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金秋时节，我从北京航空学院读完研究生分配来交通大学西安部分金属压力加工教研室做助教。有一天，学校里招待新来教工游临潼，当时正好交大上海部分派出一个“教授西安参观访问团”来西安新校区参观访问，那天也去临潼，我们新来教师和他们一同前往。那时高等学校教授人数很少，整个交大大概也只有20余位教授，所以那时候的教授都是众目睽睽、人人注视的人物。在临潼游玩时，上海来的一位年轻同事就窃窃私语，指划着偷偷地向我介绍，那位是某某教授，那位是某某教授，就这样，我最初知道了和见到了周惠久教授。访问团在西安期间，还在当时的草棚大礼堂、行政楼402会议室、教工食堂等场合与西安地区的教师、学生见面、讲话，我又几次看到了他们。

1957年反右之后，1958年大跃进，全民炼钢，交大成立了冶金系，从金相教研室，还有铸工、物理等教研室(我则是从金压教研室)抽调一批教师成立有色金属冶炼教研室，这个教研室的中心任务就是与陕西省冶金局合作，在韩森寨东南地区建立电解铝厂。后来，一事无成，铝厂收摊。金相的人回金相去了，我回那里去呢?金相的朋友们鼓动我，“也去金相吧”，于是在1959年春夏之交，我与金相的同志们从铝厂撤回，来到了金相教研室。

金相教研室当时是交大西安部分最大的专业教研室之一，那时周惠久先生已来西安工作，担任机械系主任，并在金相教研室担任教学和科研工作。教研室排定，1959年秋季，由周先生为金相“5字头”(1955年进校的学生叫“5字头”，1956年进校学生叫“6字头”)讲授“金属力学性能”课程，并由黄明志先生、我和力学的周世昌任辅导教师。那时周先生已是国内金属学界的知名学者，在铸造、金属质量评价和检验方面是著名的权威，当时有些兄弟院校中还开不出“金属力学性能”这门课程，开了这门课程的也多是着重讲解实验技术、实验设备；而周先生讲解这门课程，则是从机械零件的服役条件出发，着重分析零件失效方式和类型，找出决定零件失效的主导性能指标，然后全面地讲解这些性能指标的力学基础，变化规律和它与金属材料成分和组织结构的关系，再讲解这些指标的测试技术和工程应用。这样的课程处理方法是有卓越见地和有创新性观点的；将使学生在学习金属学、热处理、金属材料和各种检测技术课程时能认识到，如何运用在这些课程中所学知识以改进材料的力学性能。这种课程处理方法以后为国内大部分学校机械类的金相专业所接受，都按照这个模式开课和编写教材。周先生上课的时候，除了五六十个修这门课的学生听课外，校内有关教研室的教师，西安地区学校和研究单位的人员以及外地进修人员都来旁听，120个座位的大教室不仅座无虚席，还有许多人自带凳子，在阶梯教室的台阶上、窗台上也坐满了人。周先生以他丰富的、生动的工程实例和大量我国的、欧美的、苏联的资料文献缩写成讲稿，讲授时，由浅入深引入正题，每次讲课都给听课人员带来极大的启发和浓厚的兴趣。我的本科读的是飞机制造，主要是冷冲压技术和飞机装配，研究生阶段读的是热锻压，对金属力学性能并无系统的概念，这次跟周先生做助教，做辅导教师，是完全谈不上“辅导”的，只是与学生一起一同听课，一同学习而已。教研室当时已指定我今后的方向就是从事力学性能的教学，所以我比其他同学受到更大的压力，因而更加专心听课，专心地记笔记，课后更认真地复习和阅读周先生指定的参考资料。真正担任辅导工作的是黄明志先生，黄先生不仅为同学答疑，也给我以亲切的指导。第二年为金相“6字头”再次开这门课，教研室就指定由黄明志先生主讲，并要我讲“疲劳”和“循环韧性”两章，周先生只讲了“冲击”和“结论”，学生们要求他多讲一点，他讲了6个钟头的一个“大结论”，全面阐述了他的观点和见解。

这次讲课是我第一次上讲台，自己这方面学习不多、又是接替周先生来讲，真是非常紧张。我从周先生处把他写得非常详细的讲稿借来，又比较广泛地翻阅了当时可以找到的英、俄文书刊，一遍一遍地写我的讲稿，又把自己不大了解的，准备做些添减的地方多次向周先生请教，周先生又和教研室主任等几位教师听了我的试讲，提出了许多意见，在他们的帮助下，我比较成功地开始给同学讲授“金属力学性能”课程，以后与黄明志老师合开或单独讲授这门课程好几年。

当时教育部正抓高等学校教材建设，教育部考虑到周先生在金属力学性能方面的成就和见解，委托西安交通大学(那时已在上海、西安两地分设上海交大、西安交大两校)编写机械类系科使用的《金属机械性能》一书，1961年由当时的中国工业出版社出版。那些年金属力学性能也称金属机械性能，后来我国正式统一使用“金属力学性能”这个词。这本书比较多的部份由黄明志先生执笔，我主要依照周惠久先生讲授的框架，做些增减改动和文字上的整理，写成“疲劳”、“冲击”和“循环韧性”3章，“高温性能”一章由上海交大蔡泽高先生写成，周先生写了“绪论”和最后一章“从金属机械性能的观点对金属材料的评定”，这两章是我上边提到的代表他的观点和见解的对这个课程的“大结论”，这是由他第一次执笔写成文字，也是以后西安交大在周先生指导下大规模系统进行材料强度研究前的总设想、总思路。这本书对我国机械制造行业材料强度研究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对以后各院校机械类系科金属材料专业教学和教材编写也起了重要的指引和带头作用。

周先生针对当时我国引进的苏联机械产品及苏联机械设计规范冲击韧性偏高，使用强度偏低，因而机械粗大笨重且使用寿命不长的情况，提出了小能量多次冲击抗力理论，与黄明志先生一起带领研究生、本科生进行了大量理论研究，并进行了广泛的生产实践考验，取得了重大成果，高教部批准我校在周先生研究工作基础上成立金属材料强度研究室。多次冲击理论、以王笑天先生为首的低碳马氏体理论和工艺以及强化理论和工艺成了西安交大材料强度研究三大鼎足的局面。1963年，周惠久、王笑天，黄明志3位先生联名发表了题为《发挥金属材料强度潜力的途径》的论文，这篇文章是西安交大此后近20年开展材料强度研究的总方针、总纲领。

西安交大的材料强度研究不断取得丰硕成果，在1964年北京全国高校科研成果展览会上，被誉为“五朵金花”之一。1965年夏国家科委和机械工程学会邀请周先生到北京做汇报演讲，研究室副主任顾海澄先生和我随行。到京后，延安时代的兵工专家、江南造船厂1万2千吨水压机的总设计师、第一机械工业部副部长沈鸿约见了周先生，详细了解了周先生的学术见解、主张和成果，对周先生的研究工作极为赞赏。在报告会上，沈部长作长篇讲话，介绍了周先生研究工作的价值及对我国当前机械工业建设的意义，然后风趣地说：“我不多说了，下边咱们看梅兰芳的吧”。报告会第二天，《光明日报》头版头条以“西安交大发明材料强度新理论”为题，介绍周先生的研究工作和报告内容，周先生看了大为惊讶，说：“记者不与我们商议，就发这样的报道，太不慎重了，我们的工作怎么能叫材料强度新理论呢?”当时同住在石驸马大街高教部招待所里的我校张鸿副校长笑着说，“你的工作在材料的选择与使用原则上有重大革新，怎么不是材料强度新理论呢?我看就是材料强度新理论”。周先生在北京的活动，除几场报告会外，还有几次座谈会以及参观工厂和研究单位，日程排得满满的，机械工程学会送来了几张星期天参观人民大会堂的门票，我未参观过人民大会堂，很想趁这个难得的机会去参观。但周先生和老顾却要趁星期日没外出活动的时候，对来京活动情况进行分析总结，我说，“我未参观过人民大会堂，让我去参观吧!”老顾笑着说：“等我们工作做得更好了，周总理也许会邀请你去人民大会堂的，你等那时候再去吧!”我无可奈何，只好不去。

北京汇报会之后，北京地区一些工厂要求与我们合作进行研究，以提高他们的产品质量，以后这样的合作工厂遍及陕西、东北、上海等地。北京地区与我们合作的工厂主要有北京汽车厂(生产212军用吉普车)、张家口煤矿机械厂以及北京石油学院石油机械厂等。所进行的项目都取得了值得重视的成就，例如用多次冲击抗力理论研究锻锤锤杆，提高寿命约10倍，甚至不再断裂；用低碳马氏体理论研究矿用链条，提高寿命十几倍；汽车零件，如半轴、球关节、连杆螺栓、轮胎螺栓强度研究、低碳马氏体石油钻井射孔器的研究，也都取得重大进展。可惜这些研究正在顺利进行的时候，“文革”风暴袭来，把这些蓬勃生长的科研成果差不多连根摧毁。

“文革”期间，以周惠久先生为首的材料强度研究和其他的文化教育事业一样，陷于停顿，周先生则遭受到各种攻击和侮辱。1972年，学校里依照“抓革命，促生产”和“复课闹革命”的指示，科研单位要恢复科研工作。强度研究室派出一个调研小组计划走访几个城市，对原来业务来往比较多的工厂、学校、科研单位进行访问，搜集动向信息，了解人家工作情况及探讨合作的可能性，我也是这个小组的一个成员。小组到了北京，访问了北京钢铁研究院、钢研院的同志们讲他们正在开展“断裂韧性”方面的研究工作，“断裂韧性”对我们讲是一个全新的名词，完全不懂，我们光搞“革命”，对外界处于全封闭状态，真所谓“不知有汉，无论魏晋”。当即跑到冶金部情报所查到一点有关的资料，马上电话告知学校，周先生当时已从牛棚中解放出来，可以参加部份工作，周先生当即到图书馆翻阅资料，了解这方面国外发展情况。过了一段时间，周先生在全校范围做了“断裂力学和断裂韧性及其发展现况”的报告，我在周先生报告之后介绍了“断裂韧性的测试技术”。在材料强度研究室正式成立了“断裂韧性研究组”，开展这方面的研究工作。校内有关系科及西安地区有些院校也都在这时候开展了有关研究工作，使我们的强度研究又增加了一个有力的工具，拓展了一个新领域。

1985年周先生和当时主持强度研究所工作的涂铭旌先生等人写出了“再论发挥材料强度潜力问题”的论文，是继1963年发表“发挥金属材料强度潜力问题”文章20年之后，再次讨论发挥材料强度潜力问题。20年来虽然经历“文革”的停顿挫折，却仍然可看出周惠久先生及其材料强度研究有力的挺进步伐。这篇论文在大量研究工作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强度、塑性、韧性合理配合问题，这里也广泛讨论了机器零件在不同服役条件下对材料强度、塑性和韧性的合理要求问题，从裂纹萌生和发展的破坏过程中看强度，塑性和韧性怎样起作用，并且讨论了强度和强化的辩证关系，整体强化和局部强化工艺所适用的条件和范围，是材料强度研究前一阶段的总结和进一步进军的部署。周先生并在下一步的研究工作和研究生培养中提出了“复合损伤的强度问题”的新课题，即多种损伤因素共同作用下材料的强度问题，并进行了些安排，采取了一些有力的步骤。但由于课题本身的复杂性和研究条件的限制，这方面的工作还在有关同志的辛勤奋斗之中。

“材料强度研究”是周惠久教授在西安交大这块沃土上培养出的光辉的奇葩，是交大西迁后取得的重要成就，材料强度研究成果花开遍地，培养出成百上千有成就的材料强度科学技术人才。回顾材料强度研究的发展过程，虽然总的讲来是成功的，但也是复杂的，道路是曲折的，除了“文革”这样的暴风骤雨外，一些形势发展也使材料强度发展遭遇了困难。譬如材料强度研究的开始阶段，是我国遭受外国封锁、与苏联关系恶化的时候，国家技术政策是自力更生、奋发图强，材料使用原则是以铁代钢、以铸代锻，以硅锰代铬镍，就逼着我们要进行材料强度研究。但后来改革开放，引进外国先进技术，优质钢铁材料，甚至引进外国的整体生产线都不成问题了，但是从外国引进的生产线上根本不允许你在材料和工艺上做什么改动，这样材料强度研究问题在工厂中、在机械生产中就被冷落了。但是我国这样的大国，不可能总是采用外国材料和外国机械产品或引进外国全套生产线。我们要发展世界领先的机械产品，必须要有自己的材料生产和使用规范，因此还要大力开展这方面的研究。

周先生不在了。我们怀念周先生，回忆周先生，我认为主要是要继承周先生胸怀国家建设、立足机械工业发展的精神；善于观察分析问题、发现问题，找出主要矛盾，并提出解决问题方法的钻研精神；紧密联系实际，不单纯依靠理论分析、计算结果，重视实验室试验和模拟工作条件的实物运转试验的严谨作风；取得成就后，立即提出下一步任务的不断前进的治学态度。相信“后周惠久”时代的材料学院和材料强度研究所一定会更适应改革开放的新形势，对21世纪的材料强度研究会有更加宏伟的设想和计划，让材料强度研究在西安交大长成参天大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