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今天讲座的题目叫做《稷下学宫与百家争鸣》。为什么要讲这个题目呢？话还要从我们都知道的发生在两年多年前的战国春秋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谈起。
1．“百家”真“争鸣”
在中学，学到“百家争鸣”这一段历史的时候，我就一直在想，这个人所共知的“百家争鸣”，真的是名不副实。为什么要这么说呢？我有两个证据：
证据之一、“百家”只有十家。我们都知道，“争鸣”的“百家”中，其实只有儒、道、墨、法、名、农、杂、阴阳、纵横、小说十家，而“其可观者”只是除了小说家外的“九家而已”，这“九家”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三教九流”中的“九流”。您说，明明只有“十家”，非得要说是“百家”，是不是有些过于夸张了啊？
证据之二、“争鸣”一词更数可笑。您说，就是这简单的十家的代表人物，当然是生活在不同的地区啦。那个时侯的国家，既没有汽车，也没有火车，更没有飞机。天南海北的，即使是非常好的朋友之间，要想见个面，也也该是非常难的难吧？更不要说不同的思想流派之间的代表人物，专门为了弘扬自己的思想、刻意贬低他人的观念，而要不远千里之外去找寻他人去吵架——文人就是有意思，明明是吵架，非得要说成是“争鸣”，这可能么？
后来，上了大学，进一步学习了历史；再后来，知道了临淄有个“稷下学宫”！
直到此时，才知道，当初的自己是多么的浅薄无知！才知道，真的曾经有过“百家”，而且这“百家”真的曾经“争鸣”！才知道，这参与“争鸣”的“百家”，居然就生活在方圆不足5平方公里的土地之上！才知道，这块方圆不足5平方公里的土地，就在我今天涉足的、曾经辉煌了八百年的齐国的都城的临淄！更有甚者，我才知道，小小的这块土地，对于齐鲁文化的融合，对于汉民族的形成，对于国人的基准，有这多么大的作用！
话说到这儿，您就知道，我今天要讲的《稷下学宫与百家争鸣》的重要性了。
问题在于：稷下学宫是谁在何时创建的呢？他创建稷下学宫的目的是什么呢？
这个问题较难回答。后人根据不同资料得出了不同结论，有人认为学宫创建于齐桓公田午时期；有人认为创建于齐威王时期，也有人认为创建于齐宣王时期。较普遍的看法是创建于田氏取代姜族、夺取齐国政权后的第二代国君齐桓公田午时期。正如东汉末年北海郡（郡治今山东省潍坊市西南）人、“建安七子”之一的徐干在他的《中论·亡国》中记载的那样：“昔齐桓公立稷下学官（宫），设大夫之号”。
这里我们要注意：这里所说的齐桓公，是战国时的齐桓公田午，而不是春秋初期的齐桓公姜小白。因为稷下学宫是战国百家争鸣的产物，没有诸子蜂起与百家争鸣，即便有好的主观愿望和客观基础，稷下学宫也不会产生。具备产生稷下学宫这样巨大的文化学术交流中心的各种条件，只有田氏代齐后的齐国的齐桓公田午。
由此看来，稷下学宫的创建只能是田齐的第三代君主齐桓公田午执政的公元前374～357年内，最早不超过公元前374年，最迟不晚于公元前357年。问题在于：齐桓公田午为什么非要在稷下建立学宫啊？
这里，我们要先简单解释一下“稷”、“稷山”、“稷门”、“稷下”几个相关词汇。
“稷”，也叫“后稷”，是周族始祖。因善于种粮食，被尊为农神或谷神，在我国古代享有崇高的地位。“社稷”一词的意思，就是古代帝王、诸侯所祭的土神和谷神，旧时用作国家的代称。全国有三处以“后稷”的“稷”为名的“稷山”，除临淄之外，尚有山西省稷山县南、浙江省绍兴市东两处。位于山东省淄博市临淄区西南的稷山，是临淄与青州市的界山，山阴为临淄，山阳为青州。山上旧有后稷祠，海拔虽仅171米，但影响巨大。齐国古称稷下，齐古城有“稷门”，门外有“稷下学宫”，皆因此山而起。
2．学宫由来久
接下来就要说一下稷下学宫为什么会产生在齐国了。稷下学宫之所以产生于齐国而不是产生于其他诸侯国，这是齐国的经济、政治、文化传统等综合条件决定的。
第一、从经济条件看，齐国在先秦时代与其他诸侯国相比较，一直是一流的经济大国。繁荣的经济是齐国的立国之本，也是稷下学宫建立的必要的物质基础。
您想想，当时诸子百家中几乎所有学派的代表人物都来过稷下学宫。他们这些人都很少是只身而来的，往往是带着大批弟子，稷下学宫的人数之多就可以想见了。历史上记载，稷下学宫里面的众位先生及其弟子在人数上最多时达“数百千人”。不仅如此，齐王还给稷下学士以优厚的生活待遇，比如田骈“赀养千钟，徒百人”；齐宣王对孟子，“将中国授室，养弟子以万钟”。您想想，不论是从稷下学宫的建筑规模、队伍的庞大，还是丰厚的待遇，没有强大的经济实力是不可能做到的。
第二、从政治条件看，在各诸侯国中，齐国的君主制是比较开明的。而且齐国不但一直就具有重士的传统，而且还以“养士”相标榜，优待各地人才为其争霸诸侯而聚集力量。这就为稷下学宫在齐国的产生准备了列国所不能比拟的政治条件。
第三、从思想文化传统看，稷下学宫是齐国思想、文化传统弘扬和演进的产物。
齐地原属东夷，东夷人是这里的土著。这些土著“其俗宽缓、阔达，而足智，好议论”。姜太公至齐后，根据此地的民风民俗，不但制定了“修政因其俗”的政策，而且居然还“与俗同好恶”——就是将齐人的阔达好议论之俗发扬光大。
田氏代齐时，中国已处在战国时期。这一时期，士阶层在政治舞台上表现出从未有过的活跃，各诸侯国的君主也表现出从未有过的对士阶层的热情。田氏统治者虽然主宰着齐国，但他们更有“辟土地，朝秦楚，莅中国而抚四夷”的远大政治目标。由此，也更加重视士的作用。正是在这种氛围中，稷下学宫得以在齐国产生。
但问题在于：为什么稷下学宫非要在齐桓公田午统治齐国时期才得以建立呢？这就要从田氏代齐和齐桓公田午的继位说起了。
先说说田氏代齐。通过前面的讲述，我们知道，齐国的国君本来应该是周朝的开国元勋姜子牙的后代——也就是说，齐国的国君本来应该姓姜的。但到了后来，齐国的国君居然改姓了田。这是怎么回事呢？话还要从一个叫陈完的人说起。
陈姓是黄帝后裔。黄帝的后代虞舜娶到帝尧二女娥皇和女英，女英生子商均。商均约34世传至胡公妫满，被周武王分封于陈（今河南淮阳），建诸侯国。胡公妫满也因此被称为陈胡公。胡公妫满的子孙后来也以国名为姓氏，姓陈。
公元前706年，陈桓公的弟弟陈佗在陈桓公死后杀死了太子免，自立为陈侯，也就是陈厉公。太子免的三个弟弟长曰跃，中曰林，少曰杵臼，欲报杀兄之仇，就于公元前700年趁陈佗去蔡国时把他杀了。然后，这兄弟三人相继为国君。其中的杵臼就是陈宣公。陈宣公晚年打算立宠姬所生的儿子为太子，就把先前所立的太子御寇杀了。陈厉公跃的儿子叫陈完，他同御寇的交情很好，御寇被杀后他怕被株连，便于公元前672年逃到了齐国，史称“完公奔齐”。
陈完来到齐国之后，齐桓公封陈完为管理百工的官“工正”，并赐给他很多田地。为了感恩答谢，又以“田”、“陈”二字在古代同音，陈完改“陈”姓为“田”——田与天同音，意为王族之后。此后的陈家酒一直以“田”为姓，陈完就是田姓始祖，这也是“陈田一家”的由来。此后不久，田完的后代渐渐强大起来。
公元前545年，田完的四世孙田桓子，联合鲍氏、栾氏、高氏合力灭了庆氏。之后田氏、鲍氏又共灭栾、高二氏。继而，田桓子又采取了“凡公子、公孙之无禄者，私分之邑。国之贫均孤寡者，私与之粟”，等手段，取得了公族与国人的支持。
此后的田桓子之子田乞（田僖子）用大斗借出、小斗回收的办法争取了民心，田氏的势力也大为增强。公元前489年，齐景公死后，田乞立公子阳生为齐悼公。田乞自立为相，从此田氏掌握了齐国的政权。
田乞死后，其子田恒（也叫田常）代立为齐相，是为田成子。公元前481年，田成子杀了齐简公和许多强宗贵族，另立齐平公，使齐国国君实际上变成了傀儡。
公元前391年，田成子的曾孙、国相田和将齐国国君齐康公放逐到海上，只留一城之地作为他的食邑，田和成为了齐国实际上的国君。公元前386年，周王室册命田和为齐侯，正式将他列为诸侯。几年后齐康公病逝，姜氏遂绝其祀，齐国全部为田氏所统治。史称“田氏代齐”。田齐的国都仍在临淄，疆域亦袭姜齐之旧。
您瞧见没有，不管怎么说，这由陈国逃难来的田氏本来应该世世代代做姜氏齐国的臣子的命的——这就不错了，但居然就是这个外来的臣子的后代篡了权，而且周王室居然还承认了“田氏齐国”的合法地位。这还了得！
您说，在当时会不会有人在田氏齐国的国君的背后议论这件事啊？会不会有人对于“田氏代齐”这件事说三道四的啊？会不会有人很不满意田氏的所作所为啊？
那当然会有啦。那，现在的问题在于：齐国的田氏国君应该如何处理这事呢？
当然应该标本兼治、恩威并施啦。治标，属于“威”，这容易，杀掉胡说八道的人呗。治本，属于“恩”，这就难了。你能杀掉你认为是胡说八道的人的人，你杀不掉这些人的心啊？怎么办呢？只有动用思想武器——统一所有国人的思想——了呗。可在当时，哪种流行的社会思潮对于实际上是篡位的田氏齐国的国君有好处的呢？当然是黄老道家思想啦。为什么呢？
因为道家学派的创始人老子是陈国人啊！老子的家在苦县厉乡曲仁里（今河南鹿邑）。而田氏的祖先陈完则是在春秋中期齐桓公时由陈国避乱逃到齐国的。
所以，田氏政权和自然地选择了来自齐国南方陈国的老子的学说，同时又抬出传说比尧、禹更早的黄帝来作为道家学派的第一创始人。田氏政权如此作为，最主要的目的是让“田氏代齐”这件事实上的非法篡位事件从法理上合法化。
因为田氏是黄帝的后裔，而姜氏是炎帝的后裔。黄帝战胜炎帝而有天下的传说，就为“田氏代齐”的合法性找到了历史的根据。同时，田氏齐国的国君又打着黄帝的旗号来建立霸业，甚至统一六国。也就是说，田氏齐国的国君宣扬田氏的祖先是黄帝，又把黄帝与老子的学说结合起来形成黄老之学，以此作为稷下学宫的主体，实际上是为田氏建立的政权进行辩护，进而造成“田氏代齐”的合理观念。正如郭沫若在他的《十批判书·稷下黄老学派的批判》中所说的那样：“黄老之术。……事实上是培植于齐、发育于齐，而昌盛于齐的。”
当然，田和的孙子齐桓公田午建立稷下学宫的目的远非扶植黄老之学，以为田氏建立的政权进行辩护，进而造成“田氏代齐”的合理观念那么简单。他还有着另外的更为深层次的目的。话还要从“田氏代齐”后的首任齐侯齐太公田和之死谈起。
公元前383年，齐太公田和死后，太子田剡（shàn）继位，是为齐废公。公元前374年，出生于公元前400年的齐太公田和的小儿子田午发动政变，一举干掉了国君田剡及首相孺子喜，然后自立为齐桓侯，这就是我们人所共知的田齐桓公。
当然，此时的田午完全没想到这次宫廷政变居然导致了国内政局混乱和诸侯列国的武装干涉，出现了燕、魏、鲁、卫、赵纷纷伐掠齐地的局面。面对内忧外患，齐桓侯田午只好硬着头皮上了。直到公元前370年，齐桓侯田午趁着秦、魏联军攻打韩国，韩国向齐国求救的机会袭击了燕国，夺取了燕国的桑丘，这才逐渐改变了齐国被动挨打的局面。当然，我们知道，这只是齐国与燕国仇恨的开始而已。
诸侯列国的武装干涉虽然由此暂时停止，但国内政局的混乱还远没有结束。您想啊，本来您的田齐就是篡夺人家姜齐政权的位置得来的，而您这田齐桓公田午的权利就更加的来路不正了——也是杀掉了自己的哥哥之后篡位得来的。
您想啊，此时此刻的田齐桓公田午，在国内的反对派，那就更多了不是？
问题在于：此时此刻的田齐桓公田午，应该如何对付这些国内的反对派呢？
做法当然还是前面我们曾经说过的标本兼治、恩威并施啦。治标，属于“威”，这容易，杀掉对付这些国内的反对派呗。治本，属于“恩”，这就更难了。你能杀掉对付这些国内的反对派的人，你杀不掉这些人的心啊？怎么办呢？只能是以和平手段、对于那些不太强硬的国内反对派施以小恩小惠、加强思想教育的办法来拉拢对方的手段，使其臣服呗。具体怎么做呢？当然是设立稷下学宫了呗。
田齐桓公田午继位后不久，在成功的抵御了外来势力的入侵、田齐政权稍事稳定之后，田齐桓公田午马上便采纳了春秋第一霸主姜齐桓公姜小白设“啧室之议”的国家养士方法，大开养士之风，极具创见性地在齐都临淄稷门附近设立了当时的中国第一所官办大学堂“稷下学宫”，招致天下贤人。“设大夫之号”，给他们享受大夫的待遇，使他们备受尊宠。
“稷下学宫”的设立，既能够使田齐桓公田午招揽天下贤才名士为己所用，同时还能够集合天下智慧应对诸国列强的威胁，这田齐桓公田午也真是够聪明的了。说到这里，我们就知道，能够与稷下学宫的名字相提并论，在位18年的田齐桓公田午的名字也足以万古流芳了。因为这已经是田齐桓公田午最显著的历史功绩了。
当然，我们知道，此时的稷下学宫尚属初创阶段，学宫的规模还不会太大。但这一时期稷下学宫的主持人是谁、都有什么人在这里参政议政，我们还不得而知。只是通过史籍记载的、曾经在稷下学宫工作过的诸位先生们的实际年龄来猜测，估计至少应该有出生于公元前386年前后的怪才淳于髡。当然，这个怪才淳于髡的才能此时也没有完全显示出来。因此，他的事迹我们还是后面再来揭示。
现在的我们，要急于了解另外一件事了：公元前356年，田齐桓公田午去世，他的儿子田因齐继位，是为齐威王。问题在于：此后的稷下学宫如何了呢？
3．三人谏威王
前面我们说到，田齐桓公田午创立了稷下学宫。但我们知道，任何一件事情在草创时期都是非常艰难的，此时的稷下学宫也不例外，稷下学宫远非日后那么的有名气。还是以直到了齐威王统治齐国的时候，稷下学宫的规模才得以逐渐扩大，并最终走向兴旺昌盛。问题在于：齐威王为何要扩大稷下学宫的规模呢？
齐威王继位之时，虽离田氏代齐和被周王朝正式列为齐候已有30年，但此时的齐国还远没有摆脱内忧外患的境地：齐国内部，新旧势力之间的斗争非常激烈，而且像阿大夫那样的不尽职守、营私舞弊的官吏不断兴风作浪，以邪压正，打击排挤有作为的正直官员——这股歪风像腐蚀剂一般严重危害着齐国的封建统治基础。在外部环境中，由于国势还比较弱，列国诸侯觊觎着齐国的丰富资源——齐威王继位后，齐国接二连三遭到别国的侵袭：威王继位的第一年，韩、赵、魏三国大举进犯齐国的灵丘。威王继位的第六年，鲁国攻伐齐，进入阳关；与此同时，晋国又进犯齐国，至博陵。威王继位的第七年，卫国进攻齐国，取薛陵。威王继位的第九年，赵国又伐齐国，攻取甄城。可见，威王即位后的前十年里，外患不绝，国势艰险。
而就在此时此刻，齐威王才发现，国王的权威和享乐还是很令自己高兴的。您想啊，每天上朝时大臣们前呼后拥，回到家里又有最好的酒食和美女，这多舒服啊。于是乎，两年多一晃而过，齐威王愈发沉迷于酒色财气，而把国家正事都交给大臣去办理。此时的齐国，危如累卵，人心惶惶。直到虞姬、淳于髡和邹忌三人先后不断的谏言之后，齐威王才下定决心整顿朝政，振兴齐国，称雄天下。
问题在于：他们是如何谏言的呢？先来看看虞姬是如何劝谏的。
话说齐威王有一个聪明正直的妻子虞姬。虞姬看到威王整天沉湎饮乐，忧心如焚。她一再劝告威王改邪归正，励精图治。可是，威王从来听不进去。佞臣周破胡十分增恨虞姬，于是便寻找机会陷害虞姬。她对威王说虞姬和人私通。威王一听醋意大作，便把虞姬囚禁起来，下令让官吏审问。周破胡威逼利诱主审官，把他的陷害词当作虞姬的口供，妄图置虞姬于死地。主审官经不住威逼利诱，竟按着周破胡的吩咐把假口供呈给了威王。威王一看，感到供词与平日里自己了解的虞姬性格相差太远。他决定亲自审问虞姬。
虞姬一看，机会来了，便对威王说：“我的罪有两条：一是我侍奉国君十余年，一再规劝大王远离小人近贤臣，今天被小人诬陷，又没有避嫌，因而遭到囚禁审问。二是受到诬陷后，主审官受贿听从佞臣之言，又申辩无门，无法向人们说清楚自己的‘罪行’。根据这两条罪名。我应该去死，但鉴于自己不沽名钓誉，事情也还未最终弄明白，国君尚未亲理朝政，所以我才活到现在，用来说明我的罪行。”虞姬的话引起了威王的思考。威王会下定决心悔过自新么？
正在我们担心虞姬智谏之后的齐威王是否能够下定决心悔过自新的时候，一个名字叫做淳于髡的人又出现在了齐威王的身边。
淳于髡是齐国赘婿，此时是齐威王手下的客卿。他针对齐威王好隐语的特点，对齐威王说：“国中有鸟，止王之庭，三年不飞又不鸣，不知此鸟何也？”齐威王明白他的用意，马上用隐语回答说：“此鸟不飞则已，一飞冲天，不鸣则已，一鸣惊人。”从此振作起来。而“一鸣惊人”的典故，这继楚庄王之后再次流传下来。
但我们知道，这“一鸣惊人”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啊。因为此时的齐威王一时半会儿还改不了他的非常好玩的老毛病。这可怎么办呢？邹忌出现了。
一天，威王射猎回寨后，心情激动，特命侍从备酒备菜，召来歌伎舞女和琴师来给他获猎庆贺。这时侍从禀报说，有一琴师要见大王，正在门外候着，齐威王说，“带他进来，给吾弹奏一曲。”
来人叫邹忌，他不慌不忙地把琴拿出，调好，试抚一会儿，然后端坐在那里一动不动了。人们都静静地等着听，等了好长时间，还是没有动静，这时威王不耐烦了，就催促他快弹。邹忌只是把手放在琴上，抚来抚去，就是不弹。齐威王急了，大声呵道：“先生为什么只管抚来抚去，不肯弹奏呢？快快给我奏来！”
邹忌听了齐威王的呵斥，不仅没弹，反而把琴轻轻推向一边，说道：“光会弹琴，算不是什么本领，还须精通琴理！”齐威王说：“我一向只听人们弹琴，还没听说什么琴理。你即精通琴理，就说来我听听吧。”邹忌说，“琴是高雅的乐器，琴声不只是悦耳，还能陶冶人们的情操，它使浊者清，贪者廉，懒者勤，俗者雅。琴弦的精细，声音的高低，弹拔得缓急，手指的配合，都很重要，配合得适当，音调悦耳，配合不得当，噪声难闻，这也和治理国家一样，上面要积极倡导，下面要努力配合，上下一致，政令和谐，国家才能昌盛。”
齐威王听他说得头头是道，就说：“你讲得倒是挺有道理的，不知弹奏的技艺如何？已经好半天了，还没动手，是不是先弹一曲听听？”威王越急着听，邹忌反倒越慢慢吞吞地说：“大王，你有点着急了吧？我是琴师，弹琴是我的本行，一时没弹，您就急成这个样子。大王，您是治理国家的、国家在您的手中，就像琴在我手中一样，你抚着齐国这张大琴，好多年来没有弹奏一曲，也难怪人们全都着急啊！”齐威王听了邹忌一备话，突然醒悟，并深有感触地说：“我全明白了，从今日我聘你为相，帮助我把齐国这张大琴弹起来吧！”此时此刻，终于醒悟过来的齐威王马上任用为邹忌相国，下决心整顿朝政，振兴齐国，称雄天下。
4．学宫盛空前
话说齐威王在邹忌等人的辅佐之下，修明法令，整顿吏治，招聘并重用贤士。特别是他广开言路，实行开明政治，重奖敢于当面给他提意见和建议的人士。这一措施的施行，不但帮助他改正了过失，而且也吸引了大批贤能人才。经过威王的励精图治，“于是齐最强于诸侯，自称为王，以令天下”。威王的成功，得益于贤能人才的襄助。因此，他继承父业，招致天下贤人，聚集于稷下学宫，为其出谋划策。因此，此时的稷下学宫有了新的发展，规模逐渐扩大，士人人数也日见庞大。
转眼就到了齐宣王统治时期（公元前319～公元前301年在位）。
齐宣王统治时期，齐国实力迅速壮大，稷下学宫也发展到了鼎盛时期。齐国经济、军事实力的提高，为齐宣王实现“欲辟土地，朝秦、楚，莅中国而抚四夷”的政治目标打下了基础。这一时期，经过列强的兼并战争，实现中国统一大业的趋势已露端倪。齐宣王为了走在这一大趋势的前头，像其先辈那样，“招致贤人而尊宠之”，大力发展稷下学宫，以便让这些稷下先生为他的政治目标广造舆论，或选拔有政治实践经验的稷下先生委以重任，直接参与政治活动。由于齐宣王非常重视稷下先生，对稷下学宫实行特别优惠的政策，因此稷下学宫在宣王时期得到迅速发展，
现在，我们的问题在于：您说齐威王统治时期稷下学宫规模逐渐扩大也好，您说齐宣王统治时期稷下学宫得到迅速发展也罢，可齐威王、齐宣王统治时期的稷下学宫的具体情况到底怎么样呢？我们可以用一个非常简单的词来概括：盛况空前！
话说到这里，肯定有的朋友会说：没有这么邪乎吧？夸的可有点过了啊！我的回答是：我的夸赞没有过，一点没有过！只是实事求是而已！具体来说，我可以从以下四个方面来说明这个盛况空前：学者最多、著述最丰、学风最淳、历时最久。
先说学者最多。
齐威王、齐宣王统治时期的稷下学宫到底有多少人呢？
《史记》中有两段记载：一段出自《史记·田敬仲完世家》：“宣王喜文学游说之士，自如邹衍、淳于髡、田骈、接子、慎到、环渊之徒七十六人，皆赐列第为上大夫，不治而议论，是以稷下学士复盛，且数百千人。”另一段出自《史记·孟子荀卿列传》：“自邹衍与齐之稷下先生，如淳于髡、慎到、环渊、接予、田骈、邹衍之徒……于是，齐王嘉之，自如淳于髡以下，皆命曰列大夫，为开第康庄之衢，高门大屋，尊宠之。览天下诸侯宾客，言齐能致天下贤士也。”
由司马迁《史记》的记载，我们可以知道：在齐威王、齐宣王统治时期，稷下学宫的学者——《史记》中称呼为稷下先生——应该有七十六人之多，而他们的学生——《史记》中称呼为稷下学士——应该有上千人左右。
这还只是关于稷下学宫人数的最少数字呐！更多的数字？有很多啊！比如比司马迁稍晚一些的桓宽在他的《盐铁论·论儒》中就记载说：“齐宣王褒儒尊学，孟轲、淳于髡之徒，受上大夫之禄，不任职而论国事，盖齐稷下先生千有余人。”
瞧瞧，在桓宽的记载中，光是有名有姓的大学者——稷下先生——就有一千多人啦，再加上学生呢？那还不得几万人啊？
得啦，我们还是相信《史记》的记载吧：在齐威王、齐宣王统治时期，稷下学宫的学者应有七十六人，而他们的学生应有上千人左右。
当然啦，我们还应该知道的是：这些学者不仅仅是齐国人，还有更多的学者是来自当时的其他诸侯国的。这个方面，史籍的记载很多。比如慎到和荀子就是赵人，环渊则是楚人，宋鈃（xíng）来自宋国，我们人所共知的孟子，显然来自邹国。
再说著述最丰。
稷下学宫是一所集讲学、著述、育才活动为一体的高等学府。关于稷下学宫的诸位学者们的著述，《史记·孟荀列传》中式这样说的：“自驺衍与齐之稷下先生，如淳于髡、慎到、环渊、接子、田骈、驺奭之徒，各著书，言治乱之事，以干世主。岂可胜道哉。……故慎到著十二论；环渊著上下篇，而田骈、接子皆有所论焉。”
由此，我们可以知道的是：上述这些稷下学宫的大学者们纷纷著书立说，昌言天下治乱，横议政事国事，“以干世主”，为现实的政治事务出谋划策，是以稷下先生著述颇丰。具体而言，在稷下学宫存在的150年中，仅在《汉书?艺文志》中，所著录的稷下诸子之书就有分属儒、道、阴阳、法、名诸家的《邹子》、《邹子始终》、《慎子》、《宋子》、《尹文子》、《公孙龙子》、《鲁仲连子》、《管子》、《孙卿子》、《公孙固》、《蜎子》、《田子》、《捷子》等。上述这些著作，不仅开启了秦汉文化发展之源，也对秦汉及以后文化的发展与繁荣产生了深远影响。
虽然上述这些著作因为年代久远，历经浩劫，多数著作已经不复存在了，但从其仅存的篇目中，我们依然可以想像当年稷下学宫那学术繁荣的情景。
三说学风最淳。
我们知道，稷下学宫是由官家举办而由私家主持的一所高等学府。
由于稷下学宫是由国家出资而办的学府，因此其规模相当可观，而且稷下先生的待遇特别优厚。田齐统治者为了使稷下先生大展经纶，为他们提供了优厚的待遇，也就是现在所说的政府出资办学。田齐统治者为了发展繁荣稷下学宫，给予了充足的经费保障，对于知名度高的稷下先生还实行更加优惠的政策。在这种情况下，在稷下学宫游学的这些学者们就可以在衣食无忧的前提下展开良性争鸣。
另一方面，由于稷下学宫是由稷下先生自主主持的一所学校，因此它又具有兼容并包、学术自由、百家争鸣的特点。对于各派学者，齐国统治者都是采取来者不拒的态度，因此曾先后到稷下学宫讲学的不仅有道家、法家、名家、阴阳家，也有儒家、墨家乃至农家，各家各派一律平等。当时，各派均欲“以其学易天下”，力图使本派在社会上和齐国取得支配地位，这就免不了竞争和正面交锋。交锋的最普遍的方式就是大辩论，也就是争鸣。学生之间、先生之间、学生与先生之间或本派内部的辩论随时可以进行。因此，稷下学宫成为中国古代历史上第一次思想解放运动的策源地，成为战国时期的文化中心，并成为百家争鸣的论坛和文化阵地。
此外，我们还知道，稷下学宫容纳百家，欢迎游学，既允许个别游学，也允许集团游学，这种流动的游学制度使稷下学术的内部各学派之间、稷下学术与外部各国学术之间不断处于交流状态，甚至还有定期的学术集会；加之《管子》中《弟子职》所述“当是齐稷下学宫之学则”，这些充分体现稷下教学活动的制度化和规范化，说明稷下学宫的讲学已经超出了春秋战国时一般私学讲学的水平，显得更为正规，体现了高等学府讲学的特色。
学者良性争鸣，学生如何学习呢？有中国古代最早的“学生守则”约束学生啊！
稷下学宫里面有“学生守则”？您没有听说过吧？《管子》中的《弟子职》，就被我们后人认为是稷下学宫的“学生守则”。该守则明确要求，学生在侍候先生就寝或休息后，就应该去找同学相互交流、切磋，乃至论辩，以达到对问题的深入了解和学业的提高。稷下学宫要求学生之间开展必要的学术交流和切磋，不仅是其自由活跃学风的体现，也是学习、学术研讨内在规律的客观要求。当然，这对后世的办学和学术研讨无疑是一巨大启迪。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稷下学宫罗致了当时的各家各派，在育才上也由积极的作用，从学习到修养无不体现了育才的目的性、计划性和组织性，为当时的社会造就了一个杰出的知识分子人才群，显示了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独立性和创造精神。
四说历时最久。
前面我们曾经说过，稷下学宫始创于田齐的第三代君主齐桓公田午执政的公元前374～357年内，兴盛于齐威王、齐宣王统治时期（公元前356～301年）。
到了齐闵王执政前期，齐国国势依然强大，稷下学宫仍然保持继续发展的势头。但在齐闵王执政后期，齐闵王被胜利充昏了头脑，独断专横，狂妄骄暴，对内不恤百姓，不用良臣，对外穷兵黯武，又听不进稷下先生的批评，甚至他们的直言诤论不但不受欢迎，而且受到威胁。于是有些著名的稷下先生在失望中纷纷离去，这使稷下学宫出现了自开办以来从未有过的冷清萧条。到公元前284年，燕将乐毅率领五国联军攻伐齐国，占领齐都临淄，稷下学宫被迫停办、中止了五六年之久。
随后不久，齐闵王被杀，襄王在莒即位（公元前283年～前265年）五年之后，田单收复被燕军占领五年之久的齐国城池，齐国得以复国。齐国复国后，齐襄王为了重振齐国，采取了一些恢复国力的措施，其中有一项就是恢复稷下学宫，继续“招致贤人而尊宠之”。《史记·孟子荀卿列传》记载：“田骈之属皆已死。齐襄王时，而荀卿最为老师。”荀子返回稷下学宫，由于资历比较老，在稷下学宫的时间又比较长，曾三次任祭酒。这时的稷下学宫，由于齐国国力大削，元气大伤，虽经襄王大力恢复，仍不能出现像威、宣二世那种盛况了。但齐襄王毕竟使中断的稷下学宫得以恢复。这时期可以称为稷下学宫的中兴时期。
稷下学宫衰亡于齐王健时期。齐襄王死后，由他的儿子健继位，即是齐王健。齐王健年幼，权力由其母君王后执掌。这个时期，政治黑暗，齐国所养的宾客多被秦国收买，不再效忠于齐国。这时的齐国统治者对于那些直言劝谏的稷下先生的忠言，要么不以为然，要么大动肝火。荀子就可能是因为进谏齐相“女主乱之宫，诈臣乱之朝”（《旬子·强国》而致使“齐人或谗荀卿，荀卿乃适楚”（《史记·孟子荀卿列传》的。齐国面对强秦的兼并。“不修攻战之备，不助五国攻秦”（《通鉴》六），苟延残喘，最终为秦所灭。至此，存在了长达150年之久的稷下学宫才随之衰亡。
前面，我们从学者最多、著述最丰、学风最淳、历时最久四个方面说明了稷下学宫在齐威王、齐宣王统治时期的空前盛况，现在的问题在于：盛世时期的稷下学宫，到底那个学派的人数最多、势力最大呢？当然是黄老学派啦。
5．宋鈃和尹文
黄老学派是继儒、墨、杨、法之后兴起于齐国的学派，因其有田齐政权的支持，它在齐国的势力相当大。综合《史记》的记载和郭沫若的分析，我们知道，稷下黄老学派内部，又可按照大同小异的观点分为三派：一派是宋鈃（xíng）和尹文；一派是田骈和慎到；一派是环渊。我们先来简单介绍一下宋鈃和他的弟子尹文。
宋鈃，又叫宋牼（kēng）、宋荣子、子宋子。我们很难确考他的生平，只是知道他是宋国人，大约是在齐威王时期，来到齐国的稷下学宫讲学，并担任了“稷下先生”。尹文子则是他的学生。我们通过《孟子·告子下》的记载还知道，孟子曾会见过宋牼，并称他为“先生”，孟子自称“轲”，由此可知，宋鈃的年龄应比孟子稍长。此外的我们还知道，主要活动在齐宣王之后的齐人尹文是他的学生。
宋鈃在稷下学宫居住的时间较长，并著有《宋鈃子》18篇。但此书到了东汉时期已经失传，故而班固错误的将《宋鈃子》列入小说家。直到了现代，著名学者、中山大学教授刘节和闻名中外的著名文史学家郭沫若二位先生考证出来《管子》一书的《心术上》、《心术下》、《内业》、《白心》等篇实际上是宋鈃、尹文的遗作，郭沫若先生还考证出《吕氏春秋》的《去尤》、《去宥》两篇也是宋鈃的作品之后，学术界逐渐开始了对宋鈃、尹文在思想史上的地位的比较公正的研究和评价。
在这里，我们还要提醒朋友们注意的是：《管子》一书据冯友兰、杨向奎、李学勤、胡家聪等先生的研究，它并非管仲的著作，而是战国时期稷下先生们托名管仲的著作，也就是说，它是稷下学宫的诸位先生们的论文集。
通过研究刘节和郭沫若二位先生考证出来的宋鈃、尹文的相关文章，我们可以知道：宋鈃和他的学生尹文其基本倾向是道家，而又注重法治，确属黄老之学。
宋鈃、尹文学说的特点是具有明显的调和色彩。比如，他们主张“禁攻寝兵，救世之战”和“情欲寡浅”，所言很象墨家——正是因为如此，荀子才把宋鈃与墨翟并提，列在一家。但宋鈃、尹文又主张“仁义”，在这个观点上，又和儒家非常接近。《庄子·天下》说宋鈃、尹文“以聏（ér，调和）合欢，以调和海内”，就是指他们调道、儒、墨各家而言。因此，宋鈃、尹文的学说具有过渡性，它是战国思想史上的一个中间环节。他们不仅影响了儒家孟子、荀子，也影响了法家韩非子。
而具体说到宋鈃、尹文的政治思想，我认为，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君道无为，臣道有为”的“静因之道”：
宋鈃、尹文抛弃了老子“小国寡民”开倒车的社会政治主张，而与法家的政治思想有类似之处。宋鈃把老子的“无为而治”进一步发展为君道无为、臣道有为，从而在君臣关系上提出了新的主张。什么叫“君道无为，臣道有为”呢？臣下有办具体事情的能力，国君不要代替臣下做具体事情。也就是说，要发挥臣下的能力，而国君的能力不要妨碍臣下对国君表示忠诚。宋鈃认为，这就是“君道无为，臣道有为”，这就叫“静因之道”。这就是国君处事的态度：虚静无为、顺乎自然。
这种思想反映了新兴地主阶级的政治要求。后来法家韩非就吸收了宋鈃、尹文的这一思想，而成为他提出的国君驾御群臣的“术”的重要指导思想。
在君臣关系上，宋鈃、尹文还反对旧贵族的君臣之间的旧秩序：《白心》说：“臣而代其君曰篡也，篡何能歌，武王是也。”认为臣代其君并不都是篡位，如果都叫篡位，那末武王伐纣，怎么纣的军队反而前歌后舞欢迎武王呢？这种思想与孟子所主张的君臣关系有类似的地方，是一种有利于地主阶级夺取政权的理论，也可以说它是为“田氏代齐”寻找的又一历史根据。
第二、道、德、礼、义并重，强调“道生法”：
宋鈃、尹文既讲“道”与“德”，但又讲儒家的“义”和“礼”，同时还明确讲“法”。宋鈃认为，要用“道”派生出来的“法”来作为判断事物的是非的标准。这就把法家的“法”和道家的“道”联系在一起了。当然，宋鈃、尹文对“刑、赏”不如法家那样重视，他们认为奖赏不完全能够劝人为善，刑罚不完全能够惩罚过错。
由以上可以看到，在老子之后，道家分化出具有调和色彩的宋鈃、尹文学派，其政治思想逐渐转向法治。法家集大成者韩非从宋鈃、尹文学说中吸取了不少营养。可以说宋鈃、尹文学派是道家的一部分转化为法家的一个中间环节，甚至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把他们看成是早期法家的一支。
第三、宋鈃研、尹文的天道观——“精气”说：
宋鈃、尹文所说的“道”，虽然也是“虚无无形”、“动不见其形”、“无根无叶无荣”，但这只是说“道”是看不见、摸不着而已。
但宋鈃、尹文明确提出“气”来说明“道”，认为“道”就是“气”，又提出“精”，认为“精”也是“气”，而且是比“气”更细小的东西。宋鈃、尹文认为“精”、“气”是宇宙万物的本原，一切事物和精神现象都是由“精”、“气”变化而来的。“精气”和“形气”相结合，就产生人、谷物、星辰等，甚至就连精神现象也是由“精气”流动而产生的。他们还认为，事物千变万化，但总离不开“气”，它并不是抽象的精神实体，而是微小的看不见、摸不着的物质实体。
在“形”、“神”关系上，他们虽然认为，精气产生生命，有生命便有形体，有形体才有思想，有了思想才有智慧。但他们又认为人的精神可以离开肉体而独立存在。孟子正是利用宋鈃、尹文的精气说，而把它改造为唯心主义的“浩然之气”。荀子批判了孟子的主观唯心主义，克服了宋鈃、尹文精气说的弱点，指出了“形”与“神”的正确关系是“形具而神生”，肯定了精神不能脱离肉体而独立存在。
第四、宋鈃、尹文的认识论：
在认识论方面，宋鈃、尹文强调“心”在认识中的重要作用。他们认为：人们都想获得正确的认识，而没有去考察正确认识是怎样获得的。“知”就是对被认识的对象的认识，获得这种认识就要靠心。宋鈃、尹文所说的“心术”，就是讨论心如何获得对事物正确认识的办法。他们提出了以心知物的思想。就是说，“心”在人体处于统帅的地位，耳朵、眼睛这类感觉器官处于从属的地位。
据此，宋鈃、尹文提出了“虚”、“静”的养“心”之道。他们认为：虚心是修养“心”的最好的办法。他们解释说，“虚”就是“无藏”。就是说，已被认识了的事物，不要藏在心里，要把它抛在一边，否则就会影响对新事物的认识。所谓“静”，就是使心安静。宋鈃、尹文认为，“心”如君一样，“心”本身动摇不定，就无法观察事物。只有心静才能“一意专心”，从而正确认识事物。“心”认识事物，宋鈃、尹文认为应如“影之象形，响之应声也”，即好象照镜子一样纯粹客观地反映事物。
此外，宋鈃、尹文还提出了“别囿”（yòu）说。所谓“囿”，是指知识的狭隘性或局限性。他们主张：认识事物要从克服人的主观片面性开始。在先秦哲学史上，宋鈃、尹文的认识论是一个重要的中间环节，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
6．怪人属慎到
说完了宋鈃和尹文，我们再来简单介绍一下同属于黄老学派的另外一些人。
先说慎到。根据历史记载，综合各家之考证，我们可以知道：慎到，赵国人，早年在邯郸从事学术活动，后来云游到齐国的稷下学宫讲学，参加各派的学术辩论，名声由此大震。又因为慎到的学问高深，来到齐国之后的慎到很快就被齐宣王任命为大夫。当然，此时在齐国稷下学宫担任大夫的慎到还承担着另外一项使命——他还是在齐国作为人质的楚国太子熊横的师傅。齐宣王晚年，慎到随着楚国太子熊横离开齐国至楚。而在这期间，鲁国曾经有人建议任用慎到作为鲁国的将军，结果被孟子所阻——当然，鲁国发生的事，人家慎到可能根本就不知道。
慎到到了楚国之后，曾经做过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三计保边疆。
话说楚顷襄王（公元前298年～262年在位）刚刚继位，齐王的使者便率五十乘兵车赶到楚国。齐使施礼完毕，便“嘿嘿”地冷笑：“当初陛下作太子时留在齐国当人质，以献楚国东地五百里作为提前返楚的条件。如今，齐王要我特地来传个话，陛下会不会食言？”楚襄王一时怔住了，屏退左右，请齐使稍作休息。他忙请来了当初劝他献地脱身的太傅慎到：“这事真难办了，齐国果真派人来要地啦！”
此时的慎到沉着地说：“别慌，大王明天召见众大臣，让他们各献妙计。”
第二天早朝，楚襄王心里直打鼓。上柱国子良率先献计：“大王，您不能不给东地。身为一国之君，大王是金口玉言，一旦不讲信义，将被天下诸侯讥笑。先给他，显大王守信；再夺回，显大王武功强大！”子良才退下，昭常上前劝谏：“大王，东地五百里国上万万给不得。割去它，楚国将失半壁江山。我愿率兵死守东地！”昭常退下，景鲤平静地给襄王分析：“地要给，否则将失信于天下。楚国难抵齐国强兵，臣愿代大王赴秦国凭三寸不烂之舌搬来救兵！”
景鲤退出后，慎子笑眯眯地踱进拜见襄王。襄王皱着脸告诉了一切，慎子呵呵一笑：“大王，子良、昭常、景鲤各有见地，您全采用！”襄王恨恨地瞪了他一眼，“别开玩笑啦！”慎子笑得更厉害了，他不急不慢地伸出右手三指：“大王发给上柱国子良五十乘，东面献地五百里给齐；在子良起程的第二天，派遣昭常为大司马。令他去镇守东地；在派遣昭常的第二天，再派遣景鲤率车五十乘，去西边向秦国求救。大王，这叫连环三计。我管保大王不用一兵一卒，保住五百里东地完好无损！”
子良奔赴齐国说明来意，齐王大喜之余，急遣使者率兵前去接受东地。已在镇守的昭常却迎面慷慨陈词：“别做梦了。我奉命守东地，誓与国土共存齐王闻讯，气鼓鼓地呵斥子良：“这，这作何解释！”子良大怒：“昭常肯定是假托王命自作主张。大王，您派兵攻打好了！”齐王一声令下，浩浩荡荡的齐国军队直扑东地。
杀声震天，飞箭如蝗笼罩满昭常所守的阵地。齐军刚欲攻入楚国边界，五十万秦国大军却已铁桶似地围严了齐国西边疆域。秦国领兵将军大声发话：“齐王阻拦楚太子返楚已不仁在先，再要夺楚五百里国土更是不义之举。齐兵欲行非礼，秦国五十万大军愿替天下诸侯主持个公道，跟齐军奉陪到底！”齐王在朝连听急报，惊恐万状，忙请子良火速回楚：齐国再也不要楚国五百里东地啦！
送走子良，他急遣特使出使秦国，火速解除齐国的燃眉之急。楚襄王听完这些飞速传来的消息，紧皱的眉头终于舒展开，冲站在一旁的慎子会心地一笑。
好啦，简单的了解了慎到的聪明才智之后，我们再来说说慎到的更为复杂的与众不同的思想。更为复杂的与众不同的思想？这是为什么啊？当然是因为我们说不好慎到的思想主张到底是属于当时十个流派中的哪一派啊。
我们知道，随着齐国和稷下学宫的衰落，慎到的思想也由此被历史的封尘埋没，其所著的《慎子》42篇，现仅存7篇和一些逸文。正因为历史将他掩盖太深，以至于后人在论及这位思想家的时候产生了太多的矛盾：司马迁把慎子列为道家；《汉书》、《隋书》、《旧唐书》、《新唐书》、《通志》、《宋史》把他列为法家；而《四库全书》、《百家全书》以及胡适先生把慎子列为杂家；还有一些明代学者考证其为墨家。
不由于《慎子》一书大部分已经逸失，我们已经很难全面的、确切的了解其思想全貌；再加上战国中期是一个思想交汇融合的时期，完全有可能出现同时具备不同流派思想的思想家，因此我们大可不必在这个问题上再伤脑筋。
不过，一般而言，我们赞成这样的看法：慎子作为稷下学者的代表人物，其学说是典型的援道入法或援法入道，被后人称为“道法之转关”。
也就是说，从慎子开始，道家体系走上了积极干预社会的道路。慎子以“因循自然”的哲学体系，在政治上提出较系统的法、术、势理论，为法家政治理论增添了许多新鲜血液。当然，我们知道慎到的最主要的贡献就是提出了“势”的思想。
这里要注意：在慎到看来，“势”有三层含义，其一相当于今天物理学上的“势能”；其二是指一种有利地位；其三是指政治生活中的权力，即能支配他人的地位。正如《慎子》所说：“腾蛇游雾，飞龙乘云，云罢雾霁，与蚯蚓同，则失其所乘也。故贤而屈于不肖者，权轻也；不肖而服于贤者，位尊也。尧为匹夫，不能使其邻家。至南面而王，则令行禁止。由此观之，贤不足以服不肖，而势位足以屈贤矣。”
如何加强君主的“势”呢？慎子提出“不尚贤”：“立君而尊贤，是贤与君争，其乱甚于无君。”“君立则贤者不尊，民一于君，事断于法，是国之大道也。”由此可见，在慎到看来，“势”强调了“国君必须拥有威权，这是国君治理天下的根本”。
日后的韩非子继承了这一思想，并将“法”、“术”、“势”相结合，形成了历史上最成熟、最有系统的法家思想。
不过，慎到的法制思想与韩非有很大的不同。虽然慎到也承认君臣之间存在“权衡”的关系，但他认为只要君主“旧处无过之地”，就会得到民众的听从，从而拥有势，臣子便不敢犯上。同时在法的具体实施上，他也不赞成严刑峻法。他知道，光靠严厉的刑罚是不足以服众的。法制的作用在于能带给国家益处。
也就是说，慎到要建立的是一个完全法制化的社会，“法非从天下，非从地出，发于人间，合乎人心而已。故至安之世，法如朝露，纯朴不欺，心无结怨，口无烦言。法者，所以齐天下之动，至公大定之制也。故智者不得越法而肆谋，辩者不得越法而肆议，士不得背法而有名，臣不得背法而有功。我喜可抑，我忿可窒，我法不可离也；骨肉可刑，亲戚可灭，至法不可阙也。”这样的语言让人不由不感叹，慎子对法制的信念多坚定，这才是纯粹的法家。
另外，在慎子提倡的社会体制中，官员具有明确的分工和职责，在职能专业化的基础上进行劳动分工。同时依靠的是法规制定的考核标准而不是君王个人的裁定来决定升迁赏罚。所有这些都与现代官僚体系相适应。遗憾的是，慎子的这些设想在历史上从没有得到任何机会加以实践。
与慎道的思想接近的，是田骈。齐国临淄人田骈（约公元前370～前291年），因为善于谈辩，尤好争论，因此人们称他为“天口骈”。此外，同属黄老道家思想的还有楚国人环渊。环渊，一作娟环、便娟，又称娟子、涓子。他也曾讲学稷下，并整理老聃语录，成《道德经》上下篇，对保存道家原始思想资料作出了贡献。
7．神奇淳于髡
当然，除了人数最多、势力最大的黄老学派之外，在齐威王时代的稷下学宫中，还要说在思想上属于杂家的、与齐威王的关系最为特殊的淳于髡最为了不起。
综合有关史料，我们认为，淳于髡具有如下思想特色和个性特征：
第一、学无所主，礼法并重：齐国的稷下学宫，是战国时期百家争鸣的一个缩影。在众多稷下先生中，有姓名学派者就有十余人。淳于髡作为一位“言治乱之事，以干世主”的学者，其思想是比较博杂的。据刘向《别录》云，他似乎写过《王度记》等有关礼论的文章，又和荀卿相处很久，可知他有儒家思想；从他和孟子辩论“贤者无益于国”，提出“名实”论题，可知他含名家思想；《淮南子·道应训》说他游说魏王，先纵后横，可知他包容纵横家理论。他师无常师，学无所主，形成自己的杂家风格。这就是淳于髡，一个卓立不群，独树一帜的稷下学士。
因此，直到现在，我们也很难将其归入何门何派，而只能以“学无所主”称之。淳于髡虽然学无所主，但其思想却绝非没有章法，而是推崇礼与法在治理国家中的重要作用。谈到重礼，人们可能会想到他与孟轲的论辩。其实他反对的只是儒家的拘泥之礼与繁文缛节，并且对尚空谈而轻实用的儒者表示不满。作为一位重实务的政治家与思想家，淳于髡是非常重视周礼对人行为的规范作用的。或许正因如此，荀子与他“久处”，才能“时有得善言”。关于重法，则突出表现在前面我们所说过的淳于髡劝谏邹忌的内容中。
第二、能言善辩，才智过人：稷下学宫的一大突出特色，是鼓励各个学派自由讲学、自由论辩。身居稷下的学者们，多是些能言善辩的巧舌之士，如被人称为“天口骈”的田骈、“谈天衍”的邹衍等。《史记?孟子荀卿列传》曾引齐人颂言曰：“谈天衍，雕龙奭，炙毂过髡”，将淳于髡与邹衍、邹奭相提并论，可见淳于髡辩才之佳。正是因为如此，司马迁作传时把淳于髡放进滑稽列传之中。《史记索隐》引崔浩语：“滑稽，流酒器也。转注吐酒，终日不已。言出口成章，词不穷竭，若滑稽之吐酒。”《史记集解》引刘向《别录》云：“‘过’字作‘輠’（guǒ）。輠者，车之盛膏器也。炙之虽尽，犹有余流者。言淳于髡智不尽如炙輠也。”流酒器和盛膏器，都是比喻淳于髡多智善辩的。由于史料缺乏，关于他与别人的论辩我们所知不多。但可以肯定的是，淳于髡能长期荣膺稷下先生之职，其辩才必然是非凡的；他能“数使诸侯，未尝屈辱”，也肯定与其辩才有关。
第三、巧譬善喻，直言谏君：淳于髡常以微言倡其说，论其意，阐其理。巧譬善喻、谈言微中，是他不治而议的最大特色。当然，他不仅擅长微言阐理，而且敢于犯颜谏君，指摘当权者的错误行为。关于这些，我们另文论述，这里不再赘述。
第四、显而不仕，豪放不羁：淳于髡以其卓越的胆识和才华，屡次受到当权者的礼遇，成为最受齐王宠信的人物。尽管礼遇有加，他却“终身不仕”，表现出士人可贵的独立人格。可以说，他是忠实履行稷下先生“不治而议”职责的一代典范。
话说到这里，我们就要分析一下稷下学宫与众不同的特殊性了。
8．特殊的孟子
稷下学宫特殊性的第一个方面的表现是：尊师重道，待遇优厚，地位崇高。
这里面又有两个方面：一是优厚的生活待遇，二是很高的政治地位。
我们知道，在春秋战国这一政权纷争迭起，各诸侯国之间的势力此消彼长的特殊年代里，许多诸侯都意识到了“得士者昌，失士者亡”的道理，因此纷相用士养士，在用士养士之风大兴之时，齐国的田氏政权养士最多：据说田成子任齐相国之时，不仅继续推行田氏争取民众的方法，用大斗借贷，小斗收进，而且节衣缩食，养了一大批士，韩非说他“杀一牛，取一豆肉，余以食士；终岁，布帛取二制焉，余以衣士”。这是田氏政权能够取代姜齐的重要因素之一，也是稷下学宫产生、发展的重要历史渊源。操办稷下学宫的历代齐王继承其先祖的光荣传统，尊师重道，给稷下先生以很高的政治地位和优厚的生活待遇。
一般来讲稷下先生官职的高低、俸禄的多少将随其学术水平、个人的名望资历，以及带徒弟的多少等多种因素而定。但是，至少有一点是一样的：另一段出自《史记·孟子荀卿列传》：“自如淳于髡以下，皆命曰列大夫，为开第康庄之衢，高门大屋，尊宠之。览天下诸侯宾客，言齐能致天下贤士也。”
在这个方面，具体的事例很多。比如说，前面我们讲到的淳于髡。我们知道，他对稷下学宫的发展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齐威王、齐宣王是如何对待他的呢？称之为“稷下之冠”的同时，还把他被立为“上卿”，“赐之千金，革车百乘，与平诸侯事”。每次淳于髡进进出出稷下学宫，那都是“后车数百乘，从者数千人。”
这是对待那些常在稷下学宫讲学的学者如此，而对待那些偶尔来稷下学宫游学的学者如何呢？听听齐宣王和孟子的故事您就知道了。
齐宣王即位以后，儒学大师孟轲慕名齐宣王的褒儒尊学，第二次来到齐国——此前的孟子，曾经在齐威王在位时期短暂来过齐国一次。话说齐宣王得到消息后非常高兴，亲自出城迎接，直到下邑崇地（今安徽砀山）。将孟子接入当时齐国最高级的国宾馆——雪宫。但我们要注意，孟子是圣人——后人说他是“亚圣”；而齐宣王则是个凡人。于是乎，在凡人齐宣王和圣人孟子之间便发生了很多故事：
古时齐国有一种祭祀仪式叫“祭钟”，以表示对神灵的虔诚，求得神灵的庇佑。每逢祭钟时，要杀一头牛，将牛血涂在钟上，将牛的头用大木盘子盛放在祭神的供桌上，人们就在供桌前祈祷。有一天，齐国都城里来了一个人，牵着一头牛从皇宫大殿前走过。恰巧齐宣王在大殿门口看见了，命人叫住那牵牛的人问：“你打算把这头牛牵到那里去呢？”那人回答说：“回禀大王，我要牵这一头祭祀的牛去宰杀，然后将它的血涂在钟上。”齐宣王听了后，看了看那头牛，然后说：“这头牛本来没有罪过呀，却要白白地去死，将它放了吧！看它害怕得发抖成那个样子，我实在不忍心，就好像无辜的人要受刑似的！”牵牛人说：“大王您真慈悲，那就请您把祭钟这一仪式也废除了吧。”“这怎么可以废除呢？”齐宣王严肃起来，接着说：“这样子吧，就用一只羊代替这头牛吧！”孟子听说了这件事，就跑来劝谏齐宣王说：“大王，您的这种恻隐之心，就是仁术啊！只是大王您只看到牛很可怜，而没看见羊也很可怜的。您要是能把这种爱护动物的心推广到爱护人民上，那么大王就可以成为天下的君王了！”其实，杀牛和杀羊都是屠杀生命。虽然齐宣王对牛的怜悯与对羊的残忍在本质上是一样的，都不能算是仁慈。但这里齐宣王没有对顺势劝谏他废除祭钟仪式的牵牛人勃然动怒足以体现了齐宣王的容人之量。毕竟牵牛人的地位低微而且还亵渎了神圣的祭祀礼仪。齐宣王对乘机在他面前兜售“仁政”的孟子不但没有责怪，而且给予了很高的礼遇。
孟夫子有时说话相当狠，不给齐宣王留一点面子。但齐宣王居然都忍下来了。孟子对他说，如果你有一个朋友将老婆孩子托付给他人自己却跑到楚国去游历，回来发现娘俩饿得直哭，对这样的人该怎么办？宣王做义愤填膺状说：“和他断交！”岂不知已落入孟夫子的圈套。孟子又问，如果司法官管不住自己的下级，该怎么办？宣王回答得相当干脆，“撤掉他！”孟子接着问，如果一个国家搞得不好，国君又该怎么办呢？这一下可把宣王噎得够戗，于是“王顾左右而言他”。如此挑战宣王的威信，若是遇到个性情不那么憨厚和善于装糊涂的，孟夫子的头怕是早就搬家了。不过，这也说明宣王应该算是个有雅量的好人。
齐国趁燕国内乱，一举将其吞并。宣王得意洋洋地找来孟子，说燕国也算是个大国，我咋这么容易就把它拿下了呢？我不拿下他，老天还不乐意咧。孟子恭维他说，这是想逃离燕王哙的背时统治。但好话只说了一句，突然话锋一转，说：如果他们没过上好日子，怕是你也变成背时统治者了呢。
话说此时的其他国家见齐国吞并燕国后地盘扩大一倍，纷纷担心得不行，要准备起事攻打齐国。这下宣王可是慌了神了，忙把孟子重新招来，让他出个主意该怎么办。孟老夫子落座后先扯了一大通夏商西周的陈年往事，又吓唬宣王说都是你暴政带来的祸害！接着让宣王把好不容易到手的肥肉——燕国的土地吐出来，并替燕国选一位新王。岂不知宣王最舍不得的就是土地，并且不久前宣王才给孟夫子说过他最喜欢的就是这玩意儿！他怎么会照办？所以，这招还不如不说呢。
虽然孟子的“仁政”学说不和时宜，与齐宣王“辟土地，朝秦楚，莅中国而抚四夷”的基本路线相悖，齐宣王仍然收留了他，并给予了他上大夫的待遇。如此宽厚的政治经济待遇，使孟子产生了久住齐国的打算，回到老家直接把老母亲接到齐国。公元前317年，孟子的母亲在齐国病故，在齐宣王资助下孟子送母亲的灵柩回老家邹地安葬。孟子在家守丧三年后，第三次返回齐国。齐宣王为孟子提供了万钟的经费，请孟子在临淄城内招徒办学，传授他的礼制主张，致使儒家思想的礼制规范了齐国国人的行为，优化了齐国国俗。
当然，不仅教师拥有较高的政治地位和优厚的生活待遇，而且徒随师贵，学生的待遇也依教师的身份而定。由于采取了尊师重教，给教师以很高的政治地位和优厚的生活待遇这样的管理举措，使齐国在与其它诸侯国争夺士地的挑战中明显地占据优势。这在齐国的兴盛时期不仅有效地防止了本国人才的外流，而且还络绎不绝地吸收天下名士来稷下讲学，使稷下学宫成为人才荟萃的场所和文化教育的中心。
9．自由的荀子
稷下学宫特殊性的第二个方面的表现是：兼容并包，来去由己。
稷下学宫的基本成份是由各家私学组成的，它自然而然地继承和发扬了私学的优良传统，即兼容并包，来去自由。
所谓兼容并包就是不分国籍、学派，广招天下贤士来稷下讲学，这就打破了各家私学的门户之见，有利于各学派之间的相互交流，相互吸收和进行广泛的争鸣。据史料记载，在诸子百家的各派学者，几乎都云集在稷下学宫，研究学问，著书立说，授徒讲学，不断地发展和壮大着自己的学派。比如游学稷下的有儒家思孟学派的孟轲、荀子学派的荀况，还有著名的儒者徐劫和鲁仲连；有道家的宋鈃、尹文、环渊、接子、季真、彭蒙、慎到、田骈；有阴阳学派的邹衍、邹忌；还有“学无所主”，即不属于任何一派的淳于髡等。
所谓来去自由是指凡是游学于稷下的学士，不管是集团还是个人，都采取来者不拒，去者不止，而且还欢迎去而复归的。主持稷下学宫的齐国统治者不给稷下师生任何限制，让他们自由地出入于稷下学宫，自由地穿梭往来于诸侯之间，将有利于学宫内外的学术交流与繁荣。在这个方面，荀子的经历就最为典型。
荀子在公元前286年，他大约50岁的时候初到齐国，正当齐湣王兵强势盛。此时的他曾经打算说服齐相，治国不能只凭权力地位，而要施行“胜人之道”，争取统一天下。当然，他的意见没有被采纳，他的告诫也没有发生任何作用。
此时的齐湣王正在发动的一系列对外战争，“矜（jīn）功不休，百姓不堪，诸儒谏不从，各分散。”在这样的环境下，荀子无法在齐国呆下去，不久便去了楚国。
公元前284年，燕将乐毅率燕、赵、韩、魏、秦王国之师攻齐，陷齐都临淄。齐湣王逃宫，被淖齿杀死，齐国几至灭亡。公元前279年，齐即墨守田单向燕军发起反攻，一举收复失地，“迎襄王于莒，入于临淄”。齐襄王复国后，吸取齐湣王的教训，又招集亡散的学士，重整稷下学宫，“修列大夫之缺”。
此时的楚国也发生了灾难。公元前278年，秦大良造白起伐楚，拔郢，楚襄王被迫向东北迁都于陈。此时的荀子，在战乱中离楚来齐，参加稷下学宫的恢复重建工作。由于田骈等老一辈的学者已死，慎到、接子又不在齐国，荀子凭他的学识和才德，在复办的稷下学宫中“最为老师”，“三为祭酒”，成为稷下学宫的领袖，最受学生欢迎、最受学生尊敬的先生。
您瞧，这就是稷下学宫的兼容并包，来去自由办学方针的典型体现。
稷下学宫所奉行的兼容并包，来去自由的办学方针，还表现在在稷下学宫求学的学生们的自由选课上。在稷下学宫求学的弟子不囿于听自己老师的课，而是可以自由择师听课，这就打破了学派之间的森严壁垒，开阔了学生的眼界，拓宽了解决问题的思路，扩大了知识领域，对活跃和解放学生的思想，培养兼容型的人才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稷下学宫定期举行“期会”，即学术讨论会，这种“期会”不仅教师可以自由出席辩论，学生也可以自愿参与质疑辩难，其结果是使稷下的高材生始终居于学术发展的最前沿，极大地提高了教育质量。
10．田巴鲁仲连
稷下学宫特殊性的第三个方面的表现是：百家争鸣，自由辩论。
稷下学宫在奉行兼容并包，来去自由的办学方针的同时，对学术上的分歧采取着百家争鸣，鼓励自由辩论的方式来求同存异。
我们知道，稷下学宫创办前期，正值齐国封建制度刚刚建立之时，而代表新兴地主阶级利益的成熟的理论观点还尚未形成。齐国统治者急切地寻找着适合其政治经济发展需要的成熟的理论观点问世，以满足其巩固新兴地主阶级政权，并最终实现一统天下的理想。尤其是在齐威王、齐宣王和齐襄王的前期，尚有强烈的“王天下”的雄心壮志，他们积极鼓励稷下师生进行各种各样的学术探讨，不给稷下师生以任何政治压力和限制，开明的齐王深知，各家学者看问题的角度不同，研究问题的方法各异，但“皆有所长，皆有所用”，齐王可以在争鸣中择善而用。
同时，游学于稷下的许多学者都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政论家和雄辩家。他们一方面坚持自己学说的独立体系，力图说服齐王奉行其道；另一方面，在辩论中又善于发现其他学说的缺点和不足，以理服人。
稷下学宫中各家各派辩论的范围之广，论辩次数之频繁，在中国教育史上，乃至于在世界教育史上都是十分罕见的。不仅不同学派之间在辩，相同学派内部也在辩；不仅先生与先生辩，学生与学生辩，先生与学生之间也在辩；不仅学宫内部在辩，而且学宫内部的师生与齐国的统治者之间也在辩。通过激烈而广泛的辩鸣，解决了一系列的理论问题，开辟了新的研究领域，引起了人们对自然问题和社会问题，以及对人类自身的生存、发展等问题的广泛的思考。比如孟子与告子之间关于人性论问题的辩论，就揭开了中国古代关于人性论问题研究、论争的序幕。
在稷下学宫的争鸣与论辩中，曾涌现出了许许多多有特殊才能的雄辩家和政论家，如被称为“谈天衍”的邹衍、被称为“雕龙忌”的邹忌、“天口骈”的田骈以及“一日服千人”的田巴。当然，在稷下学宫中最典型的辩论是鲁仲连与田巴之辩。
田巴是名家学者，能言善辩，他“议稷下，毁五帝，罪三王，服五伯，离坚白，合同异，一日服千人。”鲁仲连是儒者徐劫的学生，年方十二，人称“千里驹”，他认为田巴夸夸其谈，不务实际，面对齐国所处的内忧外患的艰难处境却提不出一个建设性的意见来，因此直接登台与田巴交锋。
鲁仲连难田巴：“堂上不奋，郊草不芸，白刃交前，不救流失，急不暇缓也。今楚军南阳，赵伐高唐，燕人十万，聊城不去，国危在旦夕，先生奈之何？若不能者，先生之言有似枭鸣，出城而人恶之。愿先生勿复言。”
鲁仲连的一席话把人们从抽象的理论思维拉回到对解决现实的社会问题的关注上去了，从而折服了田巴。此次论辩结束后，“田巴终身不谈”，以后投笔从戎，做了齐将。田巴是先生，是名家学者，鲁仲连是学生，是儒家后学，田巴与鲁仲连之辩，既是名家与儒家之辩，也是先生与学生之辩。
学派之辩不足为奇，可贵的是与当权者的辩论，如孟子经常与宣王进行辩论，直至陷宣王于尴尬的境地，只好“王顾左右而言他”。
稷下之学对齐国的影响也就在于此，没有学术上的辩难，就没有思想上的成熟，就没有经天纬地的治国方略，就没有了齐国当时的鼎盛。通过学术的辩难，达到各学派之间的对立统一，并在论争中吸取对方的营养，尽而发展自己，丰富自己。因此他们各派之间相非的目的是为了相承。诸子百家在长期的论争中，逐步认识到只有取人之长，补己之短，才能更进一步完善自己的学说，并独树一帜，为社会所接受，尽而取得独尊的地位。稷下学宫中最后形成的因道合法、兼采儒墨之善、撮名家之要而自成体系的黄老学派；还有以儒家为主体，集各家之大成的荀子都是由各家最初的驳难到最后相融的结果。
稷下学宫的师生们视学术辩鸣为天经地义，是学术繁荣发展之必然。当有人说孟子好辩时，孟子曾说“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荀子更说：“君子必辩。”孟、荀道出了百家争鸣的机关之所在：辩则兴，不辩则亡。
学术的问题越辩越明，可谓是“一花独放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园”。
需要指出的是，到了战国末期，随着各个诸侯国封建化过程的相继完成，社会政治经济等发展形势的明朗，人们对许多社会问题的认识出现了趋同的情况，达成了某些共识，在这一新的形势下所进行的百家争鸣则有别于其前期，各派学者在学术辩论中开始更多地吸收、借鉴其他学派的思想观点，以使自己学派的学术观点更丰富、更成熟，因此出现了吸收各派学术思想之精华的集大成之作，如《吕氏春秋》、《管子》和《荀子》，尤其是《荀子》一书是战国时期百家争鸣的集大成之作。
综上，稷下学宫不仅是中国古代教育史上独一无二的高等学府，而且其创办之早，持续时间之长，规模之大在世界教育史上也是绝无仅有的。它是在战国这一特殊历史条件下形成的文化丰碑。它在中国历史上的贡献不仅体现在培养出了许多名垂青史的伟大历史名人，如荀况、淳于髡、邹衍、田骈、鲁仲连等，而且还表现在产生和发展了许多新的学派，如儒家的荀子学派，道家的黄老学派和阴阳学派等，极大地促进了中国古代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
11．稷下强盛因
前面我们讲述了这么多的内容，由此我们可以知道，齐国的都城临淄，毫无疑问的，是当时全中国的学术文化的中心。但是，我们在前面的内容的讲述中，都没有涉及到一个问题：在齐国的历史上，在这个中国的古代历史上，为什么只有齐国才能形成规模如此庞大的、全中国的学术文化的中心——稷下学宫呢？
我觉得，只要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分析，才是比较合理的：
第一、历代齐国最高统治者对文化的重视。虽然我们说，齐国最高统治者重视文化的最初原因是为代替了姜氏的田氏政权找到合理的借口，是纯粹出于政治的需要，但有一点是不可否认的：这样做的客观影响则是促成了稷下学宫的形成和壮大。这是首要的第一原因。
第二、稷下先生们崇高的社会地位。我们说，任何士人，他们所追求的最高理想，都是力图使自己的学说得到政府的认可，而毫无疑问的是，这种认可的最佳表现形式，就是自己得到了社会上的崇高的社会地位——这种崇高的社会地位，恰恰是前面我们多次谈到的“皆赐列第为上大夫”、“皆命曰列大夫”、“览天下诸侯宾客，言齐能致天下贤士也”、“受上大夫之禄，不任职而论国事”等等。
第三、稷下先生们优厚的生活待遇。俗话说得好，“仓廪足而知礼节”。正如前面我们多次说过的那样，稷下先生们如此优厚的生活待遇，那是会让多少经常处于战乱之中而连自身的温饱和身家性命都不能顾及的士子们羡慕的啊。您说，先甭说前面我们讲过的崇高的社会地位，就单说这如此优厚的生活待遇——这要是给了您，您能回绝稷下学宫的邀请而不来么？
当然，我们还要知道，历代的齐国国君之所以能够用如此优厚的待遇来招待这些为数众多的稷下学宫的学者，以个最为重要的大前提则是当时的齐国都城临淄是一个“车毂（gū）击人肩摩连衽（rèn）成幕挥汗成雨”的大都会，而若是没有了这个大前提的话，那就什么事都干不成了——更甭提建设好稷下学宫了。
这里，就有个问题：为什么当时齐国的都城临淄能够成为一个“车毂（gū）击人肩摩连衽（rèn）成幕挥汗成雨”的大都会呢？话还要从姜太公吕尚说起。
从姜太公开始，历代齐国国君就注重发展经济，寻求富国富民强兵之路——这就是历代齐国国君奉行的“富民”思想。
史书对姜太公因地制宜地发展经济及其卓著成就多有记载。司马迁在《史记·齐大公世家》中说：“太公至国，修政，因其俗，简其礼，通商工之业，便鱼盐之利，而人民多归齐。”《史记·货殖列传》又说：“于是太公劝其女工，极技巧，通鱼盐……故齐冠带衣履天下，海岱之间敛袂（mèi）而往朝焉。”与此同时，姜太公为了发展经济，还积极主张加强与其他诸侯国的经济往来。结论：正是在姜太公的苦心经营下，齐国才开始走上富强的道路，为以后齐国经济的繁荣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齐桓公时，由于管仲辅佐君主、治理国家有方，农、工、商业得到较快发展，特别是铁制工具的广泛推广应用，大大提高了生产力水平，当时齐国富于列国，齐桓公成为五霸之首。战国时期，齐国继续大力发展经济，成为“七雄”之一。
此时，齐国的都城临淄，呈现出一片繁荣昌盛景象。苏秦曾这样描绘说：“齐南有泰山，东有琅邪，西有清河，北有勃海，此所谓四塞之国也。齐地方二千余里，带甲数十万，粟如丘山。三军之良，五家之兵，进入锋矢，战如雷霆，解如风雨。即有军役，未尝倍泰山，绝清河，涉勃海也。临淄之中七万户，臣窃度之，不下户三男子，三七二十一万，不待发于远县，而临淄之卒固已二十一万矣。临淄甚富而实，其民无不吹竿鼓瑟，弹琴击筑，斗鸡走狗，六博蹋鞠者。临淄之途，车毂击，人肩摩，连衽成帷，举袂成幕，挥汗成雨，家殷人足，志高气扬。夫以……齐之强，天下莫能当。”齐国的富强情况跃然纸上。
我们当然知道，从姜太公开始的、历代齐国国君奉行的“富民”思想必然会导致齐国经济实力的雄厚强大，而这恰恰为稷下学宫的建立创造了必要的物质条件。
而与此同时，我们还要知道的是，在稷下学宫的众多学者的学说中，也会更多的谈起经济发展与国家强盛的关系，而这些论述也必然会给历代齐国国君的经济政策带来积极影响——这也就是我们所说的稷下学宫抑或是“百家争鸣”对经济发展的反哺作用了。
第四、稷下学宫的办学特色和教育功能。正如前面我们讲过的，稷下学宫是一所特殊的高等学府，在这样的高等学府里，您可以安心学问，来去自由。只要您有本事，什么金钱、地位，什么待遇、弟子，这些都不要您自己来管，统统交由人家的国君来安排好啦——您就放心吧。您想，这是一种多么惬意的生活啊！
第五、稷下学宫的组织文化建设。作为战国时期田齐政权所创设的一座古代著名高等学府，稷下学宫由于其产生和发展的独特历史文化和地域文化背景，形成了其独具特色的组织文化：为政治服务的组织理念、开放自由的学术风气、开放灵活和尊师重道的人事管理、学院式的组织文化模式等。您想想，这些，难道不是我们今天的很多学者需要的么？更甭说当时的士子们了。
12．稷下千古传
前面，我们从五个方面论述了稷下学宫得以兴盛的原因。接下来就该分析一下稷下学宫的重要影响了。关于稷下学宫的重要影响，至少应该从以下几方面来考虑：
一、稷下学宫的建立与发展，使得齐国成为战国时期诸子百家开展学术文化交流的重要基地：
战国时，由于齐国经济发达、政治开明，以及良好的文化政策，特别是稷下学宫的建立，齐国统治者给予士人的优厚物质待遇，吸引了当时几乎所有的著名学派汇集稷下。他们展开百家争鸣，使这一时期成为中国历史上诸子百家政治学术思想大融合的重要时期，使稷下学宫成为百家争鸣的极其引人注目的场所。
二、稷下学宫的建立，成为战国时期各国君臣争相效仿的一种模式：
稷下学宫的建立，既炫耀了齐国的国力，又作为智囊机构，为齐国君主争雄诸侯出谋划策，大造舆论。各国羡慕不已，纷纷效而仿之。于是产生了燕昭王建立的下都学馆、齐国的孟尝君门馆、赵国的平原君门馆、魏国的信陵君门馆、楚国的春申君门馆、秦国的吕不韦门馆。这些学馆及门馆，都仿效齐国建立稷下学宫以招贤士的做法，发挥士的作用，促进了文化的繁荣。例如，燕昭王建立下都学馆，卑身厚币以招贤者，“乐毅自魏往，邹行自齐往，剧辛自赵往”，一时间，“士争趋燕”（《史记·燕昭公世家》）。吕不韦养士三千人，使人人著所闻，编辑成《吕氏春秋》。而《吕氏春秋》一书中，有些篇章直接反映了稷下黄老学派和管仲学派的思想。
三、稷下学宫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形成了发展产生深远影响：
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就是伦理观、价值观、世界观。其具体内容则涵盖了很多方面，但毫无疑问的是，这些涵盖众多内容的伦理观、价值观、世界观是我们的先民长期融合的结果。而在这长期的融合过程中，以百家争鸣为特色的稷下学宫，毫无疑问的，是其中最重要的一次。
我们知道，在中国上古时期，由于山川阻隔，交通极为不便。西周以来，以各个重要的诸侯封国为中心，逐渐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区域文化。在众多的区域文化中，鲁国的文化居于一种领先的、中心的地位。而齐、鲁两国地域相邻，在文化方面具有很多的可比之处。就先秦时期两国的文化而言，它们有同有异。从实质上说，崇周礼、重教化、尚德义、重节操等等都是两地人民共有的风尚。两国文化上的不同之处更多，齐人的务实开放，鲁人的重视礼乐。概而言之，齐文化含有较多的东夷文化的因素，鲁文化则比较单纯一些。而在齐国的稷下学宫，齐文化与鲁文化的融合，形成了一次空前的高潮。此后，逐渐形成了以齐鲁文化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文化。也正是从这个角度说，我们认为，稷下学宫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熔铸主要有四个方面：
第一、忧国忧民、拯救天下的历史责任感。稷下学者把学术和政治紧密结合起来，“各著书言治乱之事，以干世主”，体现了强烈的参政意识。从稷下元老淳于髡到后起之秀鲁仲连，无不如此。
第二、不畏权势，刚正不阿的大丈夫气概。稷下学者这些知识分子，既不趋炎附势，又不受物质引诱，表现出高尚的独立人格。
第三、自强不息，积极有为的进取精神。
第四、厚德载物，博大宽容的广阔胸怀。稷下学者在风云变幻的政治舞台上所表现出来的高风亮节，稷下之学在百家争鸣的学术领域中所显示出来中心地位，对中华民族精神的形成起了巨大的作用。
四、稷下学宫历史经验的启示与思考
我们认为：在长期的稷下学宫的学术研究和学术实践中逐步形成的稷下学术精神，主要蕴涵以下五个基本元素：其一，学术与政治的和谐互动是培育稷下学术精神的优质土壤；其二，学术批评与学术争鸣是稷下学术精神挺直的脊梁；其三，学术开放与学术对话是稷下学术精神涌动的血脉；其四，学术人才与学术自由是稷下学术精神洒脱的风貌；其五，学术创新与学术实践是稷下学术精神的强劲动力。
“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战国这一特殊的历史时期已经一去不复返了，稷下学宫做为我国古代高等学府的杰出典范，其教育教学上的优良传统却始终保留在我国的学校教育之中，两汉之际的太学、宋明清时期的书院在办学的过程中都或多或少地继承了稷下学宫的优良传统。以至于在近现代，蔡元培先生改造北京大学，亦吸收了稷下学宫思想自由、兼容并包，自由辩论的办学方针，使北大成为“五四”运动的发祥地和新文化运动的摇篮。
而时至当代，学术的发展虽处在全球化、经济热潮、网络化时代，从外在的客观条件看，这应该与稷下学宫时代有着天壤之别的学术发展优势，但是在当代我们并没有看到稷下学宫时代那样的学术繁荣景象，反倒是学术发展在当代中国却遇到了许多问题和面临着极大的挑战。这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是我们对中华民族的学术文化和学术传统的漠视和摒弃。因此我们学术界的一个急不可待的任务，是我们必须克服目前由于经济大潮给人们带来的浮躁心态和狂妄心理，应该沉静下心思来认真发掘和钻研老祖宗、贤人志士们留下的这些学术层面上的真精神，扎扎实实地做好学术发展的每一个环节、每一件事情。由此看来，稷下学术精神对当代中国学术发展的启示和借鉴作用是无论如何也不可忽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