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大出乎意料的是，采访中国工程院院士、长江委原总工程师、三峡工程设计代表局原局长，在国内外坝工界享有盛誉的郑守仁先生，竟是件如此困难的事。

自从2018年8月，长江出版社邀我写一部关于郑守仁院士筑坝江河绚丽人生的长篇报告文学以来，采访主人公的愿望屡屡落空。问原因，长江出版社那边说：一来郑总低调，不愿宣传自己；二来郑总正忙着编写200余万字的《长江三峡工程关键技术研究与实践》，不愿人打扰；三来郑总重疴缠身，身患前列腺癌、肝癌等多种疾病，近年来做了几次手术，身体虚弱，不便接受采访。

要写一部关于人物事迹的长篇报告文学，采访的核心——主人公焉能“缺席”？

2019年春节后，我又通过各种努力想要采访郑总，却始终没有如愿。我心虽急且焦，却也无可奈何。

几经周折，2019年6月13日下午，我终于得见大名鼎鼎的郑守仁院士。14时40分，我同《人民长江报》记者陈松平、长江出版社编辑王振在去郑总办公室的路上，王振给我打“预防针”：采访时间最多不能超过一个半小时，郑总身患重病，时间过长，怕老人家的身体吃不消。而且，郑总本来就不大愿意接受采访，能否顺利进行还不好说，要做好草草收兵的思想准备……我心中不免生出些许忐忑，但也只能硬着头皮迎难而上。

14时50分左右，我们来到宜昌三峡坝区十四小区办公楼二楼郑总的办公室。这原本是一间小会议室，长长的桌子上堆满了一摞摞的书籍和资料，形成一道独特的风景。有一老者正埋身于此“风景”中，在笔记本电脑上敲击着字符。

眼前这位老者中等身材，衣着朴素，身形有些瘦削羸弱，一头稀疏的银发剪得几乎贴近了头皮，苍老清癯的脸上透着倦容和病态；宽阔的前额间留下深浅不一的皱纹，那是岁月之刀挥舞出的“划痕”；一双阅尽江河波涛和千闸万坝的眼睛，充满沧桑却依然明亮；鼻根高隆，鼻梁直挺，给人以坚毅、自信的感觉；带着皖北口音的普通话，不疾不徐，言语平易，逻辑清晰，就像他所修筑的一座座大坝般朴实。

对我们的造访，郑总的表情多少有些“冷”。出于礼貌，郑总站起身来和我握了握手。采访开始的时候，郑总的眼睛并没有完全离开电脑屏幕，想必他还没有从工作的状态中切换出来。为了拉近与郑总的感情，我使出以往采访别人屡试不爽的“伎俩”：与采访对象“拉家常”——先聊天，获得对方好感后再切入正题。但这次吃瘪了，郑总对“家长里短”的事意兴索然，一副心不在焉的样子，似乎嫌我耽误了他的时间。

我一看惯用的套路不灵，试着问起他葛洲坝、三峡等工程的有关技术问题，没想到一下扭转了被动局面：郑总有了表达的欲望，虽然语速不快，言辞朴实，但思路清晰，尤其是爱用事实和数字说话。谈话间，他合上电脑，扭过身来，面对着我，有问必答，不时还以手势配合。我感到，他的那张病弱的脸上有了温度，微蹙的淡眉下，那双深邃的眼睛，跳动着熠熠的火苗。不知不觉间，采访顺畅起来了。

窗外的花花草草也都瞪大了好奇的眼睛，凝神谛听起来。

有时，为了说清一个技术问题，郑总还要在纸上画图示意，虽然动作缓慢，但一笔一划，一丝不苟；有时，一些情况或数字记不清，他还会站起身来，走到对面的办公室（实际上已成了资料室），在办公桌上或书柜中翻检出相关的资料或书籍，再回到座位上找到“标准答案”指给我看或念给我听。我为老人家这种认真精神所感动。

这是一种习惯性的“认真”，没有半点的假装。

6月14日8时40左右，我们采访组一行三人随郑总去采访他的夫人高黛安。郑总带我们去他家。路上，我见郑总步履有些蹒跚，上台阶时想扶他一把，老人家摆手拒绝了：“我自己走没问题。”

望着前面踽踽而行、脚步坚定的老人，有句子从脑海里汩汩涌出：“耕犁千里实千箱，力尽筋疲谁复伤？但得众生皆得饱，不辞羸病卧残阳。”

郑总的家很快到了。其实所谓的“家”，不过就是两间并不相连、每间十三四平方米的单身宿舍，一间为卧室，一间为厨房兼客厅。厨房兼客厅的门口，有位个子不高、满头白发、瘦削矍铄的老太太，笑吟吟地迎了出来。郑总说：“这是我老伴高黛安。”郑总跟老伴交代了几句，便下楼回办公室了。高黛安退休前曾任长江设计院施工处副总工程师，故人们都称她为高总。

这间郑守仁、高黛安夫妇共同相守20多年的“老屋”，房间狭小逼仄不说，里面的生活设施甚是简朴，其实哪里是简朴，简直就是简陋——一张老式的双人木床，一张陈旧的桌子，一个简易的衣柜，就把大部分空间占据了；桌子上除了一台31英寸的电视机外，剩余的地方摆满了瓶瓶罐罐，里面装的是两位身患癌症的老人每天都离不开的药。

高总指着电视机对我们说：“这是退休后每天陪伴我的，老郑平时很少看电视，但他每天必看《新闻联播》。”

当说起郑总的身体状况时，高总声音低沉地说：“长期高强度、超负荷的工作把老郑的身体累垮了。在葛洲坝工地的时候就得了高血压和失眠症，后来越来越严重，每天都要吃降压药；没有安眠药睡不着觉，有时吃上好几粒才能睡上三四个小时。2005年和2015年，又先后被查出患有前列腺癌和原发性肝癌等疾病，做了几次大手术。2015年以来每隔3个月他都要到武汉同济医院进行复查、治疗。”

言语间，老太太的眼中飘出云翳，脸上布满了伤感和无奈。

“三峡大坝都建成好多年了，郑总还在带病整理三峡工程技术材料，每天忙碌不止。年龄不饶人，病魔不饶人。您还是劝他老人家少干点，身体要紧啊。”我向高总建议道。

“你晓得吧？工作是会上瘾的，工作就是他的‘鸦片’，‘鸦片’啊！”老太太情绪激动起来，“我对老郑也有意见，快80岁的人了，病又这么重了，编书的事（指之前编著的《长江三峡工程水利枢纽建筑物设计及施工技术》和正在编著的《长江三峡工程关键技术研究与实践》）就别亲力亲为了，可他不听。哪天不上办公室就浑身不自在，离了‘鸦片’他活不下去。”

“三峡工程都搞完了，您和郑总为什么不离开这里，回武汉住住大房子，享享清福？”我又问了一句。

“老郑不愿回，说回武汉不如在这儿整理三峡工程的资料方便。还说，三峡工程还没有经过国家验收，他放心不下。”高总停顿了一会儿，像是对我们说又像自言自语，“其实，我们回武汉也许真的过不惯。这里绿水青山，空气新鲜，也不嘈杂，要说也蛮好的。”

听着高总的回答，我在心里感喟：一辈子离不开水利水电工程建设工地，这或许就是郑总和高总的宿命。有道是，宿命难违，“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他们正是以宿命般的执着，诠释着什么是“工匠精神”，什么是家国情怀，什么是对祖国水利事业的挚爱和担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