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一书是傅高义退休后的封刀之作，详述了他把中国引领上富强之路的政治策略和政策措施，包括不同阶段的国内政治斗争和中外关系互动变化

9月26日，美国东亚问题专家傅高义在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附近的家中，就他的新书《邓小平与中国巨变》（Deng Xiaoping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China) 接受采访。从20世纪60年代初在哈佛大学执教到2000年作为社会科学教授正式退休（Henry Ford II Professor of the Social Sciences, Emeritus），傅高义把毕生精力倾注在以现代中国和日本为核心的东亚研究中。他把帮助美国人了解并理解东亚发展作为己任，持之以恒，硕果累累，不胜枚举。在执教期间，他曾任费正清中心、哈佛美日关系项目、哈佛大学亚洲中心及其他教学项目的主任，与中国和日本官方和学界都有广泛密切的接触。

　　《邓小平》一书是傅高义退休后的封刀之作，正文长达700多页，外加150多页的注解和索引。这本书覆盖了邓小平的家庭背景、留学经历和半个多世纪跌宕起伏的革命政治生涯，详述了他把中国引领上富强之路的政治策略和政策措施，包括不同阶段的国内政治斗争和中外关系互动变化。对中美建交、大陆与台湾关系、香港回归等重要历史事件的背景及演变，傅高义从多个侧面给予深入而系统的阐述，不但让读者了解发生了什么，而且理解为什么会发生，是怎么发生的。傅高义的强项在于全面完整地描述领导人的处境和想法，让读者身临其境，视野开阔。

　　就当前一些热点问题，傅高义如是回答：

　　问：很多外国人，尤其是一些政治学家，想不通为什么中国经济在没有清晰产权，严格法治的情况下能持续增长这么快、这么久？你会怎样回答这些人的问题？

　　答：邓小平深信有组织、有纪律的计划对经济发展非常有帮助。同时，他在基层允许相当大的灵活性。在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时候，中国由于文革浩劫，百废待兴。中国有大量廉价劳动力，迫不及待地寻求工作。在这个时候，只要有领导带头，组织大家从事生产劳动，就会有很多人积极响应。

　　邓小平急切地想从西方寻求先进技术和管理技能。80年代初，世界银行对中国的建议和帮助就有很大效果。邓小平把成千上万的学生送出去留学，并不担心他们毕业后不回国。他看得开，想得远。他说，即使一些人暂时不回国，长期看来，他们在海外也可能对中国有帮助。

　　邓小平把近期的政策放在长期的目标和框架下思考设计。试点、试验、循序渐进是短期的策略。中国地广人多、差异巨大，这为各种试验提供了很大空间。试探性的尝试令保守派也难以拒绝。

　　问：邓小平的成功与他的权威密不可分。他可以“拍板”，可以决定方向。他的话一锤子定音。与此相反，在现代民主国家里，似乎谁也说服不了谁，所以才意见纷纷，千头万绪，国会成了水泄不通的大杂烩。邓小平是怎样获得如此高的权威和威望的？这主要是因为他的能力，还是他的个性，还是他的经历？

　　答：这些因素都有。早在50年代，毛泽东就把邓小平考虑为可能的继承人之一。1973年毛泽东让他恢复工作。在1974到1975年间，邓小平再次证明了他的工作能力、组织能力和领导能力。到1977年他再次上台主持工作的时候，他在领导岗位上已经有了很多年的经历，经验丰富，所以他能做出明智的决策。另外在1969到1973年的下台期间，他深思熟虑，回顾共产党的跌宕起伏，总结经验教训，思考国家富强之路。

　　从1937年到1949年正好是邓小平33岁到45岁人生成熟阶段。十二年的战场经验使邓小平养成了战士和将军的习惯：时刻在为下一场战役（下一次挑战）作准备，下一场战役会在哪里？在什么时候？会需要什么？

　　邓小平机智地运用格言警句，避免了很多严肃的意识形态上的纠纷。“无论黑猫白猫，抓到老鼠就是好猫”，“摸着石头过河”，“贫穷不是社会主义”，“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等等都是典例。邓小平有丰富的经历、经验和知识，所以在回答各种问题时，他可以放松，可以游刃有余，表现得机敏智慧而且诙谐幽默。

　　问：1979年1月底到2月初，邓小平在中美建交后正式访美，会见各界要人。卡特总统的国家安全顾问Zbigniew Brzezinski为两国建交多次奔波往返，对邓小平赞赏有佳，以至于卡特总统回忆说，Brzezinski已经被邓小平“诱惑”了。在1974年到1975年邓小平主持工作期间，老布什是美国驻北京联络处首席代表。他们相互赏识，看好对方的前程。这种个人关系缓解了1989年六四风波后美国制裁中国的强度和时间长度。目前两国高层领导人之间有这么好的个人关系吗？

　　答：没有什么。邓小平在当时无论在中国国内还是国外都享有非常广泛的支持。他自信、放松，与美国各界人士都有非常好的互动。现在两国高层领导的人事与境况都不同了。

　　问：你认为中国经济发展的历程是否证明有“中国模式”？还是认为中国基本遵循了西方经济学家的“药方”？

　　答：我不愿意把这个问题解释为“权威模式”（an authoritarian model）与“自由发展模式”（a free-way to development）之间的选择。我更愿意用“东亚模式”解释中国的经济发展。日本、韩国和台湾基本都是用同一个模式实现经济起飞的。他们都悉心研究外面的世界和海外市场，加强国民教育，寻求外部资金技术和帮助。所不同的是：这些国家都很小；中国比他们大多了，人口和地区差异都很大。

　　这也是利弊皆存的事。小国家在快速发展后，很快就没有什么剩余劳动力了，工资迅速上升，他们不得不在技术层面更上一层楼。而中国不同，中国的廉价劳动力可以持续很长时间，尤其是大西北等落后地区，还有潜力可挖。中国如此之大，一旦发展起来，它在世界经济中的比重就非常可观，与其他小国家不可同日而语。

问：中国人口巨大，各种差异巨大成为中国在政治上“渐进”的理由。简而言之，就是怕乱。

　　答：中国在20世纪50年代之前就非常混乱。在民主国家，政治家经常轮换。有些人可以利用民主制度导致混乱。当然，权威政治也有自己的问题。当官员滥用职权，他们很快就会失去民心。邓小平认为，社会稳定是经济发展的最基本的必要条件。他不但担心民主会导致社会动荡，而且民主机制的效率太低。例如，在波士顿，一条地铁延长几站需要好几年；在中国有些城市同样时间年几条新地铁线都建成了。当然这中间也存在在中国是否足够保护个人和财产权利的问题。美国人相信尊重个人权利；虽然民主低效，但因为允许充分表达不同意见，政府真正享有民众的支持。

　　问：近来中国媒体在热议“不拆就没有新中国”这个题目。正方和反方都有社会名流的支持。你怎么看这个问题？

　　答：拆与不拆都是利弊皆存，没有一个绝对的答案。对重要的国家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居民应该被动员搬迁并有足够的经济补偿。当然这也需要一个过程。上世纪60年代中期，日本政府要兴建成田国际机场（Narita International Airport)，遇到市民和学生强烈反对，各种阻挠事件连续不断，长达十几年。成田机场最终在1978年建成运营。在这之后，日本政府在用地方面开始谨慎小心，尽量尊重法律程序。

　　中国经济增长速度迟早会放缓。中国的挑战是如何能在经济放缓之前，提高穷人的生活水平，建立包括覆盖穷人的社会养老和医疗保障系统，和保护人民的生命和财产权利。日本在近20年中，经济增长率几乎是零，而日本社会却非常稳定和谐。这非常令人惊讶。如果零增长率在中国发生，情况会有很大不同。

　　问：中国领导人面临很多挑战，包括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穷人的生活水平与社会治安、腐败泛滥等诸多问题。你有没有什么具体建议，怎么才能更有效地治理这些问题？

　　答：这些都是非常艰巨的问题。学者很容易把它们指出来，但是很难为实践提出具体建议。应该说明的是：“腐败”这个概念在中国有不同含义。在美国，腐败是一种非法行为，在法律上有比较清晰的定义。在中国，这个概念非常含糊，“腐败”更像一种社会行为，很难定义什么是越轨行为。例如，中国人看医生总要找关系，还要送红包，这是非常普遍的。还有中国政府官员掌握着很多大项目的审批权力，想获得项目的企业就要与他们拉关系，送红包，还要通过他们的子女传递消息，以加速行政审批程序。至于如何改革这种现状，很难说。不过香港在这方面做得不错。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时候，香港政府建立了反腐委员会，比较有效。他们的经验值得大陆研究学习。

　　问：这是不是文化问题呢？在这个特定的大环境下，你不得不送红包。香港似乎有不同的文化。

　　答：对于我们这些研究文化很多年的人来说，我们确信文化和人们的习惯是可以改变的，也会随着情境的变化而变化，虽然这需要很多年的时间。当人们非常贫穷，食不果腹，人们会有一种行为表现，会急功近利，会“向钱看”。但当人们生活得比较舒适，基本必需品已经满足，他们还想要什么呢？虽然有些人更贪婪，但是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的物质欲望就有可能减少，人们可能会更看重社会正义等价值。

　　另一种改变文化的渠道是国际往来。现在有越来越多的中国学生出国留学，也有越来越多的留学生回国工作。他们不但带回中国新知识和技能，也带回了新的视角和思想。最近几年有中国留学生回国后，创建了自己的非政府机构（NGOs)。这就非常有新意。所以，无论现在流行的看法和行为多么普遍，这并不意味着这些看法和行为是永恒不变的。

　　问：邓小平在1974年接待美国大学校长代表团的时候说，“我从未上过一天大学，但从我出生那天起，就在生活的大学里，直到我见马克思那一天才会从这所大学毕业。”美国总统林肯（1809-1865）也没上过大学。他只接受过大约一年的正式教育，却成为世代景仰的伟大领袖。这些例子对现代高等教育有什么启发？真正的领导能力到底是天生的，还是后天教育出来的？

　　答：培养领导能力的教育项目的确很多。其实，并不是教室里的说教本身使一个人成为领导，更重要的是学生把在教室里学到的东西在实践中运用，再调整再实践这个反复过程，让一个人更成熟，也更有领导能力。也就说实践出真知，出智慧的过程。例如，80年代初邓小平积极寻求国际合作，世界银行对中国的建议就起了很好的作用，改变了中国人原有的思考和做事方式。另外，邓小平在1977年上台后，迅速恢复高考，择优录取，不受家庭和政治关系的影响。这对培养人才和后来的经济发展有根本影响。

　　问：现在高等教育里的许多学生看起来更像是要成为普通的政府官员或企业职员的样子，而不像成为邓小平那样的引领巨变的领袖式人物。他们看起来更事故，经常人云亦云，缺乏清新的思想和承担风险的勇气。

　　答：著名商业领袖比尔•盖茨曾经的确是从哈佛辍学的学生。但那是特例，没有代表性。当今世界与半个世纪前的中国革命年代不同。现在很难想象一个没有大学学历的人能够成为一个伟大的领袖。况且，邓小平并不是单打独斗，而是在70年代后期上台的一开始就建立领导班子。他的领导班子也包括思想相对保守，行为比较谨慎的人。这样的组成对后来改革过程中的一些曲折，例如高通胀时期，是有帮助的。

　　中国现在无论在中央政府，还是在基层政府都有非常大胆的领导。在日本，政治家因为要取悦于民，想满足每个人，容易失去立场，但日本政府的行政官员中有很多非常有思想的人。我很喜欢与他们交流。在中国，政治家与官员的界限不那么清晰。无论如何，人是可以改变的；人的行为取决于情境、事件和机遇。

　　问：谢谢你抽时间回答问题。

　　答：不客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