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中国人是唯利主义者，在现实生活中一些人唯利是图，不择手段。中国的社会风气是以钱开道，一切向钱看，有钱能使鬼推磨。人们交往中讲究礼金（聘礼、彩礼等）、回扣、好处费，甚至贿赂公行，贪污成风；一些人的道德观念淡薄，没有任何信仰，或者说只有钱的信仰，唯利是趋，玩尽阴谋权术；社会公益事业几乎无人问津，甚至救灾款、扶贫款也有人敢贪；即使是救人一命，有人也先问价钱；青年征婚，则列数银两收入；举办婚礼，则大吃大喝，讲排场，比阔气；即使是祭典先人，也是烧纸钱，烧冥电视、冥手机、冥汽车。
　　中国人是互虐主义者，人际关系处于紧张、委琐、互虐的状态，一些地痞、官僚、暴发户有虐待狂的心理，许多百姓则是受虐狂。权贵们对上阿谀奉承，对下喝叱训斥，对同级倾轧争斗；贱民们则逆来顺受，受尽官吏、恶势力的盘剥欺诈，有理无处申；而他们一旦得势，成为人上人，也会如法炮制，仗势欺人。所以，（旧）中国只有上下两个阶层-------主子阶层与奴仆阶层；只有两种相反的称谓------老爷与奴才。没有平等可言。
　　中国人性格内向、阴柔，具有女性化的特征。我们精于算计，精于倾轧，精于为人处世。淮阴侯韩信的电视连续剧主题歌的歌词写得好：亮煌煌几页史书，乱纷纷万马逐鹿，雄赳赳一代名将，野茫茫四面埋伏。山埋伏，水埋伏，将军战术传千古；山埋伏，水埋伏，功臣末路断头颅。战场埋伏，官场埋伏，朝廷埋伏，宫廷埋伏，疑阵在何处，帅才不如帝王术。这写出了布满机关陷井的中国社会的状况。明朝顾起元有诗：相逢狭路宜回身，野渡宽平好问津。底事排挤同踬扑，往来俱是暂时人。顾起元属于看得开的。而许多中国人却是陷于尔虞我诈而陶然若醉。
　　一些国人心理之猥琐、阴暗，无法用语言来形容。
　　君子国与小人国是一对转化的关系。中国人持性善说、良知说，认为人皆可以为尧舜，所以应当相信人人为君子，甚至可以成为圣人。于是，权力不需要监督，只依靠道德自觉、自律、反省、自我批评来解决为官清廉、为人民服务的问题。但这是常人难以做到的，久而久之，人们学会了阳奉阴违，学会了谎言阴谋，因此，君子之国变成了小人之国。西方人持性恶说、原罪说，承认人的自私、利益，同时为了不损害他人的利益，要寻求利益的平衡点，寻求对权力的监督制约，于是，小人之国变成了君子之国。


                                    二

　　中国人不属于文明民族。即使有自称先进的东西，也往往是先进其外，野蛮其中。
　　中国人民二千多年来，面对着五大敌人（五种中国病）：人治（特别是封建专制），官有（官府垄断资源），贪腐，愚昧，倾轧（暴力与计谋）。因为人治，因为官有，所以有暴君、暴民、贪腐、愚民、暴力、阴谋，所以，前二者又是一切祸害的根源。
　　胡适说：殊不知统一的思想只是僵化的思想。他还说，人民和官员要以公忠代替私忠。所谓公忠，即忠于国家-----人民主权的国家，国家成为公器；所谓私忠即忠于当政者、独裁者。而旧中国往往是有私忠没有公忠。 
　　胡适又说：凡主张彻底改革的人，在政治上没有一个不走上绝对专制的路，这是很自然的，只有绝对的专制政权可以铲除一切反对党，消灭一切阻力，也只有绝对的专制政治可以不择手段，不惜代价，用最残酷的方法做到他们认为根本改革的目的。他们不承认他们的见解会有错误，他们也不能承认反对的人有值得考虑的理由，所以他们绝对不能容忍异己，也绝对不能容许自由的思想与言论。
　　胡适认为：中国今日若真走上独裁的政治，所得的决不会是新式的独裁而一定是残民以得逞的旧式专制。凡在变态的社会与国家内，政治太腐败了，而无代表民意机关存在着；那末，干预政治的责任必定落在青年学生身上，否则，政治的责任，就要落在一班中年人的身上去了。
　　陈独秀认为，国家原来是人民集合对外抵抗别人压迫的组织，对内调和人民纷争的机关。善人利用他可以抵抗异族压迫，调和国内纷争；恶人利用他可以外而压迫异族，内而压迫人民。对于恶人的国家当权者，人民可以暂时不言爱国，因为爱国二字往往可以用作搜刮民财压迫个人的利器。
　　罗隆基认为：国家的政治制度，应建立在平民政治的原则上。制度的功用在把坏人作恶的机会，减少到最低最低的限度。无论开明的或黑暗的独裁制度下，他最大的仇敌是思想自由。独裁制第一步工作，即在用一个模型，从新铸造国人的头脑，这就是思想统一运动。
　　李大钊说：专制政治尚秘密，立宪政府尚公开。秘密者，每出诡谲之权谋；公开者，必有鲜明之旗帜。专制制度下，钩心斗角，恒在暗潮黑幕之中，双方相持，无论若何激昂，是非之公，遂不能与天下共见，而文明国之政争，且在演讲台上。他还认为，中国人当先反对暴力，当先排斥恃强为暴之政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