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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古今谈

作者:官伟勋    转贴自:炎黄春秋    点击数:655


 

 

  晋文勾践死里逃生艰辛倍尝终成霸主;殷纣周幽沉湎酒色,国破家亡成了遗羞千古的著名昏君。从刘汉、李唐到元、明、清,哪一个开国君主不是生于忧患?哪一个亡国之君不是毁于安乐?事迹凿凿,示意昭昭。所以有识之士无不把孟老夫子说的“生于忧患死于安乐”这句作为至理名言,不时提醒自己。

 

 

  安乐之所以能令人致死,用一句俗话讲,因为它是杀人不见血的软刀子。它能让人在没有痛苦没有畏惧,而且是在心荡神逸的舒舒服服的心态中,“自觉自愿”地奔向自我毁灭的深渊。

  安逸享乐离不开酒色财气。财是基础,气是权势,酒是饮欲,色是情欲。其中尤以色欲为甚,它常常是抓权捞财的潜在动因。“食、色,性也!”“男女乃人生之大欲。”不要说一般凡夫俗子,即使佛门弟子因淫心缠绕激情难耐“欲自断根 ”,决然“以刀自割其势”以求“塞源除根”者,《法句譬如经》等经书里就多有记载,《太平广记》也记有“释空如均求不破色而自宫”之类的极端行为。不独中国和尚,国外如《新约全书》中不也有“有人为登天而自宫”之说吗(见钱钟书《管锥编》)?可见,所谓 “佛曰断根不如断心”的教导,确为有据而发,而且带有国际性。

  能自“断心”自然好,但谈何容易!好色既是天性,且是“大欲”,想断就能断得了吗?江山易改秉性难移,有的人就是宁肯断头也是不肯断这心的。不是说欲火难填、“色胆包天”吗?为了色欲,天都不要了,还要命? 《春秋》二百多年间,亡国五十二,弑君三十六。其中许多都与淫乱私通有关。我们共产党对干部教育不能说少,要求断绝此心以“克己复礼”的意思不能说讲的不明确不透彻,然而,依然有那么多人贪污腐化包二奶养情妇!可见,教育是必要的,但仅凭这类教育是绝对塞不了源断不了“根”的!

  在安乐日久而又没有有效制约、与“食色本性”的本能驱动下,一朝权势在手,日日盛宴夜夜歌,看不够的秀色,饮不完的美酒,听不尽的阿谀逢迎,收不完的礼——在这种高温腐蚀缸里日复一日地泡着,泡久了,多硬的骨头也泡酥了,多坚强的意志也泡成汤了!

  安乐是如此的厉害,所以用“安乐”为手段致敌于死者,不绝于书。越王勾践“以美女宝器”离间了吴国君臣,使吴遭了灭顶之灾。齐国不动干戈不动刀,送了几十个女人就把刚刚崛起的鲁国搞垮了。勾践的事,早已家喻户晓;齐鲁间事,《史记·孔子世家》有生动记载。

  孔子在鲁国当了大司寇兼丞相,很快便把鲁国治理得不仅路不拾遗,而且连一向掺水卖羊肉、猪肉,掺水卖粥的也不再掺了。人们安居乐业文明经商。男女分行,礼让成风。齐国紧张了,鲁国称霸,齐国最近,怕首先遭兼并。有人主张献地求安。大夫黎锄说不忙,先设法阻遏其发展看看,不行再献地不迟。他劝齐王选出80个美女,给她们穿上极其艳丽华美的服装,教她们学会令人心荡神逸的“康乐舞”,外加三十驷文马,送给了鲁君。此计果然见效。鲁君一看就迷上了,一连三天不问朝政,连祭祀的烤肉分给大夫这样的重大礼仪都不顾了。孔子说道:女人厉害呀!她们的嘴能离间君臣,能败坏国政。我这个官不能当了,走吧!再呆下去就危险了!

  满腹经纶名扬四海的孔老先生,也只好挂印下岗,雇了车,带上徒弟,饥一顿饱一顿地周游列国另谋高就去了。鲁国呢?很快便衰败了。哀公十六年,孔子卒。不久,“三桓攻公,公奔于卫”,如邹,如越,到处流浪,最后“死于有山氏”。之后,“三桓胜,鲁如小侯,卑于三桓之家。”鲁周已名存实亡。

  16世纪意大利一位政论家说:“安乐为人生之大敌,其难御远过于苦困”。古人曹大文慨叹的:“人只念救苦救难观世音,何不念救安救乐观世音?”(《管锥编》)观世音自然是不存在的,他也救不了谁,但能说出这样的话,却是对人生有着丰富阅历而又具备异常观察能力的人才说得出的!

 

 

  一个有见识的政治家,一向把邻国饱经患难自强不息而居尊位的人,视为可怕对手。楚国大将子玉力主发动对晋国的战争,楚王说:“晋侯(因遭骊姬谗害)在外逃难十九年,什么艰难险阻他没遇到过?什么样的人他没有见识过?他遭受那么多挫折,受了那么多罪,他已深知民间疾苦,所以他能很好地对待他的子民。这样的人,老天都会帮助他!我们与这样的人为敌,是很难免失败的!”子玉不听,结果惨败。勾践卧薪尝胆、身自耕作、食不加肉、衣不重采、折节下人, 其夫人也自己织布做衣服,伍子胥听说了,大为震惊,寝食难安。他一再对只重视齐国轻视越国的吴王发出严重警告:“此人不死,必为国患”,齐国是疥癣,勾践才是心腹大患,力劝吴王趁勾践还没有强大,赶快彻底灭掉他。掐一个树苗容易,拔棵大树可就难了。吴王不听,结果终于被忍辱负重韬光养晦、十年生聚、十年教训的越国彻底打败,自己落了个被俘自杀身亡的可悲下场。

  忧患是灾难是坏事,但若正确对待,它会成为砥砺人才的极其可贵的宝石。许多人耳熟能详的“西伯拘里,演周易;孔子厄陈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而论兵法;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讲的就是这个道理。这些人都是耀眼巨星,他们全都是惨遭迫害或屡罹忧患后而功成名就永垂青史的光辉人物。司马迁自己不也是在遭受了令他想起来就愧恨得汗流浃背的宫刑后,而发愤写出了光耀千古的巨篇——《史记》吗?

  “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饿其体肤,劳其筋骨……”的确是富有哲理的结论!

  

 

  忧患能造就人才,但绝非人人经历忧患都能成材,只有那些有理想有抱负而又自强不息的人才能成材。安乐会致人死地,但安乐也绝非能致所有身处安乐的人于死地,防患于未然的明智之士也还是有的。

  “生于忧患死于安乐”这句话的全句是:“入则无法家拂士,出则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然后知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也。”可见,安乐会不会导致灭亡,是有前提的,即:国内没有深明法度以法治国的士子,对国外之敌不感到有任何威胁而松懈麻痹苟且偷安,不肯兢兢业业励精图治的时候,这样的国家才是一定要灭亡的!如果有“法家拂士”治国,又能发奋图强力戒安逸,自然就不会灭亡了。孟老夫子的这些话是就国家说的,对个人又何尝不是如此?

  生于安乐而又避免安乐之害不是命定的不可改变的。事在人为。

  战国时期赵国发生的一件事,就很可给人以启示。秦国来打赵国,赵向齐国求救,齐要赵以长安君为质。当时是赵太后当政,长安君是她老人家的最疼爱的儿子,她哪里舍得?谁劝说谁遭怒斥,并称:谁再想来说服我,我就唾谁。老态龙钟的触砻,好像腿很疼的样子慢腾腾地来了。他先从彼此的健康、吃饭怎么样说起,后来谈到老了,说唯一不放心的是小儿子,想死前在宫里为小儿子谋个差事以了心事。太后问,男人也爱小儿子?“嘿,比女人还厉害呢!”“不可能!比女人差远了!”触说:“我看您爱燕后比爱长安君深多了。”“哪里?比长安君差多了。”触说:“爱谁不爱谁,要看是不是为他做长远打算。我看燕后出嫁的时候,您哭的那么厉害,直到她上了车,您还抓住她的脚哭。祭祀时您还祈求她不要回来,让她在那里生儿育女传宗接代,世世为王,不是吗?”“当然。”触问:“三世以前,赵王之子孙还有为侯的吗?”“没有了”。又问:“不光赵,他国还有传及三代的吗?”“老妇没听说还有。”触说:“这叫近者祸及自身,远者祸及子孙。并不是君主、诸侯的儿子都不好,而是因为他们位尊而无功,俸禄优厚而没做过什么实际工作,还让他们身居要职而挟重器的结果。像长安君,您给他那么高的地位,又封以最富饶的土地,还让他管那么多要害部门。而不让他为国建功立业,一旦山岭崩(您不在了),长安君还能在赵国呆得下去吗?所以我认为您爱燕后胜过爱长安君!”赵太后恍然大悟,立即决定派车百乘送长安君去做人质了。(《国策》)

  专制时代给头头提个不同意见很难,弄不好要掉脑袋。触砻的“提意见法”曾为众多官员所仿效。这在民主时代不足为训,但他的道理讲的的确到位。

  孟老夫子的法家拂士治国与居安思危的主张,以及触砻对如何正确对待君主子弟的主张,都抓住了封建时代防止因安乐而致亡的重大的根本的问题。

  孟子和触砻所处的时代,是由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转变的时期。那时的经济结构简单,主要的农业附有少量的手工业、商业。孟子与触砻的办法,遇到能听得进去的君主,可以管一阵子,但解决不了根本问题。那毕竟是个人专制的时代,是个靠人治的时代,人在政在,人去政息。因而,由忧患崛起到安乐亡国的循环往复现象,就成了难以摆脱的血腥怪圈。

  

 

  “死于安乐”这一警告是否还有现实意义呢?还是有的。尤其对于脱胎于旧制度旧体制不很久的国家。由于历史的原因,在这样的国家,总是难免或明或暗或多或少地存在着旧意识与旧体制的残余与影响。而其中最重要最有害的影响之一就是特权意识,以及由于体制的缺陷,由这种意识导致的特权阶层实际上的存在。

  所谓特权,主要表现为用人权以及对财与物的支配权。凡是在这三个方面,行政权力机构的成员,有超越体制享有个人专断的权力的时候,特权就出现了,腐败也就会跟踪而来。这如同蝇趋腐肉、蛆拱败鱼一样,是很自然的不可避免的。

  在有特权存在的地方,也就不可能有真正意义上的社会公平与社会公正。因而,所谓群众监督之类,往往就成了纸上谈兵的表面文章。

  防止安乐恶性演变的关键在于消除任何人凌驾于集体之上的特权,在于社会公平与社会公正,在于使人民所赋予的权力切实为民所用,为民所享。惟其如此才是釜底抽薪“塞源断根”的治本之策。为此就需要通过不断改革不断完善新经济所呼吁的新的管理体制,以完成历史所赋予的这一使命。我们已经认识的这个问题,我们也在探索并开始解决这个问题,但积习太深,难度不小,成效不彰,尚任重道远。但,只要这个问题还没有得到解决,安乐所孕育的危机,就会像一棵没有去掉引信的炸弹,不知什么时候会爆发。

  当科学民主的体制能管住任何人,令任何人都无权超越制度行事的时候,全民才会踏踏实实地享受到长治久安的和谐盛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