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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国摘录（102）
作者：觉远 转贴自：诚正民族精神研究所 点击数：1631
从8月底到十月初，重庆谈判一共进行了四十多天。谈判过程异常艰难。经过彼此的抗争和妥协，国共双方终于在十月十日签订了《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即《双十协定》）。,在《双十协定》里，他们到底达成了什么样的共识呢？ 一、和平建国。“……共同努力，以和平民主团结为第一基础，并在蒋主席领导之下，长期合作，避免内战，建设独立自由和平之新中国，实行三民主义。” 二、政治民主化。双方“一致认为应迅速结束训政，实施宪政，并先采必要之步骤，由国民政府召开政治协商会议，邀集各党派代表及社会贤达，协商国是，讨论和平建国方案，及召开国民大会各项问题。” 三、国民大会。“双方均同意将此问题，提交政治协商会议解决。” 四、人民自由。“一致认为政府保证人民享受一切民主国家人民在平时应享受全部信仰言论出版集会结社之自由。” 五、党派合法。“中共方面提出政府应承认国民党共产党及一切党派皆有平等合法地位。政府方面表示各党派在法律之前平等，本为宪政常轨，今可即行承认。” 六、特务机关。“双方同意政府应严禁司法和警察以外机关有拘捕审讯人民之权。” 七、释放政治犯。“中共方面提出除汉奸以外之政治犯，政府应一律释放。政府方面表示：政府准备自动办理，中共可将应释放之人提出名单。” 八、地方自治。“双方同意应积极推行地方自治，实行由下而上的普选，惟政府希望不以影响国民大会之召开。” 九、军队国家化。“中共方面提出政府应公平合理地整编全国军队，确定分期实施计划，应重划军区，确定征补制度，以维军令之统一。” 十、解放区政府。这一点双方分歧最大，最后双方同意“提交政治协商会议解决”，“继续商谈”。 ——《重庆谈判，到底谈了些什么》 欧美各国议员基本没有时间兼职，因为他们每年开很多会，在会上激烈辩论。其他时间，又要走访选民，倾听民间呼声，所以基本没有时间兼职。 来看各国议员工作时间：美国国会每次年会通常开会260天以上；法国每次年会从10月持续至次年6月，共9个月；英国议会每次年会平均持续170天；德国议会仅大会的实际开会时间平均在17000多个小时，约合250多个八小时工作日。 据学者对美国419名众议员进行的调查，“平均每名众议员每年回到自己选区35次，逗留135天；近1／3的众议员每个周末都回到自己的选区。”国会议员把所收集的意见反映到权力机关，使权力机关的各项决策更具针对性、科学性。 而中国的代表委员，每年三月到北京开8天会。其他时间，做其他“正式”工作。哪里有时间做调研，如何了解并反映百姓意见？ ——《议员专职化：中国必须迈出的一步》 王思想 后发展国家社会转型，必须具备两个必不可少的条件：一是社会中上层有改变现状，改进自己处境的强烈要求。二是知识阶层较普遍懂得和愿意接受现代文明。19、20世纪之交，中国大体具备了这两条，不幸传统太顽强，加上革命党人太极端和幼稚，机遇一再被断送。现在，要求改革的呼声很强烈，但身处朝野的知识阶层能否认识现代文明不可抗拒，因而勇敢排除种种奇特的利益和意识形态障碍，融入世界主流文明中去？这是有待观察和博弈的大事。换句话说，一百多年的以史为鉴，往往既没有看清自己的真相，特别是根本性的缺失，也没有看清别人的真面目，所以一误再误。 ——袁伟时 对21世纪中国而言，只要头脑清醒的人都会深信：改革开放——改良是利国利民的最好选择。 ——袁伟时 改革的动力有两条： 1．朝野各方睁眼看世界，认识现代文明是人类的共同财富，不可也无法抗拒；认识中国与先进国家的差距太大，历史进程不能再耽误！ 2．公民瞪大眼睛维护自己的尊严和权利，随时监督政府和政府官员，揭露他们的不端行为，迫使他们四不敢：不敢贪污受贿，不敢枉法霸道，不敢偷懒，不敢阻滞改革开放。 ——袁伟时 现代议会制度和预算制度都起源于英国。在公元13世纪的时候，英国的贵族就迫使国王签署大宪章来约束国王的征税权。此后，为约束王权，贵族们逐渐建立了议会。到了1669年的光荣革命之后，议会的下议院已经控制了政府的征税权和支出权。1822年，财政大臣向议会提交关于政府财政的指导方针和活动内容的报告，报告包含财政计划收入、计划支出以及预期的盈余或赤字等内容。这是英国预算制度的正式确立。 英国的预算制度体现了权力的制约和平衡原则。1713年，一项决议被吸收进下院的永久议事规则，成为永久的89条。这一规则的主要意思是，财政支出的动议必须由政府提出，议会不能主动提出支出动议。此议事规则的前提是，政府虽然有权力提出动议，但此动议必须得到议会审查批准。这一互相制衡的规定，既约束了政府，也约束了议会。行政权与立法权得到制衡。 ——《英美议会是怎样审查预算的》 梁发芾 人们知道，西方议会是各种政治力量角逐较量的平台，对预算的争夺和控制更是各种政治力量志在必得的领域。代表不同政治和经济利益的党派通过自己的议席，在预算审议中讨价还价，争取利益最大化。 ——《英美议会是怎样审查预算的》 梁发芾 与英国和美国相比，中国人大审议预算的权力相形见绌：审议时间极短，只有匆匆数小时；审议中不但不存在激烈博弈，甚至连起码的辩论争论都不存在；更让人瞠目结舌的是，人大审议预算，却没有预算修正权。因此，人大预算审议成为匆忙的过场，连代表也对它失去了言说的兴趣。 ——《英美议会是怎样审查预算的》 梁发芾 德国企业往往偏安一隅，像是个稳重又充满活力的中年人，默默地坚持着自己的目标，稳定而专注地在一个领域发展。它们可能是“小公司”，也可能是“慢公司”，甚至还可能看起来是“笨公司”，但稳定的业绩和成长表明它们绝不是“差公司”。 ——《像德国企业学习什么？》 陈志武 德国商业的手工业文化发源于德国企业的创始人们。如同西门子的创始人维尔纳·冯·西门子，德国企业的创始人大多是科学家或发明家出身，他们对于科学和创新有极大的热情。“从一开始，他们追求的就是科学的实际应用，而不仅仅是财富。”施万克说。 ——《像德国企业学习什么？》 陈志武 德国考察一圈回来，德国企业的性格逐渐明晰。它就像是个稳重又充满活力的中年人，有长远目标、专业技能、精益求精的做事方式以及谦卑态度。 ——《像德国企业学习什么？》 陈志武 回望中国几千年的文明发展史，一个政权或一个朝代，不管是陷入内忧还是遭遇外患，不管是遇到危机致使发展问题步履维艰还是迎来机遇发展再上台阶，都不可能再因循以前旧路、按照原有模式去应对新的课题，而是必须做出及时、深度的社会改革，促使国家、民族迸发出新的创造活力，以朝野齐动和民族觉醒的精神状态摆脱危机或抓住机遇，实现历史和文明的大发展。春秋时期，郑国曾一度权贵倾轧，民怨沸腾，子产力主新政，宽猛相济，赢得民心大慰、政通人和。战国时期，秦国崛起之始，六国忌惮，心存芥蒂，遂合纵抗秦，但终因商鞅厉行变法，国力差距日甚，难挡秦王统一天下之势。可以说，历史发展和文明进步的一个基本事实和结论就是：要用改革的方式解决发展中遇到的问题，改革是历史的阶梯，是文明的阶梯。 我国当前正处在 “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时代关口，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迎来了发展关键期，能否顺势而为、乘风破浪，取决于我们能否形成举国上下锐意进取、攻坚克难的“改革共识”，取决于我们是否具有大战略、大魄力、大智慧来突破“谁的改革、向哪改革、改到何种程度”等深、难、险问题。 ——《用改革的方式解决发展中的问题》 尹建军 改革力量不能弱。当今民主时代，任何一场重大的改革，其性质和成败都是由是否有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参与来决定，不仅要倾听人民群众呼声，还要向人民群众求智慧、要力量。改革的启动和推进也必须有敢于担当、无私无畏的舵手、旗手杀出一条血路，必须有中央的坚强、坚定支持。改革既然是利益的博弈，就必然是力量的较量，只有加强中央权威、善用重用并且保护改革者，把顶层设计和基层动员相结合，才能调动和整合全社会支持改革的力量，形成强大合力，排除反对力量的干扰，保证改革的持续推进。 改革底线不能破。改革的目的是发展，是前进。发展和前进是要有代价的，特别是通过改革的方式促进发展，是要冒风险的，这是必要的，也是正常的。邓小平多次说过，“要迎着风险，迎着困难上。我总是告诉我的同志们不要怕冒风险，胆子还要再大些。 ”“不要怕冒一点风险。我们已经形成了一种能力，承担风险的能力。改革开放越往前进，承担和抵抗风险的能力就越强。我们处理问题，要完全没有风险不可能，冒点风险不怕。”没有风险，改革就不是改革；不敢冒险，改革家就不叫改革家。但是，任何改革都是有底线的，这个底线就是必须维护国家统一、社会进步、人民接受并且保证改革能够持续。改革是理性的开拓和发展，不是改变社会制度的革命，更不是更迭政权的政变。我国当前的改革离不开激情，避不开风险，绕不过难题，需要披荆斩棘，甚至大刀阔斧，但是改革过程中的利益博弈和力量斗争不能危及国家的统一，不能损害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不能造成社会的撕裂和对抗，不能破坏稳定发展的大局，不能因局势失控导致改革难以为继。 ——《用改革的方式解决发展中的问题》 尹建军 中国从基本上选择渐进式改革有深刻的原因。中国改革不改变基本制度，所以与渐进方式是相适应的。中国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初级阶段的改革急不得，要做长期的打算。中国的改革是与稳定和发展紧密关联的。中国在改革过程中考虑到稳定因素，避免引起大的社会震荡，并且力求在改革中保持发展势头，因而选择“不停车检修”的渐进方式比较适宜。中国的改革是一项全新的事业，经典作家没有讲过，前人没有做过，只能在干中学，在实践中摸索。渐进改革的摸索前进，有助于避免犯大的错误，并在总结经验中把握规律。 中国从实际出发所走的渐进改革之路，实践证明是一条成功之路。尽管如此，我们还是要辩证地看待改革的渐进与激进。 第一，渐进与激进的区分只是相对的。渐进和激进的表述并不足以完全概括改革的复杂性。现实中的改革，渐进与激进总是交织在一起。中国的改革在长期渐进中包含短期的激进，在制度渐进中包含体制上的激进，在整体渐进中包含局部的激进等。就具体改革而言，一项改革措施多少时间完成算渐进，多少时间完成算激进，并没有绝对的界限。 第二，渐进与激进取得成效都是有条件的。无论是激进改革还是渐进改革，都有自己的理论基础，都能在历史和世界上找到成败的事例。中国选择渐进改革是基于现实国情的考虑。但是也要看到，现实情况不是凝固不变的，改革路径不是一成不变的，要看实际条件和适用范围。渐进或激进都不是唯一的路径，都不是十全十美的路径，都不是永远有效的路径。 渐进和激进都只是服务于改革目的的手段。中国未来更要重视改革手段的综合运用。当今中国要稳中求进，既要“进”还要“稳”，渐进仍然是基本的选择,这是毫无疑问的。但这并不是要我们把渐进当作万灵丹，在何时、何地、何事上都搞渐进。改革中渐进与激进这两手，要很好地配合使用。在某种意义上，总体渐进的改革需要激进开辟道路。就整体与局部而言，通过局部率先突破，从而推动全局的变化。就长期与短期而言，渐进改革进程漫长，但起关键作用的往往只是几步。关键的几步是暴风骤雨式的，其余则是和风细雨式的。关键的几步走对了、突破了，整个改革才会比较顺利。 ——《辩证看待改革的渐进与激进》 陶文昭 蒋氏父子的一大优点是：虽然独裁，但身上都有民主的基因，对历史都有敬畏感，爱惜名声，不愿做千古罪人。他们毒辣过，镇压过，但血液里还是有仁的。 ——《蒋经国先生与台湾民主》 赵银辉 不管私德好坏，国家都不能因血缘、因姓氏而传承，倘若国家变成了家天下，这是最最悲惨的事情。只要不世袭，社会还有制衡、改良、变革的可能，一旦变成了某家人的天下，那就完蛋了，在任者和继任者都会用尽恐怖专制手段维持他们眼里的自家的江山。 ——《蒋经国先生与台湾民主》 赵银辉 蒋经国先生是值得我们感佩的。台湾的民主，证明了中国人完全可以实现民主。陈水扁坐牢，并不证明民主的劣根，恰恰相反，证明了民主的自我涤清功能，证明了司法的独立。珍惜台湾，敬重台湾，就是珍惜和敬重我们中华民族的未来。 蒋经国先生之于民主，也有其历史机缘。80年代是世界各地民主化风起云涌的时代，蒋经国先生以最后的生命加入了世界潮流。于是，我们的台湾同胞，有福了。 ——《蒋经国先生与台湾民主》 赵银辉 从蒋经国、李登辉到陈水扁时期，国民党先是逐渐先失去权力，然后又通过民选重新赢得了权力。通过这种方式，马英九时代的国民党就重新解决了合法性问题。而蒋介石时代的国民党统治始终是没有合法性的，蒋经国和李登辉时代的国民党则处于通过自己启动的民主化改革，既自己让自己失去合法性，又通过赢得民心、赢得大选重新获得新生、重新赢得合法性的过程中。 ——陶东风 中国之所还没有成为一个周边仰慕与亲近的国家，还没有成为一个真正朋友遍天下的国家，更没有成为走出了周边麻烦与战略困境相纠结的国家，根本原因还是中国远未完成文明的更新与再造。文明不但能够产生硬实力，还能产生一种吸引他人追随、认同的向心力与亲和力。单纯的物质实力只会让人恐惧，只有源于先进制度的实力以及制度本身才会让人钦服。 ——李开盛 中国不缺少有眼光的人，但却缺少让他们发挥作用的舞台。 敢于正视现实的民族，应该坦然地承认自己有哪些不足，不把应该集中于如何学习的精力浪费在要不要学习的争辩中。一个伟大民族的自尊心应该显示在善于学习而又善于创造上。这里决定性因素也是制度。 ——《两次世纪之交大改革的若干交叉点》 袁伟时 自由的唯一边界是不得侵犯他人的自由。以国家或其他集体和尊长的名义压制和吞噬个人的自由，是中国极大的弊端，中世纪的西方同罹此病。这是古今之争，而非中西或东西之争。 ——《自由：观念、法律与制度审视》 袁伟时 20世纪中国最大成就和最大的遗留问题之一，似乎首推维护国家主权和统一。有个有趣的现象：这世纪上半叶中国出了很多“卖国贼”，政治家也以此互相攻讦，其中虽然有真有假，必须认真分辨；下半叶却难得一见。中国人的道德水准不可能一夜飙升，决定性因素之一是经济。1912——1926年间，中央政府每年财政收支各在4 5亿之间，赤字通常是一亿多乃至两亿左右。为填补这个大缺口，15年举内债近8亿，外债约10亿。那时，几乎没有那一派政治力量不靠外国资助。吃了人家的嘴软。从清末至民国，他们答应给外国的利权，不知凡几。共产主义运动升起，亦用过俄国人的钱，这是众所周知的。到了本世纪下半叶，海峡两岸的经济日趋强大，情况就大为改观。不能轻视个体道德素养在历史关头的重要作用；但就整体状况而言，决定性的是经济。 ——《20世纪的启示》 袁伟时 为什么会出现“想改革但又改革不动”的局面？说得简单一些，这种局面是中国政治体制两个核心的方面出现了问题，一是思想意识问题，二是权力结构问题。实际上，在任何社会，任何政治制度下，改革避免不了涉及到三步，即先要有改革的思想意识或者改革共识，然后再根据思想意识来制定政策，然后再进行政策的执行。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改革进程也是这样。从1980年代到1990年代，凡是成功的改革都由这三步组成。反之，如果这三个环节中任何一个环节出现问题，改革就会遇到麻烦，甚至失败。 ——《十八大与中国的改革问题》 郑永年 在改革不动的同时，社会各方面的矛盾和问题积累得越来越多，整体社会利益就愈遭损害。也同样重要的是，从历史上看，既得利益只会追求眼前短期利益，很难看得到自己长远利益。很显然，无论是社会整体利益的获得，还是对国家长远利益的追求，都需要经过改革。 ——《十八大与中国的改革问题》 郑永年 任何政治体制，无论是民主还是权威主义，最主要的问题就是确立政治责任制。要达到这个目标，内部权力要相对集中，而外部权力则要相对分散。内部权力的集中有利于政治责任制的确立，外部权力分散则是这份政治责任的落实，也就是权力担当者（内部）对社会（外部）的责任。 如果在政治强人时代，中国内部权力过于集中，现在的体制则是相反，即内部权力过于分散，权力内部有太多的相互制衡。这里就涉及到一个政治局常委的规模问题。在强人政治时代，常委的规模不是问题，因为不管多大或者多小，权力总是落在主要领导身上。但在强人政治后，情况也不同了。政治局常委从1980年代的五人，发展到后来的七人，再发展到现在的九人。这种扩张尽管有党内民主和集体领导的客观要求所需，但也产生了很大的弊端。常委过大，很难运作；常委之间有分工，但少有协调。有人说，中国是“集体总统制”。不过，集体总统制在实际操作层面的最后结局，必然就是没有总统，执政党党内的集体负责，也往往演变成实际上的集体不负责任的局面。权力过于分散，体制运作的效率就成为大问题，政治责任也就无从确立，国家的整体利益也在这个过程中流失了。 人们也可以再举一个内部权力过于分散的例子，那就是反腐败机构。从机构设置来说，中国政府的反腐败是最强有力的。党、政府、人大等几套班子都有各种各样的反腐败机构，但腐败继续横行。为什么？就是没有机构承担反腐败的责任。反腐败的任务分散在多个机构中，谁来承担责任？这是中国经典故事“一个和尚挑水喝，两个和尚抬水喝，三个和尚没水喝”的现实反映。在新加坡和香港，一个规模不大的反腐败机构就造就出一个清廉政府来，为什么中国这么多的反腐败机构却反腐败不力呢？就是因为没有机构负责任。各个机构互相矛盾、互相扯皮、互相推卸责任的局面，反而为腐败提供了很多机会。 内部权力要集中。改革和做事情是要权力的，没有权力什么事情都做不成。中国现存体制意在从内部制衡权力，结果什么样的改革都成为不可能。但是，也要看到，如果权力过于集中在少数人手里，权力的腐败也是可以预见的。这就要求在集中内部权力的同时，要向体制外和社会分权。要保证内部权力不腐败，保证内部权力追求社会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就要向社会分权。内部权力相对集中，有助于顶层改革意志的确立、改革力量的动员和政策的落实，而外部分权则可以防止强势社会群体对顶层施加过度的影响，有助于顶层决策更能考虑到社会的整体和长远利益。 ——《十八大与中国的改革问题》 郑永年 很多时候,人不是跌倒在缺陷上,而是跌倒在优势上。 ——经典经济学 人的一生只有三天，活在昨天的人迷惑；活在明天的人等待；活在今天的人最踏实。 ——周立波 中国学生回到家，家长问：‘你今天学了什么新知识？’。犹太学生回到家里，家长却问：‘你今天问了什么好问题？’前者落脚点是‘学知识’，而后者侧重点是‘提问题’。 ——钱颖一 很少有人能够强大到独自改变历史，但我们每个人都有能力改变事件的一小部分，而正是这化整为零的行动，书写着一代人的历史。 ——罗伯特.肯尼迪 评判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温情与敬意’，或严厉谴责，折中、持平，都不能作为预设的前提。首要的标准是冷静、客观、求实。 ——袁伟时 现在的林丹没什么不能面对的。无论好的、不好的，都没什么大不了。关键是自己认真地去努力了。包括在我的自传中也希望告诉年轻人，当我们追求一件事情时，不要考虑太多结果，过程才是最令人回忆的。我希望自己能够按照这个状态，来追求自己的梦想。 ——林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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