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默契，心领神会，曾国藩对左宗棠事实心存感激。所以他低调地说：“论兵战，吾不如左宗棠；为国尽忠，亦以季高为冠。国幸有左宗棠也”。两人虽然公开表示决裂，暗中支持并没有停歇。

左宗棠与曾国藩骨子里都是有个性的人，有股敢顶的倔强蛮劲。区别是，左宗棠选择遵从自我天性，以真我面貌行世；曾国藩选择压抑天性，戴着面具，以超我形象示人。两人气质因此相反、言行风格大异其趣。

肚子里明明有一串人话，硬要压在心底做鬼话，左宗棠哪里看得下去?故意跟曾国藩恶搞，以玩笑、戏谑的方式，来化解他制造出来的庄严与神秘。

野史传闻，曾国藩有次给左宗棠写信，出于谦让用了“右仰”，以示客套。这本是人际礼节，再正常不过，左宗棠却很是不快地说:他写了“右仰”，难道要我“左俯”不成!

又一则野史，曾国藩去世后，朝廷赐谥号“文正”，左宗棠听说了，嘟囔说:他都“文正”了，我岂不成了“武邪”?

还有一副多处被引用，至今已无法确切考证作于何时的对联。曾国藩出上联:“季子自鸣高，仕不在朝，隐不在山，与吾意见常相左。”左宗棠对下联:“藩臣当卫国，进不能战，退不能守，问他经济有何曾?”

1852年起，曾国藩与左宗棠开始通信，一直以兄弟互称。曾国藩官拜大学士后，按惯例左宗棠须自称“晚生”。或许，左宗棠心理记忆中一直将曾国藩看成“贤弟”，一时不能习惯，写信半开玩笑说:我比老兄只小一岁，说不上晚，还是自称“愚弟”合适吧。

曾国藩也知道，在左宗棠这个大才面前自称“老师”有点心虚。何况，以前自己跳水自杀两次，被左宗棠救起过一次，且当面骂过多次，形象秘密全无，权威树立不起来，因此故意装作认真地说:“恕汝无罪”。这四个字是当时流行的戏台词。可见两人都当这个场面上的称呼是演戏，没有真拿它当过一回事。

曾国藩私下场合，其实也不愿虚与客套，虽然公开场合他非常注重政治影响。而公开场合，左宗棠也十分注意形象。毕竟，左氏是儒学信徒，礼制是儒学之本，点滴小事都打不得马虎眼。

曾国藩去世，按照礼制，左宗棠挽联必须署“晚生”。他果然遵制，客客气气自称“晚生”。

曾国藩去世后，长沙中山路船山祠堂边设有曾文正公祠。左宗棠收复新疆后衣锦还乡，进曾文正公祠也按照礼仪，该跪就跪，该拜就拜。仪式完毕后，左宗棠要亲兵揭开神帐，看着曾国藩的木像，仔细端详了一会儿，摸着胡子点头称道:“涤生，生前哪得有此!”

两人真真假假的瑜亮之争至此结束。

曾左生前私交深厚，从后来的事情上也可以窥斑见豹。

左宗棠晚年对曾国藩的后人，不但在生活上给予关照与帮助，在事业上也极力扶持。

曾国藩为官清廉，足为世人典范，但因此后人衣食无着，常向亲朋故旧求助。左宗棠得知，每次总是从工资里抽几百两银子赠送。要知道，左宗棠一妻一妾、四子四女，每年才花200两。

曾国藩最小的女儿曾纪芬在《崇德老人纪念册》中记称，左宗棠心慈重情，她很愿接近。她的丈夫聂缉椝27岁那年，去南京两江总督府拜访左宗棠。左宗棠欣赏聂缉椝的才能，提拔他做两江营务处会办。其后，左宗棠对聂缉椝悉心栽培，像待儿子一样待聂缉椝。在他大力举荐之下，数十年后，聂缉椝分别在江苏、安徽、浙江三地担任巡抚，成为曾氏显赫的后辈。

之所以厚待曾国藩后人，一则左宗棠“居心宜直，用情宜厚”，毕竟自己做上浙江巡抚，出自曾国藩一手举荐，人不能忘恩；再则，他确实与曾国藩没有个人私怨，私交中的意气，停留在玩笑，当不得真。

中国人习惯，同龄人生活中喜欢以玩笑相互打击为乐，尤其在关系亲近的男人间。左宗棠虽位高权重，生活中也是常人，爱开玩笑。左宗棠晚年，应了中国古话，“树老根多，人老话多”。他在总督任上对求情的官员有特别一手，见面就滔滔不绝地说自己的故事，从楚军东征说到西征军远征，从自己说到曾国藩，将工作汇报当成听英模报告，让对方只能听，没有机会求情，时间一到，端茶送客。这本是左宗棠管理下属的一种策略，但却得罪了不少官员，他们求事不成，恼羞成怒，添油加醋，流传左宗棠对曾国藩的批评。话一经传开，越传越失真，传到最后，俨然泼妇骂街了。

还有一个奇怪的现象，左宗棠晚年时，社会流行批评曾国藩，肯定左宗棠，与今天情形正好相反。原因呢?曾国藩晚年处理“天津教案”不当，“外惭清议，内疚神明”，换来如潮讥评。左宗棠平定大西北，巨大的历史功劳摆在那里，朝野上下一片褒奖。

曾国藩幕僚薛福成很不满意这种现象，他在《庸庵笔记》中分析说:现在社会上流行褒左抑曾，为什么?因为曾国藩已经去世，批评他没有风险，但左宗棠还活着，批评他则容易自惹麻烦。现在的人真是太势利了，即使偶有议论左宗棠不对的，也认为左宗棠只有两点做得不对:一者他是曾国藩举荐才独立创建楚军的，他出山后却老在指挥曾国藩，否定他的意见，使曾国藩难堪；二者左宗棠办事“不感私恩，专尚公义”，为了国家大义，大公忘私。薛福成说:这两点明是批评左宗棠，实则在表扬左宗棠。我以为都没说到点子。问题的关键是，曾国藩举荐左宗棠，左宗棠却争强好胜，将声望与功劳弄到曾国藩上面去了，全国人民褒左抑曾，我担心这事让后世知道了，他们都拿曾国藩作反面教材，不敢再举荐比自己厉害的人才了。这样发展下去，世道人心不是会越来越坏了吗?

情义是中国文化之魂。薛福成站在人身依附的官场关系看，确实说到了点子，也道出了后世尴尬。

评价左宗棠与曾国藩的关系，绕不过的一道坎是，1864年左氏向朝廷举报曾国藩放走幼天王。时人推测，这是意气用事，闹个人情绪。对于当时社会“负气、妒忌”传闻，左宗棠保持沉默。这种动机猜测，既无法证实，也无法证伪，主动站出来，反倒授人口实，越搅越浑。

但左宗棠与曾国藩既然已经主动导演“将帅失和”，在皇权高压的环境里，戏还得演下去，这一演，两人8年不再通信。

1872年3月12日，曾国藩去世。朝廷的防范，不撤自消。左宗棠不用再以“政治战略”，维系不和假象。他十分伤感，安排儿子孝威带400两白银前去吊孝，并赠送亲笔挽联，高度评价曾国藩:

谋国之忠，知人之明，自愧不如元辅；

同心若金，攻错若石，相期无负平生。

针对8年不通音信，社会传言多端，左宗棠在信中夫子自道:曾国藩去世，我深感悲痛，不单是失去他，国家时局更让人担心，我与他的交游、情谊，历历回想起来，也不能无动于衷。我作挽联两句话，是20年交情的纪实。我说“谋国之忠，知人之明，自愧不如元辅”，早年在给朝廷的奏折中就多次说过，不是今天才说出来的。“君臣朋友之间，居心宜直，用情宜厚。”我以前给朝廷的奏折，每次写好后都抄录了一份寄给他，两人之间并没有隔阂，更没有城府，不是外界猜测与想象的那样。我与曾国藩以前有过争论，那是因为价值取向不同，办事方法有异，争论的方面，从来只围绕“国事、兵略”展开，丝毫没有涉及过私情。两人的交情，不是那些未历重事、不负责任的人猜测的那样，更不是喜欢捕风捉影、拿“意气用事”来揣度的人想象的那样。

“吾与侯所争者国事兵略，非争权竞势比。同时纤儒妄生揣拟之词，何值一哂!”

这封家信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明确透露，左宗棠举报曾国藩的奏折，之前已经抄写过一份提前寄他，曾国藩早有心理准备。这也从侧面证实，两人出于自求保全，在慈禧太后面前联手演了双簧。这就容易理解，曾国藩为什么反过来举报左宗棠打下浙江时放逃几万太平军这种时过境迁、毫无杀伤力的信息。

举报前，左宗棠掂量过，在攻下南京这样大功劳面前，逃出洪天贵福与李秀成，并不会给曾国藩带来实质性的伤害。

这与半个世纪后梁启超与蔡锷联手反袁世凯演的双簧异曲同工。蔡锷假装与梁启超政见不合，公开决裂，在报纸上发表文章批评说:梁老师反对帝制，是书生之见，但书生手无寸铁，也没什么杀伤力，任他造舆论得了。如果不是蔡锷发起护国运动自曝，梁蔡失合的传言，后世也会凿成史实。

因为默契，心领神会，曾国藩对左宗棠事实心存感激。所以他低调地说:“论兵战，吾不如左宗棠；为国尽忠，亦以季高为冠。国幸有左宗棠也”。

两人虽然公开表示决裂，暗中支持并没有停歇，左宗棠西征军筹饷，曾国藩在两江总督任上及时供给，他还竭尽能力，将老湘营干将刘松山推荐给左宗棠。刘松山的老湘营是剿灭捻军、平定陕甘回军动乱的先锋与主力；他培养的继任者刘锦棠，统领老湘营又成为收复新疆的先锋与主力。无疑，如果没有曾国藩支持，西征大业更加困难。

如今，文人笔记中多见左宗棠私下场合批评与贬斥曾国藩，其中不乏当时文人的夸大之辞，包括捕风捉影。正史中的左宗棠对曾国藩既不刻意拔高，也不故意贬低。他评价曾国藩，历经岁月洗磨，事实有着流俗所难理解的公正、客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