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开中国近代史，有一个人不能不提。

他是清末状元，著名的实业家、教育家、慈善家，除了这些被公认的称呼以外，他还是远见卓识的政治家、有胆有识的军事家、八面来风的社会活动家、名闻遐迩的水利学家、高瞻远瞩的城市规划家、见微知著的金融家、敢为人先的创新家，他是我国近代沿海开发的倡导者、中国大农业的开拓者、中国近代渔业发展的功勋人物、中国民族工业的奠基人、中国早期现代化的先驱，他还是意气风发的诗人、才情满怀的书法家、底蕴深厚的文化巨人、才华横溢的一代儒商、艰难转型期的非凡斗士、精神领袖和公认的英雄，他是一个“集大成者”和“全能冠军”，是著名学者林语堂所说的“不可无一、难能有二”的人间精英。

他就是张謇。

作为一个读书人，张謇经过26年的漫长跋涉，最终高中状元、大魁天下。如果张謇由此而登堂入室、官运亨通，京城不过多了一个官员，这一切就落入了俗套。然而作为新科状元的张謇，竟然下海了，而且是那么毅然决然，这就不再是一个普通的历史事件。张謇远离官场并非出于文人的清高或英雄迟暮的消极，他以强国拯民为己任，“愿成一分一毫有用之事，不居八命九命可耻之官”，将一腔“救亡图存、振兴民族”的爱国情怀，书写在那个风雨飘摇的年代。

毫无疑问，张謇是中国传统文人中的特例，是思想和行动的“先知”者。他“无意做官”，却“一心做事”；他“遁居江海”，却“自营其事”；他“上不依赖政府、下不依赖社会”，却“全凭自己良心做去”。但“先知”往往意味着孤独，意味着不被理解，意味着遭遇世俗的抵制和责难。无论思想上还是实践上，张謇一生都在进行一场艰苦卓绝、惨烈无比的突围，这个出身寒门的一介书生，竟常以横刀立马的姿态出现在人们眼前。

张謇开了一个时代的风气之先，写下了一部荡气回肠的英雄传奇。如果我们回过头来，稍加盘点张謇当年的业绩，就足以让人五体投地、叹为观止。宇宙无穷，人生短暂。一个人在有生之年做成一两件有意义、有影响的事，已是难能可贵。但我们看看张謇，他的一生竟可以迸发出这么大的能量，竟可以有这么多的建树，竟可以给我们这么多的震撼。在张謇身上，我们知道了什么叫轰轰烈烈，什么叫风生水起。

张謇是一个难以超越的、远去的背影，他身上有着一种无法言说的伟大和光荣，他用一己之力对抗一个时代，他用悲壮的追寻、一生的血汗书写了一个状元济世的生动案例。

在万马齐喑时呐喊，在天下鼎沸时沉默，在成功辉煌时面对我们微笑，在悲观失意时背对我们流泪，这就是我心目中的张謇，高大、悲壮而崇高。

张謇是一个非常特殊的“样本”。

他是一个特殊的历史人物。清朝末年是中国一个非常特殊的历史时期，有些历史学家称那段历史，是被泪水浸泡的。因为那时的中国，内忧外患、国弱民穷、兵荒马乱。

张謇当时提出了“父教育、母实业”的救国主张，在宏观层面，他对教育和实业的关系认识得非常深刻，认为实业和教育是相辅相成的，通过教育来培养人才，通过实业来发展经济、壮大国力。

在二十世纪初叶，这些话是相当振聋发聩的。

张謇身上最可贵的是理性爱国的姿态。中日“甲午战争”失败以后，张謇不抱怨、不激进、不消极、不悲观，踏踏实实，一步一步做去，取得了实实在在的成效。

现在回过头来看，当年的“张謇梦”，其实就是当时的“中国梦”，我们现在要努力实现“中国梦”，实现“中国民族的伟大复兴”，其实更应该向张謇先生学习。

他是一个特殊的知识分子。中国不缺“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的知识分子。当下也是。家事国事天下事，关我屁事。风声雨声读书声，我不出声。但张謇是个特例。著名学者余秋雨说，张謇是中国第一个关注公共空间的知识分子，他也是中国最优秀的知识分子，因为他“改变了知识分子的生态”。

他是一个特殊的文化座标。张謇当年以南通为基地，在教育、实业、城市的规划和建设、慈善等方面，做了很多伟大的探索和实践，创造了很多“全国第一”，为打造“中国近代第一城”作出了巨大的贡献，给我们留下了很多宝贵经验和精神财富。他的诸多建树，奠定了南通的文化自信，提升了南通的文化高度。

中国的历史有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就是很少有人以商人身份留名，而张謇是少有的留名者之一。

张謇的一生，是一部英雄的传奇。在我看来，他的一生可以浓缩成两件事，解决了两个问题。

一是解决了钱从哪里来，也就是如何赚钱的问题。

作为一个实业家，在这个问题上，张謇给出了一个极致的答案。

他的实业救国之路从创办大生纱厂开始。“大生”二字源自《易经》：“天地之大德曰生”。意思是说一切的政治和学问，最终的目的，就是要让老百姓过上更好的生活。从“大生”这个名字，我们就能深刻地体会到张謇忧国忧民的情怀，他放弃仕途下海办厂，不是追求个人财富，而比一般商人有着更为崇高的目的。

张謇创办大生纱厂之初，可以说是一无所有、白手起家。因为此时，他只有一个状元的光环，在官职上也不过是一个翰林院编撰的闲职。要办厂，最困难的是缺乏资金。所以，张謇在纱厂创办之初，就决定采用股份制的形式解决资金问题。他亲自拟定《通海大生纱丝厂集股章程》，决定在上海、南通、海门三地公开招股。大生纱厂成为我国第一个民营股份制企业。

大生纱厂创办成功以后，张謇并没有止步，相反，他的实业梦想从两个维度快速而有序地展开。

一是横向上迅速扩大产业规模。1904年，张謇又在崇明（今天的启东市）筹建大生分厂，后来改名为大生二厂。因为有大生纱厂这个现实的参照，大生分厂很轻松地就筹集了80万两股本，从筹备到开工仅用了29个月。随后，张謇又在海门建成了大生三厂。接着，张謇又紧锣密鼓地筹建另外五个分厂。甚至还打算把发展的触角伸过长江，在上海吴淞建立分厂。但后来因为各种原因，这些宏伟的规划中，只有大生八厂在1922年建成投产。尽管如此，截止1925年时，张謇创办了大生一厂、二厂、三厂和八厂四个纱厂，拥有15.57万纱锭的规模，为我国近代民族纺织工业的崛起作出了巨大贡献。

在纱厂规模不断扩大的同时，张謇于1920年筹建了南通绣织局，并在美国纽约的第五大道、法国、瑞士、意大利等国家设立分局和办事处，大大地扩大了中国刺绣艺术品在国际上的影响，成为中国民族资本拓展市场，走向世界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二是纵向上全力拉长产业链条。

为了解决纱厂原材料的问题，张謇以股份制的形式，创办了通海垦牧公司，由工业向农业延伸，这也是我国第一家农业开发股份公司。

垦牧公司创办以后，因开垦出来的土地盐分很重，为降低土壤的含盐量，就大量种植大麦、高梁等作物，而大麦、高梁又是酿酒的好原料，于是，张謇又创办了“颐生酿造厂”。1906年颐生酒参加意大利万国博览会，获得了金奖，这是我国酒类获得的第一块世博会金牌，比国酒茅台获此殊荣整整早了9年。

1903年，张謇在启东吕四集资创办了同仁泰盐业公司，开创了我国近代以资本主义方式经营盐业的先河。1914年，同仁泰盐业公司生产的板晒盐，在美国旧金山举办的博览会上荣获了特等奖。

从1904年开始，张謇积极创建江浙渔业公司,并从德国购买了当时较为先进的蒸汽动力渔轮，这也是中国第一艘机动渔轮，开创了我国拖网渔轮业的先河。

张謇特别善于利用资源发展循环经济。

比如为了利用纱厂多余的动力，张謇在1901年创办了复新面粉公司。为了更充分地利用多余电力，随后又创办了大达公电机碾米厂。

棉花在纱厂加工后留下大量棉籽，为了利用这些棉籽，张謇在1903年创办了广生油厂，生产棉油和棉饼。棉油行销国内外，棉饼又成为农作物的肥料，提高土地的产量，使棉花的资源得到充分利用。

为了利用好油厂的下脚料油脂，张謇又在南通唐家闸创办了大隆皂厂，生产肥皂，这又是老百姓的生活所需品。

众多的纱厂在生产时，都有一种“飞花”的废弃物产生，对空气和环境产生污染，但它又是造纸的重要原料。1908年，张謇办起了以纺织厂的飞花下脚料为原料的大昌造纸厂，既为大生纱生提供了包装纸，又为1902年创办的翰墨林书局提供了纸张。

20世纪初，即使是作为全国工业中心的上海，几乎所有的大型机器都需要进口。张謇说：“中国兴工业而不用机械，是欲驱跛鳌以竞千里之逸足也。”意思是说，只用外国机械而本国不会制造，就好像跛脚乌龟和千里马赛跑一样，将永远受制于人。

于是，1905年张謇筹建资生冶厂，工厂从制造食用铁锅开始起步。1906年，又创办了资生铁厂，这个厂曾先后为大达内河轮船公司制造了10多艘小轮船，为纱厂制造了大量的纺织机械和配件，还为垦区生产一些农业机械。

张謇对发展商业十分重视。他认为商业的发展有助于工业的发展。他在1915年和1921年先后成立经营进出口贸易的大生公司和新通贸易公司。

1919年，张謇在南通天生港创办了通燧火柴公司，从此结束了“洋火”一统天下的历史，为中国的民族工业争得了一席之地。

南通虽然依江傍海，但当时的交通是相当困难和落后的，直接制约着经济发展和对外交流。1900年起，张謇开始发展以航运为主的交通运输业，历时10年，张謇创办了五个公司：经营内河运输的大达小轮公司，也称大达内河轮船公司；经营码头业务和长江航运的大生轮船公司、大达轮步公司；经营长江木帆船运输业务的达通航业转运公司；经营驳运和内河木船运输业务的大中通运公司；并且建立了管理运河和船闸的泽生水利公司。上海大达轮步公司购进“大生”、“大安”、“大和”、“大新”等多艘江轮营运于上海、南通、海门之间。并在上海修建了十六浦码头，而江北就停靠在青龙港、圩角港和天生港。到1918年，内河航运为主的大达小轮公司，拥有小轮20艘，拖船15艘，公司经营的内河航线多达10条，遍及镇江、扬州、泰州、盐城、高邮、宝应等苏北主要城镇。这一交通运输体系的建立，使大生纺织企业在对外竞争中处于十分有利的地位。

在水路运输初具规模之后，张謇又投身于公路交通事业的建设。1919年，南通路工处成立南通公共汽车公司。1921年，张謇又创办了通如海长途汽车公司。1905年，张謇还建设了国内最早的省级公路——港闸公路，正是这条公路，奠定了南通全国轻工业基地的基础地位。

随后，张謇又在南通修建了700里公路，700里公路在现在看来微不足道，但在当时，这些公路占江苏全省公路总里程数的66.8%。也就是说，在张謇的努力下，当时江苏有近七成的公路在南通，可见当时南通交通事业的发达程度。

1913年，张謇创办了大聪电话公司。1922年，建立了私营南通实业长途电话公司，开通了江苏、浙江、安徽三省的长途电话业务。随后，张謇等人集资创办了通明电气公司，满足南通城的生产用电和生活用电。在张謇的努力下，电灯、电话由此走进了偏居江海一隅的南通城。

张謇将金融事业视为发展实业之根本。在1913年筹建了大生上海事务所。它是大生出口货物的外汇调剂中心，是大生企业融资与上海银行业的桥梁。在1918年于南通设立大同钱庄，它与大生上海事务所遥相呼应，成为具有商业银行功能的大生金融系统的基石。在1920年于南通成立淮海实业银行，这个银行在1920年，还一度曾获得了纸币发行权。在1921年，由大生控股的南通交易所正式开张营业。南通交易所的建立，作为市场物资调剂的场所，成为大生企业集团化解远期棉纱棉布市场风险的实验之地。

除了在南通创办实业，张謇还把目光投向外地，先后创办了镇江大照电灯厂、镇江开成铅笔厂、宿迁耀徐玻璃公司、景德镇瓷业公司、上海南通绣品公司、江苏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中国纺织机器制造特种股份公司、苏棉企业股份有限公司、极大增强了大生集团的实力。

张謇甚至还在1919年创办了中国影戏制造有限公司，办事处设在上海仁记路百代公司内，并在南通市区筑有玻璃摄影棚。1922年，公司在《申报》上公开刊登了中国电影史上第一个“征求影戏剧本”的启事。这个公司在南通拍摄了由著名戏剧家欧阳予倩任艺术指导的戏剧记录片《四杰村》等作品，受到社会各界的关注和欢迎。

就这样，张謇用了20多年的时间，先后创办了棉纺、农垦、盐垦、机械、食品、交通运输、金融外贸、房地产、文化等大小不同的企业数十个。这些企业既独立经营，又在融资关系、人员派遣、原材料供应、产品销售、技术支持等方面相互依存、相互支持、相互补充，形成了一个以棉纺织业为核心的良性循环的经济体系。这是中国最早的跨行业、跨部门的民族资本集团，其规模也远远超过了同时代的其他企业。张謇作为这一集团的领军人物，理所当然地被公认为“实业领袖”。所以在电影《建党伟业》中，张謇作为第一个人物出场，决非偶然。

古今中外，哪位实业家，能有这样的力度、广度、深度和高度？

二是解决了钱往哪里去，也就是如何花钱的问题。

在这个问题上，张謇给出了几乎满分的答案。

张謇曾经说过：“国家之强，本于自治，自治之本在于实业、教育，而弥缝其不及者，惟赖慈善。”

在实业、教育相继有成之后，张謇在1905年筹建第一个公益机构——南通博物苑。南通博物苑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博物馆，它比故宫博物院的创办还要早20年。张謇为什么首先要创办博物苑呢？这可以从张謇为博物苑题写的一付对联看出来：“设为庠序学校以教，多识鸟兽草木之名。”意思是说，博物苑就像各种不同的学校，在这里可以学到各种不同的知识，由此可见张謇的良苦用心。

在创办南通博物苑的同时，1912年，张謇又创办了南通图书馆。张謇经营图书馆的理念很先进，他提出要建儿童阅览室和妇女阅览室，还要建巡回书库，这些服务理念即使是在100多年后的今天看来，都不过时、不落后。

张謇还始终关注国民的健康需求。他于1913年创办了南通医院，就是今天的南通大学附属医院的前身。

张謇坚信优美的环境能影响人、改变人。1913年，他兴建了唐闸公园，从1917年起，又先后兴建了东、西、南、北、中五座公园，俗称“五公园”。

张謇认为，一个真正有用的人才，首先必须要有一个健康的身体。因此，他十分重视体育事业的发展。1917年，他用私资在南通建立了南通公共体育场。1922年，张謇他又兴建了第二公共体育场。南通的城区规模不大，却拥有两个体育场，这在当时同类城市中是绝无仅有的。

张謇还把戏剧改良与社会改革结合起来，1919年，张謇建造了“更俗剧场”。“更俗”的意思，就是要改变南通各种陈规陋习，倡导先进的文化。张謇还邀请了京剧大师梅兰芳和欧阳予倩来通同台演出，在社会上产生了巨大的反响。

张謇的公益还远远不至于此，他于1906年创办了全国规模最大的育婴堂，让弃婴和贫困家庭的婴儿成为自食其力的人。

他分别于1912年、1920年和1922年，创办了三所养老院，让所有老人老有所养。

他在1926年，创办了“残废院”，残疾人不论年龄大小，都可入院，由院方提供衣食，生病后的医治和死亡后的埋葬全部由院方来负担。

为了使贫困百姓获得生路，张謇在南通、东台、仪征三县都设有了“贫民工场”，专门收容无依无靠的贫民子弟，使他们自食其力。

1916年，张謇又创办了“栖流所”，收留社会上流浪的乞丐，使南通成为当时国内唯一街上没有乞丐的城市。

张謇不仅关心社会弱势群体，而且关注社会特殊的群体，1914年，张謇创办了“南通济良所”，对妓女进行教育，使一批妓女转化为劳动者，对改良社会风气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为办好这些慈善事业，张謇不仅拿出了他在企业的大部分工资和红利，还欠下一身债务。尽管他的大生企业集团曾经一度辉煌，但尽管在大生企业集团便江河日下的情况下，张謇至少7次在报纸上刊登卖字广告，每次卖字，短则一个月，长则两年。状元为民卖字，这在中国历史上恐怕是独一无二的。

事实上，张謇做成第一件事，就是一个非常成功的商人。但奇怪的是，对这样一位“由儒入商”、“儒行商界”的特立独行的人物，很难用“商人”或“文人”去定位他。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他是“言商仍向儒”，自己骨子里依然保存着“兼济天下”的仕人梦想。

所以张謇做成了第二件事，在壮大实业实现商业理想的同时，又心悬苍生践行儒家思想、体现家国情怀，把“利”和“义”完美地平衡，这更让人钦佩和尊重。一个人存在于世界的价值，在于为社会创造了什么，给后世留下了什么。什么是成功的企业家？什么是成功的知识分子？什么是成功的官员？一个很重要的衡量标准，就是这个世界是否因为你的出现，而变得更加美好。当下有些所谓的公众人物，若干年后，有多少人记住他们的名字和业绩？真要打上一个大大的问号。

张謇曾在日记中写道：“天之生人也，与草木无异。若遗留一二有用事业，与草木同生，即不与草木同腐。”如果人生一世，没有做出什么贡献，就和草木没有区别，但如果能留下有用的事业，就能长久地造福社会、造福人民。

张謇是一个有大梦想、有大格局、有大情怀的人，但囿于环境，他曾不无惆怅的叹息道：“謇不幸而生中国，不幸而生今之时代。”当张謇振臂高呼之时，政府没有响应，他的声音总是被喧嚣和杂音所淹盖。

主观上，张謇身上始终有那种“知不可为而为之”的悲壮和无奈。胡适先生为《南通张季直先生传记》作序时，这样写道：“张季直先生在近代中国史上是一个很伟大的失败的英雄，这是谁都不能否认的。他独立开辟了无数新路，做了三十年的开路先锋，养活了几百万人，造福于一方，而影响及于全国。终于因为他开辟的路子太多，担负的事业过于伟大，他不能不抱着许多未完的志愿而死。这样一个人，是值得一部以至许多部详细传记的。”

在一个落后且动荡的年代，是不适合做事的。这对于当时的很多人而言，正好是一个退却、回避的最好借口。但对于张謇而言，面对百废待兴的国家，面对民不聊生的社会，却正是行动和探索的最大动力。他在当时所做的很多事情，本是政府的份内之事。比如大量的慈善公益事业，这些都需要巨大的投入，却没有任何经济回报。张謇的肩上扛着太多原本不应该由他担负的责任，他的所作所为已完全超出了这一角色所能承受的极限。他自己也说“以一人之觉察、之知识、之财力，而谋百二十余万众教育之母……而曾不知止，何其不自量也”。这是一场没有悬念的长跑，尽管张謇志在远方，但多变的环境和泥泞的道路最终让他停下了脚步。

著名历史学家钱穆在谈历史人物研究时，阐述了成功与失败的辩证关系，他认为，一些英雄“他们在当时虽然失败了，但对后来历史而言，却是成功的，而且是大成功。历史上每一时代的人物，必有成功与失败之分。但人能在失败时代中有其成功，这才是大成功。”张謇，堪称这样的评价，他应该是一个成功者，而且他的成功，让我们充满敬意。

张謇是带着众多遗憾离开这个世界的，在他的宏伟蓝图中，还有很多工作没有做完，还有很多目标没有实现。正如他的《释愁》诗所写的那样：“生已愁到死，既死愁不休。”张謇最终成为一个极具悲剧性的人物，成为一个壮志难筹、抱憾而死的人物，成为一个令人扼腕嗟叹的人物。

我们不难理解，张謇为何要呕心滴血将南通建设成为一个大不同于当时苦难中国的城市，一个让国人看得见希望的城市。

我们不难理解，为何张謇出殡之日，素车白马，日不绝途，数十万送行者挥泪目送这位造福于乡里的“张四先生”回归长眠之地。

我们不难理解，为何他的墓不铭不志，只留下“南通张先生之墓阙”廖廖数字。

我们不难理解，“文革”期间，造反派以“破四旧”为名掘开张謇墓穴，仅发现有五样东西：礼帽一顶，眼镜一付，折扇一柄。还有两个小盒子，分别装着张謇的胎发和乳牙。

我们不难理解，为何毛泽东对他这样评价：“中国近代轻工业，不能忘记张謇。”

十年前，在筹建张謇纪念馆的几百个日日夜夜，在尝试着渐渐走近张謇时，我被怎样地激荡和震撼。

如今，这种心情仍未平复。

其实，大家都需要这样的激荡和震撼。

注：本文较少涉及张謇先生在政治、军事、教育、水利、城市建设等领域的探索实践，因篇幅所限，非不为也，实难为也。特此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