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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嘉璈 | 通货膨胀——国民党政权垮台的关键因素

作者:张嘉璈    转贴自:《通胀螺旋》    点击数:1006


 

 

第十五章  一些教训和当下的问题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许多历史因素导致了国民党政权的垮台,但压倒所有其他因素的直接原因无疑是通货膨胀。通货膨胀的故事不只是一个历史话题,因为在类似的情况下,这个过程可能还会在其他地方重演。不幸的是,大量的迹象表明,通胀推动的类似革命目前可能正在中国大陆周边国家酝酿。在这些财政和货币体系不完善、政府经验不足且低效的发展中国家,庞大的国防开支和规模稍低的发展支出不断地扩张着货币供应,一系列应付个别通胀现象的应景之策(了解中国抗战历史的学生很熟悉的政策)被再次拿出来尝试,而且可能再增加一些失败的经历。对那些在动荡环境中掌握他们国家及自身命运的人来说,对中国案例的事后分析是否能达到警示和指导的目的,还有待观察。

 

中国通货膨胀本身的教训

 

抗日战争爆发之初,中国政府显然没有意识到总需求在战时情况下最终会扩大到什么程度。领导层天真地认为,中国的实物产出数倍于货币供应,且能够迅速扩大,从而构成货币的有效储备。这样便产生了一个错误的概念,即相比一个工业国,一个欠发达的农业国家在任何情况下都可以满足(战时及和平时期的)居民的基本需求,因此更能够在增加生产的过程中应对货币供应的扩张。但反例实际上更多。领导层未能意识到,中国经济实际上被分割为城乡两个部门,两个部门对各自内部不均衡的通胀压力的反应不足以缓解通胀的总体影响。政府还忽略了一个现实,即传统的中国人对现代货币从来没有太多信心,流动性偏好很低,且不习惯将大部分当期收入投入储蓄。

实际上,中国也没有足够的银行设施来推动储蓄。在这种情况下,政府没有意识到采取有效措施扩大总供给的必要性。它高估了短期内能够提高供应的能力,同时严重低估了货币供应扩大的通货膨胀效应。

政府未能增加供给以应对其开支上升导致的总需求扩张,同时政府又未能将其创造的部分新收入转化为储蓄,也未能通过增加税收来部分抵消通胀压力,后两项失策加剧了前面的不利局势。中国缺乏灵活的税收结构、中心城市之外缺少储蓄机构,且也没有证券交易市场,这有一些历史原因。在此期间,政府有多次机会可以启动基本的税收和其他财政改革,但却没有做,政府因此难辞其咎。

一旦通货膨胀形成恶性循环,要阻止这一进程就变得越来越困难,这是不言自明的。中国原本应更早地去遏制通胀。但我们承认,由于加税和其他要求做出更大牺牲的措施需要强有力和广泛的政治

支持,中国政府可能希望选择最有利和最有战略意义的时机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1938年底、1939年初有这样一次机会,当时政府被迫撤到落后的内地,而人们竭诚支持政府宣布的为民族存亡开展长期作战的决定。第二次机会出现在1941年底,当时美国卷入了太平洋战争,这似乎是第一次让抗战取得最后胜利真的有了确定性,同时也给政府下决心对国家财政进行一次一劳永逸的整饬提供了急需的心理和资金支持。第三次战略性机会是在“二战”结束时,当时对政府来说已经很明确,不通过基本改革来稳定货币,重建便无从谈起,而在当时,改革的呼吁是可以团结所有真正的爱国者的。然而政府一次又一次地坐失良机,直到再也没有机会了。

政府无力通过非通胀手段增加财政收入、通过储蓄和税收来消纳多余的需求,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其害怕失去民众的支持,担心触犯既得利益,不敢坚决直面困难。没有智慧和勇气去采取那些不受欢迎的政策,政府当然还可以降低开支规模。但它始终拒绝采取有效措施削减支出,更是过分强调威信和外部军事力量的重要性,乃至不顾经济后果,继续政治和军事开支。奇怪的是,政府无视这样一个事实,即长远而言,经济稳定是政治权力的前提条件。它希望找到一个捷径摆脱财政困难,最终却导致了灾难。

鉴于政策失灵造成的通货膨胀压力,政府试图通过统制价格来抑制通货膨胀的表象,通过进一步信贷扩张来增加生产。而这却进一步加速了通胀势头,价格上涨则根本不理会政治压力。实际上,因为政府缺乏执行手段,即可以熟练、公平和忠实地执行全部任务的高效、廉洁的专业行政机构,那些直接统制措施不可能得到有效实施。由于未能进行基本的财政改革,政府被迫越来越多地直接或相机统制信贷、生产、价格和工资,以及外贸和汇率,但由于缺少必要的条件,这些根本无法取得成功。简而言之,其对通胀的努力是治“标”不治“本”。

战后,政府回迁到沿海地区,经济又回到战前的城乡分割状态,只是这一次因为共产党有效切断了华南和华北的交通而显得更明显。虽然中心城市的通货膨胀压力加大,但政府并没有采取措施扩大来自农村的物资供应。相反几乎完全依赖于外国供应。

有必要再次强调,战后初期的形势在战略上有利于对(政府)开支进行根本性调整以遏制通货膨胀压力的进一步恶化、通过非通货膨胀手段提高供给能力、通过税收改革降低通货膨胀压力。政府拒绝了这些选择,而是选择通过抛售有限的外汇资产和政府企业的方式来抑制通货膨胀。不幸的是,这种短期治标政策是最不可能成功的,而这一事实却在一开始就被忽视了。

在形势最有利时,这种抛售政策有可能会产生足够的紧缩压力,为更根本性的调整提供最初的契机。但是在财政政策和管理方面没有巨变的情况下采取这样的政策要承担非常大的风险。显然,政府低估了共产党军事威胁的严重性和内战持续的时间,对外援的持续性过分乐观;同时,也是令人费解的是,太过高估其政治力量,尤其是在利用政治手段遏制通胀的可能性方面,尽管其战时所有的经历都不成功。

当政府不得不承认所有经济措施都失败了时,便再次求助于政治手段,将其政治前途和声望押注在一个短命的“改革”上,结果只是发现其政治影响已经不够,大众的信心已经在经年间消失殆尽,其做法只是加速了最后的崩溃。

中国的通货膨胀也给出了一个教训,即财政预算和银行体系均由行政支配是一个极不合理的安排。在这样的结构中,政府预算控制在政治领导人的手中,而不是经由合格的权威组织仔细审查;而中央银行被视为政府的支付代理人,创造货币的能力可能成为一个诅咒而不是经济的福音。在中国,政治领导人可以随意操控财政预算和中央银行。这些领导人不理解所要应对的经济力量的本质,他们选择忽视这些力量。政府找不到其他资金来维持自身开支。通胀不改变轨迹,一路肆虐,政府的最终命运是早就注定了的。经济不稳定最终导致对国民党政府信心的全面丧失,随之而来的是政治和社会道德的彻底崩溃。在这种混乱的政治和道德真空中,几乎任何一个承诺要进行彻底变革的军事组织都能在没有强烈反对的情况下行动起来,共产党正充分利用了形势。

 

发展中国家面临的基本问题

 

前述批评性言论只关乎战时和战后的中国,对不同的历史背景可能并不完全适用。除了技术问题之外,还有一些关键的态度和理念,或多或少地决定了中国的局势发展,而且由于它们在其他亚洲国家的普遍适用性,在此应该重新提及。

第一,应该记住,在整个中国历史上,每一个新王朝时代的政治权威,几乎总是充斥着通过军事扩张或推进庞大的公共工程来维系国家和个人荣耀的强烈欲望。这些举动最终总是导致通胀性财政。

在目前的情况下,尽管这种粗陋的虚荣观可能不再被认可,但在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诱惑和对国家安全的愿望成为扩大政府开支不可抗拒的压力。随着一个接一个的国家宣布各自的三、四、五年发展计划,这种效仿的冲动是如此强烈,以至于类似的工程、事业几乎势在必行。目前大多数亚洲国家似乎都在这样做。在防务方面,虽然外部对国家安全的威胁的确可能存在,但很少有人认识到防务支出经常是连带需求,一项支出通常会导致另一种支出。一方面是发展军事的需要,另一方面还要面对经济增长的诱惑,发展中国家的政府似乎并不总是有智慧去完成它们在没有通货膨胀情况下所能做的事情。即使在外援的帮助下,他们的方案也会增加当地的收入和当地的支出。这意味着,应该认真考虑和安排外援接受国的财力。中国最近的经验进一步说明了这一点。

第二,在促进国防或经济发展方面,发展中国家的长期利益最好是通过增加实际产出和促进国内资本的积累来实现。中国的经验表明,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尊重民营企业和银行业的健康发展。政府过度发债、强制银行认购,以及通过直接发行新钞无节制地赤字融资,这些中国都出现过,而且破坏了银行作为公众存款安全保管机构的信心。中国的经验也表明,不能仅仅因为私营企业发展缓慢就对国有企业进行扩张。过分强调经济发展的速度通常造成的结果,不仅是破坏私人资本的形成,更有悖于发展初衷。在中国,国民党政府及其执政之前的民间资本形成主要是通过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和其他主要商业银行的努力而实现。因为对资金的强烈需求,政府先是通过直接借款垄断了银行的资产,接着通过部分国有化继续这种状态。这些及其他一些措施,在萌芽状态即扼杀了新式银行的发展,而私营储蓄原本可以通过新式银行在战时和战后需要时更有效地流动起来。未能培育农村信用机构而各类国有企业却快速发展,对中国私人资本的形成同样产生了不利影响。其他发展中国家应该避免这种发展模式。

第三,由于发展中国家有内在的通货膨胀倾向,建立预算控制的制度框架、确定中央银行的独立性,对于社会长期福利至关重要。我们已经看到这些监管的缺席导致了中国财政管理上的混乱和恣意妄为,而避免在其他地方重蹈覆辙的重要性怎么强调都不为过。

第四,一旦出现通货膨胀,政府必然会被引导到增加干预和直接统制的道路上。在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受教育人群和知识分子数量很少,而且由于这些人通常集中在政府服务部门、教育部门和其他收入相对固定的职业,通货膨胀会减少这些重要群体的实际收入。这往往会造成政府成功所依赖的合作团体的不满。言辞的不满必然会引起反政府舆论高涨,而这通常会夸大真正的不满情绪。与这些精英集团切割,尤其是恰恰最需要在有效管理经济的时候,政府管理就会走向腐败。通货膨胀的腐败影响在不发达国家加剧也就不足为奇了。中国的经历给了我们这个重要教训。

第五,再来观照中国近期的经验,可以明确地讲,现代经济生活的复杂性不是任何一个人能够把握的,尤其是专注于许多其他责任的政治领袖。允许一个人绝对和任意的控制,就是在制造灾难。大量关于这个权力结构缺陷的例子可以从前文的中国例证中找到。

通货膨胀是社会的敌人,绝不能忽视其威胁。

 

 

    本文节选自《通胀螺旋》,这本书是研究通货膨胀的重要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