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辜鸿铭是清末民初著名的“文化怪杰”，《中国人的精神》是他的代表作品。在这部著作里，他运用中西文化比较的方法详细阐述了自己对中西文化的看法，指出了西方文化存在的弊病，对传统文化进行了旗帜鲜明的维护。在貌似保守的姿态下，其中的许多思想不乏真知灼见。

　　辜鸿铭（1857－1928），名汤生，以字行世，原籍福建同安，出生于马来亚槟榔屿一个华侨世家。他13岁时到西方留学，先后游学于英、德、法、意等国十余年。回国后担任张之洞幕府的洋文案。清末时，他曾官至外务部郎中，擢左丞。民国初年时任北京大学教授。

　　辜鸿铭是清末民初著名的“文化怪杰”，在他的生前身后都有许多是是非非。誉之者视为“圣人”，贬之者目为“怪物”。更多的时候，他本人被淹没于种种奇谈怪事中，而很少能有人深入到他的著作中探求他的真实思想。辜鸿铭有不少著作，中文著作有《张文襄幕府纪闻》、《读易草堂文集》，英文著作更多，如《尊王篇》、《总督衙门论文集》、《中国牛津运动故事》、《中国人的精神》等。另外，他还翻译了儒家经典《论语》、《大学》、《中庸》，在当时堪称首创。

　　而《中国人的精神》无疑是他最重要和最有影响的著作。这部著作最早出版于1915年，曾被译成英、日、德、法等国文字，在外国掀起轰动。“可以毫不夸张说，在近代西方，特别是本世纪前20余年间，论名头之响，声誉之隆，都没有一个中国学人可与辜鸿铭相提并论”。[1]辜鸿铭一时成为中国文化在西方世界的代言人。在《中国人的精神》一书中，辜鸿铭详细论述了自己的中西文化观。

　　一、

　　辜鸿铭在开始论述他的中西文化观的时候，是站在两个基点上立论的。

　　首先就是当时中国的现实国情。自从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的国门打开，西方文化开始以强有力的态势冲击中国固有的文化，中国文化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在这千年未有之变局中，中国文化如何应对西方文化，如何在夹缝中求得生存，如何使传统文化适应现代化，这是一直困扰中国思想文化界的难题。很多人对此问题发表了各种各样的意见，争论也此起彼伏，直到五四时期还有“全盘西化”与“东方本位文化”的激烈辩论。这一问题不但在当时，就是在现在依然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争论今后一段时间内还会存在。 “清末民初，是一个中西文明冲撞与融合的大时代。在这样的时代里，一方面，中华民族面临着西方近代文明的冲击和列强侵略欺凌的双重挑战，必须努力实现古老文明的更生，步入富民强国的近代化行列，同时还要维护民族的尊严和国家的主权；另一方面，西方民族也不断暴露出恃强凌弱、征服世界的丑恶面目，同时其自身社会文明内部的危机也日益彰显，需要吸收东方民族文明的长处，改造自身的社会与文明”。[2]正是在这种错综复杂的形势下，辜鸿铭以东方文化本位的态度，猛烈批判西方文明存在的弊端，从传统文化主要是儒学中寻找中国文明得以立足的根据，与当时的西化思潮相抗衡，处处显示出其对中国文明的维护。只是因为他保守的态度，在一片“西化”浪潮中，他对中西文明的思考没有引起人们足够的重视。

　　辜鸿铭探讨中西文化的另一个原由是因为一战的爆发。西方文明所取得的巨大成绩让人们看到了它所蕴含的生命力，似乎西方文明成了无往而不胜的文明。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使不少的西方人产生了迷惑，他们开始对西方文明进行检讨，于是斯宾格勒的《西方的没落》就产生了。据说，斯宾格勒写作《西方的没落》就受到过辜鸿铭思想的影响。[3]而一批东方人也重新对西方文明进行审视，如梁启超的《欧游心影录》，就主张中华文明救西论。辜鸿铭的《中国人的精神》正好发表于一战正在进行时，正是一战的刺激使他深入思考中西文明问题。他说：“这场战争（指一战——作者注）本身，必须引起人们对巨大的文明问题的关注，并对此进行严肃认真的思考。”[4]接着，他谈到了西方文明在征服自然方面的成就以及本身存在的不足。他说：“一切文明都起源于对自然的征服，即，通过政府和控制自然界可怕的物质力量，使人类免受其害。必须承认，今日欧洲的现代文明在征服自然方面是取得了成功，而且迄今为止，尚没有任何别的文明能达到这一点。但是，在这个世界上，还存在一种较自然力更为可怕的力量，那就是埋藏于人心的情欲。自然界的物质力量对人类所能造成的伤害，是没法与人类情欲所造成的伤害相比的。”[5]辜鸿铭认为，西方文明虽然在征服自然方面取得了成功，但在处理人们的内心世界——即情欲方面，是失败的。这些看法的提出，主要就是由于一战的影响。

　　辜鸿铭对中国文明充满信心。他说：“通过对东西文明的比较研究，我很自然的得出了一个重大的结论，那就是，这养育滋润我们的东方文明，即便不优越于西方文明，至少也不比他们低劣。……实际上，中日两国的青年都是通过望远镜观察西方文明的，因而使得欧洲的一切都变的比实体伟大、卓越。而他们在观察自身时，却将望远镜倒过来，这当然就把一切都看小了。”[6]辜鸿铭的论述是公允的，并且是有极大的启发意义的，这在当时一切向西方看齐的环境下，显得难能可贵。

　　二、

　　辜鸿铭曾长期待在西方，因此对西方文明的不足有比较透彻的了解，尤其服膺浪漫主义思潮的代表人物爱默生、卡莱尔、阿诺德等人，继承了他们对资本主义文明弊端进行批判的精神。

　　辜鸿铭认为，西方文明是一种不成熟的文明。他说：“东西方文明的差异是理所当然的。从根本上说，东洋文明就像已经建成的屋子那样，基础牢固，是成熟了的文明；而西洋文明则还是一个正在建筑当中尚未成形的屋子。它是一种基础还不牢固的文明。”[7]为什么这样说呢？辜鸿铭继续论述：“欧洲人没有真正的文明，因为真正的文明的标志是有正确的人生哲学，但欧洲人没有。”[8]正因为没有正确的人生哲学，因而辜鸿铭断定西方文明是一种不成熟的文明，而中国文明则不存在这样的不足。因为中国文明有自己的人生哲学，“在中国，把真正的人生哲学称为‘道’，道的内容，就是教人怎样才能正当的生活，人怎样才能过上人的生活”，而“西洋人长时间内为了寻找这真正的人生道路，做出了很大的努力，但至今未果”。[9]辜鸿铭断定西方文明是一种不成熟的文明是因为西方文明没有正确的人生哲学，这一点当然值得推敲，但是，辜鸿铭的论断应该说是把握了中国文明注重现实人生这一特征。从中还可以看出，辜鸿铭的论断暗含有中国文明早熟的意味。

　　辜鸿铭认为，西方文明是一种机械文明。他说：“常有人说，欧洲文明是物质文明，其实欧洲文明是比物质文明还要次一等的机械文明。虽然，罗马时代的文明是物质文明，但现在的欧洲文明则是纯粹的机械文明，而没有精神的东西。”[10]他认为西方科技的发展束缚了人自身才能的展现，人与人的关系也很冷漠，缺乏人与人之间平等的温情的交流。这与钱穆认为现代城市和法制易于使人们群体活动僵化有异曲同工之妙。[11]这与辜鸿铭的文明观是相通的。辜鸿铭认为估价一个文明，不在于有巨大的城市、平坦的马路、精致的仪器，甚至也不在于学院的建立和科学的发明，而要看这种文明产生什么样的男人和女人以及他们的语言，这些反映了一个文明的本质、个性和灵魂。因此，辜鸿铭评价一个文明更注重精神性的东西，而不是物质性的东西。他批评美国说：“但我认为，可以公正的说，美国是一个灵魂有待昭示的民族。他们是一帮智力还没有完全得到开发的学生。”[12]他认为美国人在处理物质世界的简单实体或东西时，其智力是能够胜任的，但在处理非物质世界的错综复杂的事情时就变得无知和扯淡了。批评西方文明是一种机械文明，是因为西方文明物质文明是发达的，把西方文明看作是连物质文明都不够格的机械文明，显然意在打击西方文明，而提倡中国文明精神性的东西。

　　辜鸿铭认为，西方文明存在心灵与理智的冲突，并且这种冲突是永恒的。他说：“我认为欧洲的文明也是为瓜分利益而斗争的战场。在这种为瓜分利益而进行的连续不断的战争中，一方面是科学与艺术的对垒，另一方面则是宗教与哲学的对立。事实上，这一可怕的战场存在于人们的头脑和心灵中——存在于心灵与理智之间——造成了永恒的冲突和混乱。”[13]辜鸿铭进而认为，中国文明不存在这种冲突，这是中西文明最根本的区别。辜鸿铭的意思是说，西方文明是讲究斗争与利益的文明，科学与艺术，宗教与哲学各自发展，没有打成一片，因此处于一种分裂状态之中。而中国文明则不如此。“我们现在已经知道，真正的中国人就是有着赤子之心和成年人的智慧、过着心灵生活的这样一种人。简言之，真正的中国人有着童子之心和成年人的智慧”。[14]因此，中国人的心灵与理智是和谐的。

　　三、

　　在批评西方文明的同时，辜鸿铭对当时处于弱势的中国文明进行了积极的维护和阐扬。辜鸿铭把儒学当作中国文明的代表，因此他对中国文明的维护主要就是对儒学的维护，阐扬儒学在当代的意义和对西方文明的积极作用。

　　辜鸿铭首先指出中国人和中国文明的四大特征。他认为中国文明有四大特征，那就是深沉、博大、纯朴和灵敏，而灵敏是最重要的一条，这种灵敏只有在古代希腊文明中才能见到。他认为美国、英国、德国分别缺乏深沉、博大、纯朴，他们如果学习中国文明就可以拥有中国文明相应的优良特征。[15]

　　辜鸿铭仔细分析了儒学不是宗教却能取代宗教的原因。宗教一直没有在中国生活中起主导作用，其中的原因许多人探讨过，而辜鸿铭对此问题有精到的认识。他首先从宗教的起源谈起。他说：“宗教最初并非产生于思辨，宗教是一种感情、一种激情的东西，它与人的灵魂相联系”，“有心灵就需要有宗教，除非有别的什么东西能够取代宗教”。[16]辜鸿铭认为在大自然的重压下，人们求助于宗教得到了安全感；面对人生的变故和种种不确定的现象，人们转向宗教获得了永恒感。因此，宗教带给人们以安全感和永恒感。[17]儒学不是宗教却能取代宗教，是因为儒学中存在能给人安全感和永恒感的东西。辜鸿铭认为这种东西就是“忠诚之道”，中国人对皇帝的绝对忠诚和对父母的忠诚，使他们体会到了社会连续性和持久性与族类的不朽，从中得到了安全感和永恒感。[18]因此，辜鸿铭认为儒学在中国社会中起着像宗教那样的作用，并且渗透到社会的方方面面，儒学是中国人寄托身心的所在。

　　辜鸿铭把孔子的思想体系概括为“君子之道”。他说：“我曾告诉过诸位，孔子整个的教育思想体系或许可以被归纳为一句话：君子之道。”[19]什么是“君子之道”呢？他说：“孔子的君子之道则同宗教一样，要求我们服从自己真正的本性”，“事实上，孔子的君子之道不是别的，正是一种廉耻感”。[20]他说：“人丧失了廉耻之心，所有的社会和文明就会在顷刻之间崩溃。”[21]我们可以看出，辜鸿铭概括的孔子思想体系是一种“君子之道”，实际上其本质就是道德自律，他试图让每个人把本身的善良本性发挥出来，以此维持社会运转。“因为怕什么才维持了我们社会的秩序呢？那就是廉耻的道德观念，正因为忌讳这个，我们才不干非礼之事。……在这一点上，是值得欧洲人好好学习的，而我们则没有向他们学习的必要。”[22]

　　辜鸿铭认为能够解决欧洲文明难题的“良民宗教”实质上也是一种道德自律。他说：“实际上，我的确相信，欧洲人民于这场大战之后，将在中国这儿，找到解决战后文明难题的钥匙。我再说一遍，正是在中国，存在一笔无法估价的、迄今为止毋庸置疑的巨大的文明财富。这笔财富就是真正的中国人。因为他们拥有欧洲人民战后重建新文明的奥秘。而这种新文明的奥秘就是我所谓的良民宗教。这种良民宗教的第一条原则，是要相信人性本身是善的；相信善的力量；相信美国人爱默生所说的爱和正义的法则之力量与效用。”[23]可见，辜鸿铭开出的补救西方文明的药方就是使用中国传统的道德力量来医治西方文明的弊端。

　　辜鸿铭晚年在日本讲学，对东西方文明有更深入的思考，表达了世界大同的思想。他说：“东西文明之间确实存在着很多差异。但是我深信，东西方的差别必定会消失并走向融合的，而且这个时刻即将来临。虽然，双方在细小的方面存在不同，但在更大的方面，更大的目标上，双方必定要走向一起的。”[24]东西方文明是否如辜鸿铭所预言的会很快走向融合，这是有疑问的，但他指出东西方文明应该积极接触并且重视人类的长远利益却是有意义的。

　　辜鸿铭对中西文化的思考，在当时的国外掀起了不小的轰动，“善于运用中国的观点来批评西洋的社会和文化，能够搔着人家的痒处，这是辜先生能够得到西洋文艺界赞美佩服的一个理由”。[25]因此，“最后我要指出，在战时与战后欧洲悲观与幻灭的氛围中，与泰戈尔、冈仓等成为东方著名的圣哲的，是辜鸿铭，不是梁启超或梁漱溟”。[26]

　　作为新传统主义的代表人物，[27]辜鸿铭对中西文明的思考，虽然有偏执的地方，但是我们不得不承认他对中西文明有很独到和精辟的分析，足以启人深思。特别是他对中国文明的维护，强调中国文明对西方文明的积极意义，这与以后新儒家有一脉相承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