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老战友李寿轩同志和我们永别了。他那忠于革命、诚以待人的优秀品德，永远值得我们怀念。

李寿轩同志早年参加北伐战争，１９２８年７月，在彭德怀、滕代远同志的领导下，参加平江起义，加入共产党，上了井冈山。从土地革命战争到解放战争，他驰骋疆场，为革命的胜利浴血奋战，多次负伤。建国以后，又致力于铁道兵部队的建设，为发展我国的铁路交通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

英勇战斗沉着指挥

在１９２９年１月，国民党湘、粤、赣三省敌军对我红军初创的井冈山根据地进行第三次“围剿”。当时彭德怀同志率红五军第四、五纵队刚到井冈山与红四军会师不久，担负守卫井冈山的任务。李寿轩同志是红五军第五纵队十二大队的中队长。面对着二十多倍于我的敌人，预料到将有一场恶战，他便不顾已患痢疾十多天，带领战士加紧构筑工事。正巧彭德怀同志来检查工事，发现他病情严重，亲自把他送进医院。可是，他住院不几天，得知黄洋界哨口危急，马上带领七八个还走得动的伤病员急奔黄洋界，支援特务大队坚守哨口，与敌军激战两天，直至完成了掩护任务，才撤出战斗。１９３４年８月，第五次反“围剿”战斗中，李寿轩同志担任红六师第十六团团长，带领部队在兴国县老营盘担负阻击吉安敌人东进的任务。有一天，敌人集中兵力攻击我十六团一个连队的阵地，这个连队顶不住，撤进附近的一个山洞里，眼看即将被敌人消灭。在这危急的时刻，李寿轩亲自带领一个营反冲击，打退了敌军，夺回了阵地，使这个连队化险为夷。

１９３６年４月，担任红八十一师参谋长的李寿轩同志又一次担负红军“抗日先锋军”撤回陕北的后卫任务。他带领一支小分队从临汾一带，节节阻击蒋介石、阎锡山部队的追击，以运动防御的战术手段迟滞敌人。有一天，敌人来势汹汹向我阵地猛扑。面临敌众我寡的不利形势，李寿轩冷静沉着，在火力掩护下，向敌人展开政治攻势。他亮开嗓子大声喊话：“国民党军弟兄们，蒋介石不打日本人打红军。不愿当亡国奴的弟兄们，团结抗日，枪口对外！”“中国人不打中国人！”他喊话的声音宏亮，义正词严，把进攻的敌人镇住了。李寿轩见敌人停止了进攻，马上带领部队撤离阵地迅速转移，事后同志们议论这件事时都称赞说：“当年张飞喝断当阳桥，今日李寿轩喊退蒋阎兵。”他的胆略确是过人。

艰苦奋斗勇挑重担

１９４８年７月，为了解放战争战略反攻的需要，东北军区组建了铁道纵队。李寿轩同志调任铁道纵队副司令员兼参谋长，率部抢修几条铁路干线，为支援辽沈、平津、渡江战役和解放全国大陆作出了很大贡献，使铁道兵在战争中显示出重要作用。

１９５０年冬，抗美援朝战争刚刚开始，李寿轩同志得知由于敌机的狂轰滥炸，朝鲜北部的铁路运输处于瘫痪状态，前线战士“一把炒面一口雪”，生活十分困难。他急前线所急，申请参加志愿军，于１９５１年１月奔赴抗美援朝前线，担任中朝联合铁道运输司令部副司令员、志愿军铁道兵团副司令员，竭尽全力为恢复朝鲜北部的铁路运输而日夜操劳。当时，敌人依仗它的“空中优势”，对铁路沿线的主要路段和重要桥梁进行不间断的、轮番的轰炸。在这样严重的敌情下，李寿轩不顾个人安危，冒着敌机轰炸、扫射的危险，亲临现场指挥，把一段段铁路、一座座桥梁修复。

停战以后，１９５３年１０月，李寿轩同志回国担任铁道兵副司令员；１９５７年升任司令员，直至１９６３年因积劳成疾退居第二线。在这十年间，他经历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飞跃发展和遇到暂时困难的不同时期。但是，作为“先行官”的铁路运输工作始终十分繁忙，铁道兵新建铁路的任务也越来越重。李寿轩满怀建设祖国、巩固国防的豪情壮志，经常翻山越岭，或徒涉于沙漠荒滩，或露宿在森林草原，深入铁道兵部队和施工现场，调查研究，指导工作。１９６３年春，国务院和周恩来同志指示铁道兵派部队开赴东北林区，修建森林铁路，好把蕴藏在深山密林中的大批木材运出来。大小兴安岭林海茫茫，又属高寒地区，人烟稀少，过去虽曾派人进行勘察，但三进三出，都没有站住脚。７、８月间，李寿轩同志亲自带领包括副总工程师在内的工作组从哈尔滨出发，到牡丹江、海林、临江、辽阳等许多地区视察部队，进入林海。他们开始还乘火车，后来没有火车就坐马车，最后连马车也通不过，便象当年长征一样，迈开双腿。从小兴安岭到长白山，在原始森林和沼泽地里艰苦跋涉，深入到准备施工的地段实地察看，访问当地的林业工人和群众，打通了铁道兵与林业系统的关系，解决部队的防寒、防冻准备和物资供应等问题，使工程顺利地展开，很快取得成果。

尊重知识分子发挥技术干部作用

建国以后，李寿轩同志更重视铁道兵技术队伍的建设。１９６２年，他特地建议在北京召开了铁道兵技术干部大会。会上肯定了技术干部在铁道兵建设中的重要作用。同时，他还建议恢复总工程师的编制，使各项工程有技术干部参加决策，更好地发挥技术干部的作用。平时，李寿轩对知识分子干部政治上的进步和生活安排也很关心。１９５９年，科研处个别领导干部准备把一位工程师调走，理由是他出身不好，社会关系比较复杂。李寿轩知道这位工程师技术水平高，工作也积极，只是出生在旧社会，家庭的社会关系复杂一些，并不影响他在技术方面发挥作用。于是，就耐心地说服有关同志，把这位工程师留下来。后来这位工程师发挥了技术专长，取得很好的成绩。１９５２年的一天，李寿轩同志在朝鲜战地接到北京来的电话，得知副总工程师潘田同志的未婚妻到了北京。当时潘田已三十多岁，因抗美援朝的需要，几次推迟婚期。所以，李寿轩便通过电话向潘田的未婚妻做思想工作，并让她与潘田通了电话，动员她到朝鲜，在战地上举行婚礼。这件事在知识分子干部中影响很好。在“文化大革命”中，潘田受到诬陷，被关进了“牛棚”。１９７２年中央刚开始提出“落实政策”的时候，李寿轩在病榻上就一再提出意见，要尽快给潘田平反，恢复工作。

不为名利  为革命关心他人胜自己

李寿轩同志一贯艰苦朴素，廉洁奉公。１９３０年５月，在红五军攻克平江县城的战斗中，他任第四纵队第八大队大队长，亲自到前沿观察敌情，左肩负伤，被送进纵队卫生所。大队司务长姚哲同志代表全大队指战员去看望他，见他伤势不轻，想用大队积存的钱给他买点营养品，他不肯，说：“钱是公款，不能私人动用。”后来他当了铁道兵司令员，到连队蹲点，与战士们同吃一样的饭，同住工棚、帐篷，深受指战员的爱戴。

李寿轩同志善于团结同志，真诚待人，对战友关怀备至。１９３４年８月的老营盘阻击战中，他左腿负伤被抬送到江背洞医院，恰好陈毅同志（当时任江西军区司令员）也因负伤送到医院包扎。李寿轩见陈毅同志伤势比较重，口渴得很难受。他当时已是第三次负伤，有了经验，深知负伤后不让喝水口干舌燥的滋味，马上叫警卫员到老乡家买来一篮子沙果送给陈毅同志在转送后方医院的途中解渴，表达自己敬爱首长的心意。１９３５年１月，李寿轩同志在掩护兄弟部队撤出遵义城时，左肩又负了伤，被转送到军委卫生部休养连养伤。不久，姚哲同志也被送到休养连治疗。当时，由于遵义会议后，红军在毛泽东同志指挥下，采取灵活机动的战术，忽南忽北，忽西忽东，四渡赤水，二取遵义，大踏步进退，部队行军频繁，一时找不到那么多担架。在长征途中，李寿轩同志要把自己的担架让给姚哲同志。姚哲看李寿轩左肩被“开花”子弹打伤，伤口大，而且炸伤的骨头碎块还未取出来，炎症很厉害，所以执意不肯上担架。李寿轩硬把姚哲按在自己的担架上，诚恳地说：“你伤在膝盖骨上，走不动；我伤在肩上，腿还能走。”不待姚哲答话，便强忍钻心的疼痛步行走了。这种阶级友爱的感情，使在场的同志都深受感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