合作，用X射线法重新测定了普朗克常数h值为(6556±0009)×10-27尔格秒(其不确定值度为0.14%)，这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被公认的最精确的值，在国际物理学界沿用达十余年。叶老师后来去哈佛大学攻读博士学位，1924年学成回国，先后在南京、北京、昆明执教。他创办了清华大学物理系和理学院，担任过物理系主任、理学院院长、清华大学校务委员会主席，又担任过中央研究院总干事、西南联大校务委员会委员等职。1937年至1938年，叶老师在天津积极参加抗日救国斗争，冒着生命危险为抗日军民提供研制炸药的器材、经费和输送有关技术专家。

叶老师是杰出的科学家、教育家和爱国者，对中国的物理学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1988年，在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建造成功时，邓小平先生曾说:“如果60年代以来中国没有原子弹、氢弹，没有发射卫星，中国就不能叫有重要影响的大国，就没有现在这样的国际地位。这些东西反映一个民族的能力，也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标志。”在祖国研制“两弹一星”的科学家中，王淦昌、赵九章、彭桓武、钱三强、王大珩、陈芳允、邓稼先、朱光亚、黄祖洽、周光召、唐孝威等，都是叶老师培养过的学生。

近年，中国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对21世纪的中国和世界来说，必将有着深远的影响。叶企孙老师是现代中国科教兴国的先驱者。他在1925年创建清华大学物理系时是副教授，和两位助教一起，在不到10年的时间里，就让清华大学物理系进入全国前列。美国的加州理工学院在1921年聘请密立根(Milikan)教授主持校务后，不到10年就成为世界名校。当时的清华大学物理系虽不能跟加州理工学院物理系相比，但当时中国的条件比美国差多了，在不到10年的时间内，能把一个新创办的物理系办成全国第一流，现在看来，在发展的速度上、在办系的成功上，我想，叶老师的创业成就是可以跟20世纪初的加州理工学院相媲美的，是十分值得我们今天借鉴、值得我们今天去研究其中的道理的。

我自1946年离开祖国后，很遗憾再也没有机会见到叶老师。1993年，叶老师的亲属在整理他的遗物时，发现有三张泛黄的纸片，上面有叶老师批改的分数:“李政道:58+25=83”。原来是我1945年在西南联大时的电磁学考卷。这份考卷用的纸是昆明的土纸。电磁学的年终分数由两部分合成，一是理论考试部分(即这份考卷)，满分是60分，我的成绩是58分；第二部分是电磁学实验成绩的分数，满分是40分，我得了25分。两部分相加得83分。这份考卷叶老师一直存藏着，直到他含冤去世16年之后才被发现。当叶老师的侄子、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的叶铭汉院士把这份半个世纪前的考卷给我看时，我百感交集，叶企孙老师的慈爱容貌，如在目前。

叶企孙老师是我的物理启蒙老师之一，他在西南联大给我的教诲和厚爱，对我后来在物理学研究方面的发展，起了很大的作用。我非常敬仰他，永远怀念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