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蔡英辉

　  近来关于外国人的新闻常见诸报端，无论是英籍男子当街强暴妇女，还是外国人见义勇为，抑或是俄籍音乐人辱骂乘客，这些个体行为都引起不小波澜。若类似事件发生在国人中间，应该不会引起关注。

　  我无意显示谦卑或坦诚，毕竟广为流传的“华人与狗不得入内”警示牌刺痛人心，其真伪不得而知，容易被民族主义思潮所利用倒是真的。其实哪天不高兴了，我也可以在自家门口贴上“外国人与狗不得入内”标识，我“风能进雨能进国王不能进”的陋室我做主，这是人的基本权利。无论如何，公共场域的限制特定人群行为并不适合，国内外的认识都在逐步改善，美国人权运动以前的黑人权利也是受限的，现在早已时过境迁，黑人奥巴马都已当选总统。但对国人而言，对外国人的态度仍无太多改变，依然呈现两个极端，或是因为普通冲突而勃然大怒、上纲上线，或是对外国人的优待羡慕不已。这是在自我褒扬与自我鄙视的边界徘徊，是无法正视自身劣根性的结果。

　  从鸦片战争以来，国人一直在自身文化优劣方面彷徨，缺乏一种基本的自信，可谓打破了旧框架，但新框架迟迟未能成功建构。国人曾以泱泱天朝、中央之国自居，认为外国人非蛮即夷；近代后的积贫积弱实则形成巨大反差，外国人的坚船利炮对国人形成心理上的震撼。此种情况下，有些人固守传统、继续自高自大，其梦想往往在现实面前被击得粉碎；有些人则是既不深刻反省也不积极学习，在维持现状中苟延残喘，甚至形成一种浸淫人心的文化。我们嘲笑日本人极度骄傲与过分谦卑时，自己却一边夸耀与自身毫不相干的地大物博，一边又抛弃甚至鄙视仅存的那点文化。

　  追根溯源，我国貌似对民众的态度内外有别，分别是过于宽容和缺乏宽容。对外国人和部分国人处处行以方便，对普通人则鲜见服务意识。某些部门实际上给予外国人的超国民待遇，让国人不得不对外国人刮目相看，甚至在冲突时敬畏三分。从有关部门迅速为外国人找到自行车、为日本人停火车的事件可以找到例证，这些基本不可能在普通民众身上发生，国人会产生低人一等的卑微感。“广州外籍人士堵路事件”(人民网2012年6月19日)引人注目，外国人不可避免的成为国人生活的元素。实际上广州的数十万非法入境非洲偷渡客，让人对涉外法律产生质疑，对生存的土地产生危机感，有计划生育腾出空间让给外国人之嫌。给予外国人特殊优待的法律和政策，会导致从上到下更多的崇洋媚外。另一方面，国人对内普遍缺乏化敌为友的勇气，无论哪个省份的普通事件，都会引起区域优越感和地域攻击；矛盾本来并非不可化解，但人为的阶级划分让亲人反目、邻里成仇。就算是给沿海造成巨大伤害的倭寇，大部分也是为朝廷不容的海盗，未必不能加以招抚，但对内缺乏和解的做法导致坐失良机。加之确实存在的国内外环境及制度差异，国人看待外国人的心态颇为复杂。

　  从自身经历而言，小时候整天背诵的小学生日常行为规范，其他早已忘得一干二净，但对那条“对外宾有礼貌，不围观尾随”印象深刻。当年哥没见过几个外国人，在烟台市区见到金发碧眼的外国人时很有围观的冲动，但还是被那条规范给约束了，生怕丢了国家的脸。现在回头看，不禁哑然失笑，莲花尚且“可远观而不可亵玩”，当年却是连远观外国人都不能。其实国家的良好形象不是靠伪装的，更不能为懵懂的小学生所改变。一个小学生可能连自身处境都不知晓，恐怕自己都代表不了，何谈代表脸面？更何况，到中国来的外国人不一定就是宾客，既代表不了国家也代表不了社会，更多只是个人行为。其素质也良莠不齐，既有和善之人，也有偷渡客和强奸犯。

　  谆谆教导下的老成少年，对外国人的好奇心和神秘感被压抑，但盖头终究会被揭开。孩童时总以为外国人来者都是客，都应该热忱相待，都要展示良好风貌。但亲眼在姑苏城相门桥附近看到外国老头左拥右抱少女，曾为此感到愤懑不平；读研时还和同学一起张贴探讨三哥与国妹恋爱表示的海报，摇头叹息当时年少多事，毕竟这是别人的私事，我无权干涉。深究起来，这与所谓的民族情绪有联系，也与孩童时被灌输的“外宾”概念相关，个性终究不能总是被压抑，童年的好奇心总应该满足，真相总应该大白，否则会有一发不可收拾的一天。我想很多少女被外国人骗财骗身，跟自小受到的诸如“外宾”类教育不无关系，仰望而非平视的习惯会诱使人失去自我、失去常态，但等发现外国人只是国籍不同，其他并无特殊之处时恐怕为时已晚。

　  因为不了解，才会将外国人一概视为宾客，才会有“外国的月亮圆”的误解，才会产生心理上的不平衡。这需要完善法律环境以平等待人，加强管理以控制偷渡人口入境，鼓励内外沟通理解以还原真相，以自信与平淡之道处理事物，对外国人违法犯罪绝不姑息纵容，自然矛盾化解、赢得普遍尊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