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举制被誉为“中国第五大发明”，现今西方的文官制度实为学习的中国古代的科举制。当然由于这么多年对科举制不公正的批判在很多人心里形成了很坏的印象，所以提出借鉴科举制不免很多人会认为非常荒谬。但我认为那些所谓的科举制的问题其实根本就不是科举制本身的问题，而是社会的问题。 
　　科举制只是一种选拔人才的方法，但究竟以什么标准来选拔人才、选拔什么样的人才、在选拔人才的过程中如何杜绝不公正的现象却不是科举制能决定的，而是由实行科举制的统治者决定的。中国古代的科举制所造成的一些问题就是由于当时的科举制被当时的皇权制度所扭曲了。 
　　现今很多人都在提政治改革，但他们提倡的都是实行西方的民主制似的政治改革，这种政治改革至少在目前是不适合中国的。我认为中国现在最需要的政治改革就是推行科举制，当然我说的推行科举制并不是说完全恢复中国古代的那种科举制，事实上中国古代的科举制每个王朝都是有区别的，甚至同一个王朝的不同时期也是有区别的。我们现在已经进入到了工业文明阶段，完全恢复农业文明时期的科举制肯定是不妥的。我说的借鉴科举制只是指恢复古代的那种选拔人才的方法。事实上我国目前提倡的国家公务员制度就是现代版的科举制度，只是我认为中国现今的公务员制度还远不够完善和规范，甚至还没有中国古代的科举制完善、规范。这是我提出借鉴科举制的根本原因。 
　　中国的领导干部到江泽民时代已经完成了从职业革命家向治国人才转变的过程。毛泽东时期的领导干部都是跟着毛泽东搞过多年革命、打过仗的人，是优秀的革命家。这类人最需要的是对革命的忠诚和奉献精神，但是这类人对于治理国家来说却是外行。毛泽东时期所犯的许多错误，我认为与这个因素很有关系。自从邓小平发动改革开放以来，由于经济建立的实际需要，以及政治继承性需要――毛一代的革命家到邓时期已经老龄化了，我国从那时起开始培养和提拔年轻有为的只有治国才能的干部。到了江泽民时代，这场职业革命家向治国才能的干部的重大转换可以说取得了决定性成功。但问题是这种转换只是官员素质上的转换――即从革命素质的干部向有治国素质的干部的转换，而没有建立出与之相配套的完善的制度。不过后来提出的建立“国家公务员制度”正是试图从制度上规范和完善领导干部的培养培养、考核、任免。然而到目前为止，这种制度依然还是不够规范和完善。 
　　另外，中国的官员主要是学理工出身的，而不象西方国家的领导人大多出身于人文社会学科。我在此无意贬低学理工而抬高学人文社会学科的。学工科的也好，学人文社会学科的也好，本身无所谓高低贵贱之分、能力大小之别，但确实存在着各有所长和各有所短。让学工科的去从政，不是用其所长，而是人才和专业的一种浪费。当然，我亦不怀疑有些学工科的确有治理国家的雄才大略。但一个国家普遍由学理工的知识分子治理国家，这多少看起来有些不是常态。在这一点上，我认为西方国家的经验值得借鉴，中国未来应该多培养一些人文社会学科出身的官员，中国未来的官员应由理工知识分子向人文知识分子转换。
　　在西方，官员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政务官（或称为政客），另一类是事务官（或称为文官）。他们的政务官是指通过选举的方式产生的官员，他们的事务官是通过各类专业考核并在专业实践中培养出来的具有专业技能和很强工作能力的人才。政客是不稳定的，他们随选举而波动、与选举共进退；事务官则是比较稳定的，他们不随选举波动，而是根据其能力和工作成绩决定其职务的升降或免职的。西方国家的政治之所以能保持稳定与他们的文官制度是息息相关的，如果只是依靠选举只能造成一朝天子一朝臣的局面。另外，在西方官员中，政务官只占极少数，绝大多数都是事务官。
　　主张在中国推行民主制政改的人其实解决的是中国缺乏政客的问题，而我所主张的政治改革解决的是第二个问题，即发展和完善国家公务员制度。中国确实缺乏政客，但是政客对于一个国家又有多大意义呢？真正治理国家的是那些事务官。
　　当然有人会认为民主制是解决的对统治者的制约问题，是为了防止统治者的胡作非为。但我认为这是在假定人性恶的基础上才绝对成立（注意我是加了“绝对”二字的）的，但事实上很少有统治者不想将自己的国家治理好的。当然我这并不在说人的本性是善良的，我只是在说在目前中国的情况下我们只能依靠统治者的个人能力和素质，而不可能实行民主制。
　　因为中国经过二十余年的改革虽然取得了不少成就，但目前所存在的问题也是很严重的，在此情况下如果冒然推行民主制只会将国家引向动乱。现今最稳妥的办法就是依靠统治者的个人素质和能力先尽可能的解决国家所存在的问题，当国家所存在的问题基本上解决了之后再推行民主制则是非常适当和必要的。而实行科举制或者说完善国家公务员制度则是当前解决中国问题的最核心的方法，因为一套完善的培养、选拔、任免官员的制度，可以使我们建立起一支非常有能力的干部队伍，这非常有助于消灭腐败。干部问题是当前中国最核心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