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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中山的参谋总长李烈钧

作者:李松凌    转贴自:炎黄春秋    点击数:1148


 

 

李烈钧,字协和,江西武宁人,生于188124日。李烈钧之父李骏兴与其兄弟数人都参加过太平天国起义,为忠王李秀成部下。太平天国起义失败后,李骏兴兄弟返回故里,但是反清决心不移,故其兄弟面部或手臂上针刺“太平天国”四字始终保存,以明心迹。这样的家庭环境,对李烈钧成长影响很大。李烈钧在其撰写的自传中写道:“先严兄弟四人太平天国时均弃儒从军,事败返回故里……稍长,见先严与诸伯叔面部或手臂均有针刺‘太平天国’四字,叩问其故,心怦怦欲动焉。及年十二,闻父辈述甲午战争,国军挫败,余虽幼,憬然若有所悟,思雪斯耻,始蓄投笔从戎之志。”李烈钧1902年入江西武备学堂,1904年赴日本留学,先入振武学校,再入士官学校,习炮科。当时,孙中山亦在日本鼓吹民主革命,李谒见孙,“倾服之忱,油然而生”。李在求学期间即加入了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追随孙中山20余年,奔走民主革命,出生入死,不遗余力。冯玉祥在《〈李烈钧自传〉读后》一文中评价道:“协和先生,自求学以来,即参加革命,后得追随总理,创造民国,举凡辛亥、讨袁、护国、护法、北伐、龙潭诸役,无不躬亲其间,固善将兵,亦善将将;冒大险,犯大难,决大疑,定大计,赴汤蹈火,万死不辞,其为党国也,忠诚如此。”李烈钧同乡好友、曾担任过孙中山秘书长的杨赓笙回忆,孙中山非常器重李烈钧:“总理每语党员,言及先生,常称之为协和先生,先生往谒总理,总理必起而迎之,是可知总理重视先生矣。”

李烈钧历任苏、皖、鄂、粤、赣五省联军总司令、江西省都督、军政府参谋总长、江西省主席、国民政府常务委员、军事委员会常务委员、特派驻日全权代表和侨务委员会委员长等要职。是孙中山最得力的将领和帅才。孙中山称赞云:“协和先生上马能武,下马能文,诚不可多得之当代儒将。”

 

统军征战,援鄂解武汉之危

 

李烈钧在日本士官学校毕业后回国,此时清廷正推行维新,实行征兵制,李烈钧在其老师、江西协统吴介璋推荐下入伍,并授以营长。李烈钧训练士兵时,技术动作要求严格,并灌输革命思想,所以他带领的队伍不仅军事动作灵敏,而且思想一致,革命气氛浓厚。对此江西旧官吏既怕又恨,企图将李烈钧逮捕谋害。幸得业师吴介璋护救,得以脱险,前去云南。当时云南总督李经羲注重训练新兵,重聘有为青年参加军事训练。李烈钧被聘担任云南讲武堂教官和陆军小学堂总办兼兵备处提调。李烈钧在授课中,既讲军事,也讲政治,为革命积蓄力量,以实现同盟会推翻清王朝的奋斗目标。李烈钧在云南两年,培养不少军事人才,播下火种。

191110月,革命党人在武昌发动了辛亥革命,敲响清王朝寿终正寝的丧钟。清王朝疯狂反扑,做最后挣扎。武汉一度陷于清军包围。李烈钧奔走于大江南北,联络各方人士,积聚军力,以解武汉之困。李出任五省联军统帅,亲率大军援鄂,使起义军危机解除,民国亦随即创立。

 

两度主持赣政,造福乡梓

 

李烈钧两度主持赣政都是受命于危难之时。辛亥革命后,首任江西都督吴介璋,在位两个月即辞职隐退。接任者是彭程万。彭上任后,洪江会猖獗,弄得彭程万焦头烂额,难以招架,彭“不安于位亦去之”。这时地方人士推举马毓宝为赣督。马毓宝对扰乱社会者多方迁就,以致匪患日趋严重,发展到不可收拾的地步。江西议会选李烈钧为都督,并电请孙中山总理任命。

李烈钧担任江西都督期间,治理有方,铲除匪患,安定人心,整顿财政,兴办实业,礼贤下士,知人善任,有识之士,多来协助,使江西面貌为之一新。

李烈钧重视扶掖提携青年,在他任江西都督期间,大力选拔本省优秀青年,官费派往日本、欧美求学,造就专门人才,以备从事国家建设。其中有一些人,如胡先、陈寅恪、程孝刚等人后来成为世界知名学者。

1926年冬,国民革命军北伐进入江西,李烈钧出任省主席,再次主持赣政。李在管理地方政务中,执法严格,但严而有度,是非分明。李烈钧义子杨仲子在《回忆义父李烈钧》一文中写道:“义父执法虽严,但从不妄杀一无辜,他常说‘我所杀之人皆系人人曰可杀,如民国初年督赣期间肃清匪患,将害民最酷的龙正文、陈细鬼等正法,乃是彼等罪大恶极,不杀不足以平民愤。凡是可杀可不杀之人,我是不杀的。求其生而不得,则死者与我皆无憾也。’仁者之心,溢于言表。”

李烈钧在督赣中留下丰功,也留下良好口碑。在江西曾流传两个其爱民的故事:

一个是李烈钧释“土匪”的故事。有一天李烈钧外出巡视,见卫队抓来一“土匪”,五花大绑,准备押送官府问罪。李见状上前询问,得知被捉者因为生活所迫,铤而走险,误入歧途,于是命手下人把他放走。并送银钱周济其生活。翌日,被捉人率其同伙来归。这时有人怀疑有诈,劝李烈钧加以戒备。李说:“我至诚待人,从不妄杀一无辜,彼怀德畏威,何诈之有。”将其全部收编,妥善安置,从此远近来归者日众,壮大了北伐革命军的力量。

二是李烈钧保桑梓的故事。李主持赣政期间,当汪精卫等人把持武汉政府后,派人来江西拉拢李未成,于是一方面离间滇军将领朱培德等人同李烈钧的关系,一方面煽动一些不明真相的人在江西反对李烈钧,给他制造麻烦,蓄意挑起内战。李愤慨地说:“我若不是江西人,害怕糜乱桑梓,对不起父老子弟的话,便要挥军打它个落花流水。”于是李烈钧把省政交给朱培德,自己率一部分军队离赣进入浙江。避免了一场一触即发的内战。李赋诗表明心迹:“哂矣无能我去也,留将心迹待公平”。

 

打响讨袁第一枪

 

李烈钧对袁世凯的野心早有觉察和斗争。辛亥革命胜利后,19122月当孙中山辞去临时大总统由袁世凯接任时,李就感叹说:“国家从此多事矣”,并与其同乡挚友杨赓笙相约:“一旦有事,当以贵县湖口为抗拒袁世凯的大本营。”

李烈钧督赣不久,便邀请孙中山来赣巡视,并表示坚决拥戴。袁世凯闻之极为不安。于是对李烈钧采取软硬兼施手段,先是以巨款和晋勋为诱饵进行拉拢。派大员来赣游说:“赴北京与袁世凯一晤,当以二百万元为酬,并晋勋一位。”李严词拒绝,斥之曰:“余思建勋业于国家,岂丑类所诱耳?”袁见利不能诱,便想安插亲信做江西民政长,用以牵制李烈钧。但这一手又被李识破,省议会持约法反对,使袁氏亲信不能到任。袁恼羞成怒,于19136月,悍然下令免除李烈钧江西都督职务。接着袁世凯又免除安徽、广东、湖南三省都督。因为他们对袁也是采取抵制态度。

袁世凯免除四省都督、刺杀著名国民党人宋教仁,彻底暴露了其反动本性和企图当皇帝的野心。孙中山认识到,“袁氏将拨专制之死灰,而负民国之付托”,严正指出,“代表反革命的专制阶级者实为袁世凯”,力主武力解决。为此,孙中山在上海召集国民党重要成员开会,商讨讨袁事宜。会上分歧很大,有的主张武力讨伐,有的主张法律追究,众说纷纭。尽管孙中山苦口婆心说服与会者,但认识仍未统一。李烈钧见状,义愤填膺,拍案而起,历数袁世凯之罪状,坚决拥护孙中山武力讨袁的主张。李自告奋勇,表示愿意回江西首先发难。李烈钧说:“汉贼不两立,吾侪和袁贼不能并存,有袁无我,有我无袁,讨袁义举,万死不辞。”孙中山对此深为感动,说:“知我者,协和也。”

李烈钧赴上海开会之前,就委派杨赓笙回湖口做讨袁准备。会议一结束,李便兼程赶回湖口。1913712日,李烈钧在湖口就任江西讨袁军总司令,通电全国,宣布讨袁,发布《江西讨袁军总司令檄文》、《江西讨袁军对外通电》和《江西讨袁军对党团公启》三大文献,昭示中外,与人民约法三章:1、誓诛民贼袁世凯,2、巩固共和政体,3、保障中外人民财产。这三大文献影响巨大,流传广泛。

起义初期,连战皆捷。但因敌众我寡,江南其他数省起义计划未能实现,援军久等不到,使起义军处于孤军作战之中,终归失败。

 

只身入滇策动云南举兵讨袁

 

湖口首义失败后,李烈钧去日本向孙中山报告讨袁经过情况,然后受孙之命,赴南洋各地向华侨宣传革命思想和讨袁主张,旋即赴欧洲考察,广交朝野人士,争取他们对中国革命的同情与支持。

袁世凯镇压湖口起义后,踌躇满志,加快复辟帝制阴谋,王公爵位,分别内定,登基准备,紧锣密鼓。此时,流亡海外的国民党人对袁世凯怙恶不悛的反动本质认识加深,痛恨日甚,急思回国讨伐。孙中山尤感时局严峻,忧心如焚。于是,急命李烈钧迅速回国,策动云南地方长官唐继尧举兵讨袁。

孙中山深知李烈钧在云南有很深的基础,能胜任此重托。云南著名军政人物,如唐继尧、李根源、罗佩金、黄毓成等都和李烈钧有同学或同事关系,而李的学生中,已有多人在云南担任营长以上职务。

191510月,李烈钧从欧洲辗转回国,先入越南从海防转河内,欲从老开(街)入滇,以为到此沿途不会再有阻挡。不料河口关监督听说李烈钧到,即密电唐继尧请示,唐开始尚未下决心反袁,所以态度犹豫不决,故河口关监督阻止李烈钧前进。李对此既愤又急,直接致电唐继尧,表明来意,电曰:“此来为国亦为兄,今到老开已多日矣,三日内即闯关入滇,虽兄将余枪决,向袁逆报功,亦不敢计也。”唐继尧得电后,权衡轻重,下决心讨袁。于是复电表示欢迎,并告将派其弟唐继虞躬迎,愿稍候。李到昆明不久,蔡锷亦逃脱袁世凯的监视,从北京回到云南,于是李烈钧和蔡锷、唐继尧三人歃血为盟,举兵讨袁。

1915225日,云南成立护国军政府,宣布独立。由李烈钧、蔡锷、唐继尧三人署名发布护国军政府讨袁檄文,历数袁世凯20条罪状,号召全国人民:“修我矛戟,盍赋同仇!……共扶社稷。”云南护国军政府,决定组建三个军:第一军由蔡锷任总司令,出师四川;第二军由李烈钧任总司令,向两广进发;第三军由唐继尧任总司令,坐镇云南,留守后方。护国军出师有名,受到所到之处人民群众的欢迎与支持,连战皆捷。护国军的节节胜利,震破了袁世凯一心要当皇帝的美梦,迫使他退位,后忧惧而死。

 

就任参谋总长,建议创办黄埔军校

 

1917年,孙中山反对北洋军阀蔑弃民国元年临时约法,在广州号召开展护法斗争。91日,孙中山就任军政府大元帅,任命李烈钧为大元帅府参谋总长。从这时起,一直到1925312日孙中山逝世止,李烈钧以大元帅府高级幕僚长的身份追随孙中山左右,参与重大决策,朝夕相处,长达8年之久。在此期间,李烈钧协助孙中山平定了陈炯明、沈鸿英等人的叛乱,使广东成为巩固的革命根据地。

李烈钧目睹民国以来,军阀割据,兵连祸结,战事频繁,民无宁日的现实,时有所悟。他认为为了迅速铲除军阀割据局面,统一全中国,必须建立一支革命武装。于是向孙中山提出创办军校的建议。他在自传中说:“余向总理建议,为了健全本党,急应培储党军干部,总理然之,乃创办军官学校于黄埔。廖仲恺时长财政,乃请其充分筹款,冀收速效。开学之日,余及谭延随总理莅该校,参加典礼。余奉总理命,说明本党建军之旨。”

 

伴随孙中山北上,语析张作霖,怒斥段祺瑞

 

192410月,孙中山应段祺瑞邀请北上,共商国是。李烈钧以大元帅府参谋总长的身份随行。同行者还有孙科、邵元冲、戴季陶、汪精卫等人。

当时,孙中山已重病在身,为了顾全大局,奋不顾身,抱病北上。行程是取道日本,再到天津,然后到北京。途中孙肝病复发,李曾建议在日本小作停留治病,孙说:“国事当头,无暇顾此,俟到津后再议。”为了建立革命统一战线,孙中山到天津造访张作霖。中山一行人至客厅坐良久,张始出,神情傲慢,旁若无人。宾主寒暄后,孙对张说:“此次奉直之战,赖贵军之力,击破吴佩孚,实可为奉军贺。”张答曰:“自家人打自家人,何足为贺。”摆出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傲而无礼,气氛显得紧张。李烈钧见此局面,立即站出解围。他对张作霖拱手致意后说:“事虽如此,若不将国家之障碍,如吴子玉诸人铲除,则欲求国家之进步与人民之幸福,终属无望。总理孙公之贺,实有价值,亦惟公能当之也。”张作霖听后非常高兴,大笑起来。孙中山接着说:“协和之言是也,自民国成立以来,得我之贺词者,亦惟雨亭兄一人耳。”这时谈话气氛变得非常友好、和谐,张作霖一再举杯请大家用茶,并表示愿意与孙中山合作。

1925312日上午9时,孙中山病逝。伟人长辞,举国震惊,万民哀痛。众推李烈钧主持治丧事宜。众人商议,认为在社稷坛为总理停灵和举行治丧仪式最为合适。于是通知段祺瑞。段派代表与汪精卫接洽,趾高气扬说:“执政府对在社稷坛治丧表示不能同意。”汪不知所措,急告李烈钧。李闻之,怒斥来者说:“社稷坛为国家所有,非执政府所得而私,总理首创共和,执政乃得安居宫苑。今总理践约而来,不幸病逝,治丧社稷坛,执政尚能持异议耶?”代表在李烈钧斥责下,收敛态度,答应回去报告执政。次日,段祺瑞迫于形势,亲自写信给李烈钧,说他完全赞同在社稷坛为孙中山治丧,并假惺惺地表示亲自来吊。

319日,追悼会举行之际,段祺瑞忽托词脚肿,改派内务总长代表致祭。李烈钧对段祺瑞这种言而无信的行为,非常气愤,指出:“段祺瑞等人昏庸老朽,焉能主持国事,诸位青年,今后当注意改造时势,必须郑重人选也。”

 

应冯玉祥之邀屈尊欣往,段、蒋封高官坚拒不从

 

姜伯彰在为《李烈钧自传》撰写的跋二中称道:“最足令人敬仰者,光明磊落,识大体,明大义,守大节,不争权位……其合也,应冯焕章氏之请,宁作食客于张垣,其不合也,拒北京政府之命,曾薄总长而不为……”这个评价客观地道出了李烈钧可贵的人格与气节。从应冯玉祥将军之邀屈尊欣往及段祺瑞、蒋介石封高官坚拒不从这样两个细节,可以说明评价的公正。

孙中山逝世后,西北军统帅兼西北边防都办冯玉祥率大军开赴塞北重镇张家口,礼聘李烈钧为西北陆军总监,付以督导整训全军之权。冯玉祥之聘不仅让李烈钧慎重思考,也引起国民党要员的关注。当时在京的国民党要员如张继、李石曾、覃振等人都赞成李与冯合作。人们认为通过合作可以作西北军的工作,推动官兵思想转化,接受革命道理,这支部队将成为国民党在北方的一支重要力量。出于为国效忠的责任感并俯应党内舆论,李烈钧欣然应冯玉祥之聘,屈尊前往张家口接受西北陆军总监职位。

冯玉祥对李烈钧向有推崇、敬仰之情。他常对人说李烈钧是既善于用兵,也善于管将的人。他称赞李烈钧“集大仁、大智、大勇于一身”,“今之奇才也”。李应聘之后,冯待以“军师”之礼。李烈钧利用合作共事机会,积极向冯玉祥及其官兵灌输孙中山民主革命思想,在李烈钧影响下,冯及其所率队伍发生积极变化。不久,冯玉祥致电国民党中央,声明全军20万将士一律加入国民党,使国民革命军的力量得到迅速发展、壮大。

由于合作共事,朝夕相处,李烈钧与冯玉祥对国家前途、民族命运等问题的共识越来越多,个人之间的友谊也逐步加深,成为挚友。

直奉战争,奉系打败了直系,推翻了北洋军阀曹锟政府。段祺瑞以执政名义主政北京,临时设置摄政内阁。段祺瑞任命李烈钧为参谋总长。但李对此重任不予理睬,拒不赴任。这是因为段祺瑞政府背离孙中山主张,不肯召开国民会议和废除不平等条约。李“薄总长而不为”的举动,既体现了李对孙的忠诚,同时也折射出他的“不争权位”的人格亮点。

李烈钧处事、言行,从不随人俯仰,是非好恶,总有个人主见。他对后起的蒋介石,早有厌恶之感。据李烈钧挚友杨赓笙讲,他常说“羞与蒋介石之流为伍”。1927年,蒋介石从日本回上海,汪精卫等人联合发表宣言,拥护蒋介石复职,并纠合国民党全体中委在上海举行会议,这时所有分散在南京、上海、武汉的中央执监委员都前往赴会,唯独李烈钧拒不参加。

蒋介石复职后,开始第二次北伐。蒋想请李烈钧当他的参谋总长,李坚拒不从。李烈钧素鄙其人,厌与其合作。1934年,李烈钧赋诗讥讽蒋介石的愚傲与专横:“回望茫天际,狂涛滚滚来,盲人操巨舰,犹自逞雄材。”李烈钧认为蒋介石是政治上的盲人,治国不当,不知要把中国这艘巨舰引向何方?

 

送子从军,卫社稷收失土

 

1937年,卢沟桥战争爆发,全国人民掀起抗日救国高潮。李烈钧非常兴奋,看到了驱除日寇,解放全中国的希望。然而此时,戎马一生,立下赫赫战功的李烈钧,已经年过五旬,且重病缠身,不能亲赴前线为抗日战争效力。但其杀敌报国之心依然如初。李把身边到了服兵役年龄的五个儿子,送到军队,让他们杀敌救国。其中有两个正在大学读书,也动员他们中断学业,奔赴疆场。他勉励儿辈英勇杀敌,收复河山。他在赠诗中写道:“我送儿辈出乡关,杀尽倭寇方回还。埋骨何须桑梓地,人间到处有青山。”

李烈钧常用书信、和诗等方式跟同乡挚友杨赓笙切磋问题,坦露心迹。他在给杨的信中透露了他送儿从军的思考过程和意图。写道:“多年备位中枢,旧铗重弹复以老病浸浔,不能上前线杀贼,遂令儿辈执干戈,卫社稷,收失土,以继吾志也。”李的大儿子李赣鹏在中条山战役中牺牲。

 

主张国共合作,反内战盼和平

 

李烈钧是孙中山的忠实追随者。他对孙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坚信不移。他一贯主张国共合作。早在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时,李就积极支持孙中山的联共政策。当联共问题在国民党内争论不休时,孙询问李的看法。《李烈钧自传》中记录了这次谈话的时间和过程:“十三年春,本党在广州举行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余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迩时联共主张,本党意见极不统一,争论至烈。总理询于余,余答泰山不辞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择细流故能就其深,欲使本党强大,必联共而后可。总理称善。”

当时,李烈钧同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人李大钊、毛泽东、周恩来常有往来,关系良好。后来国民党极右势力召开以反共为目的的西山会议时,多方拉李烈钧参加,被他断然拒绝。

李烈钧早就认为蒋介石是个不可信之人。因此,当蒋介石一再挑起内战,干戈相见,屠杀同胞的时候,李烈钧更感气愤,持坚决反对态度,常用诗作表达忧愤之情。他在《过金陵舟中晚眺》中写道:“叹息故园多鹤唳,懒从沧海看龙争。阋墙毕竟缘何事,孰挽银河洗甲兵。”鲜明地表达了反对蒋介石打内战和对红军进行“围剿”的态度。

抗日战争初期,李烈钧和宋庆龄、何香凝、冯玉祥等人发起《团结抗日宣言》,要求停止内战,共御外敌,影响很大。抗日战争胜利后,李烈钧积极呼吁早日成立联合政府,共匡国是。他曾动情地写道:“民国二十六年七月七日,卢沟桥战事爆发,全国一致抗日,流血牺牲,盟邦助我,终获胜利,不平等条约一律废除,已跻于四强国之一,诚盛事也。惟总理创造之三民主义,允为建国之本,切盼全国贤达,推诚相与,期其早日实现。”

1946222日,李烈钧因肺炎及心脏麻痹不治,在重庆逝世,消息传出,举国悲痛。中共中央除发来唁电外,周恩来和董必武等还亲临吊唁。国民政府明令国葬,归葬于将军故乡江西省武宁县。

 

 

作者说明:本文根据李烈钧义子——杨仲子(八届全国政协委员、民革中央祖国统一工作委员会委员、中国国际广播电台高级翻译)提供的史料、书刊和口述材料写成,特此深表谢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