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要打印的文件是:中国和欧洲永远不可能成为战略敌人

中国和欧洲永远不可能成为战略敌人

作者:邱震海    转贴自:环球风云    点击数:977


 

核心提示:本期《时事开讲》分析了温家宝总理出访欧洲三国。时事评论员邱震海认为,中国和欧洲的关系如果处理的好了,中美这种错综复杂的关系再翻大浪,也翻不到什么地方去,因为它有非常重要的另外一支杠杆,相互平衡。

凤凰卫视6月24日《时事开讲》,以下为文字实录:

安东:欢迎收看《时事开讲》,大家好,我是安东。

正视中国国际环境的严峻性

今天赶上周五,回顾这一周的话,其实值得关注的大事还真的不少,除了持续当中的南海主权争端以及利比亚战局之外,像美国和日本在几天之前召开的安保协商会议和会后的联合声明,胡锦涛主席出访欧亚三国,以及温家宝总理刚刚展开的欧洲出访之行,都吸引了外界的普遍关注。

那么通过这一系列的大事件,所反映出中国目前所面临的国际环境,它到底呈现出一种什么样的特点呢?我们今天节目现场也请到了时事评论员邱震海先生来为我们点评和分析一下。邱先生您好。

邱震海:你好。

安东:就像刚刚咱们提到的,最近一周的大事,虽然说各自焦点不同,但是牵涉所有事件当中始终存在的一个角色就是中国,也就是说中国在和世界不同国家进行了不同的互动。您觉得在这其中反映出的中国所面对的国际环境,咱们应该怎么来形容?

邱震海:对,其实我们说中国在非常快的发展,对内、对外都在很快的发展,内部环境、外部环境,这是两个互有联系的话题。外部环境坦率的讲,现在随着中国影响力的外延,其实跟其他国家,中国一方面在对世界产生巨大的影响的同时,比如说当2008年开始的世界金融危机,如果没有中国的中流砥柱的话,世界经济不会那么快的走出低谷。

邱震海:当朝鲜问题六方会谈,当20国领袖峰会,当世界的金融、政治乃至战略格局如果没有中国参与的话,其实很难想像这是由于中国的崛起,对世界发生的正面作用。

但是与此同时当一个大国开始崛起的时候,必然也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阻力,各种各样的摩擦,这个现在看来是非常集中的明显的,尤其在最近几年,如果说以本周来看的话,那是非常典型的。

比如说南海,南海问题过去相当来说是比较平静的,但最近一段时间,出于各种复杂的原因,这个背后以前我们分析过很多,有种种因素,有美国因素,有东南亚非常两难的心态等等。礼拜一我在这里讲过,我说南海问题是中国崛起战略挑战的一个范例,这个问题处理的好了,微观的能够改观南海的局势,宏观的对于中国未来对于其他国家有一种心理暗示效应,这个南海我是这样感觉的。

恰恰本周还有利比亚也非常令人关注,我们知道卡扎菲现在坦率的讲已经岌岌可危了,所以最近一段时间,用我的话来说,中国是两面下注,一方面跟卡扎菲洽谈,一方面跟反对派领导人在谈,前几天利比亚反对派领导人也访问了中国。

我认为这是非常明智的,非常好的,坦率的讲,中国在利比亚这样的国家,不应该有意识形态的利益,中国只应该有自己的国家利益需要保护。那既然这样的话,当卡扎菲岌岌可危的时候我自然要跟后面一个谈,当然我们现在是不希望干预别人的内政,但是利比亚坦率的讲由于美英法三国,现在是北约对利比亚的狂轰乱炸,使中国遭受了非常大的经济损失。

所以,反过来且折射了中国影响力外延之后,中国如何保护自己在海外的经济利益,这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同时中国如何进入,由于中国能源各方面的需求,中国如何进入像非洲,像拉丁美洲这样的一些中国传统的朋友的一些国家。坦率的讲,这些国家跟中国之间的关系,现在开始变得微妙起来了,不像三四十年之前,亚非拉人民大团结,当时那些国家,第三世界国家是坚定的跟在中国后面的。

现在中国成为一个新型的崛起大国,继续要它的能源,同时也跟它有千丝万缕的互动的话,这些国家对中国的心态,例如东南亚国家跟中国的心态一样,展现出非常错综复杂的两难,乃至多难的一种心态。

美日这一个星期也不太太平,美日在日本民主党上台之后的第一次,民主党上台之后美日关系相对比较微妙,这是第一次2+2,就是双方的国防部长加外交部长会议,是日本民主党上台之后2+2会议首次把矛头指向中国,要求中国遵守这个游戏规则,要求中国遵守那个航行自由。

所以我们现在有很多朋友多已经评论过了,我完全同意,就是美日安保,美日只应该局限在它的双边范围之内,不应该把矛头指向第三个国家中国。

但是,反过来说对中国也存在另外一个需要警示的地方,中国周边的环境确实相当严峻。中国原来的朋友北朝鲜对中国来说很难称之为真正的朋友了,中国像原来的那些越南这些国家,意识形态跟中国相对来说比较吻合的国家,现在跟中国也在蠢蠢欲动,在闹事。

原来另外一个大国美国跟日本,这些本来就跟中国完全离心离德的国家现在又在不断的走在一起。所以如何运用这些因素,如何去化解这些敌意,对中国来说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考验。

另外坦率的讲,就是还有一个是俄罗斯。最近胡锦涛主席访问了俄罗斯,访问是非常成功的,但坦率的讲,在经贸领域里,这次不太成功,中国和俄罗斯之间,大家期盼已久的天然气协议,由于俄罗斯方面的阻挠没有成功。

所以中国和俄罗斯在过去若干年,它是在整个经贸领域里面存在着很多纷争没有表面化,未来一段时间,经贸领域里的纷争可能会日益的表面化。这个纷争日益表面化,再加上坦率的讲,中国和俄罗斯的关系以前我们也讲过,存在几个反差,上面热下面冷,老百姓彼此之间没什么感觉。

中老年比较热,年轻人比较冷,政治很热,经济很冷,你不要忘了这个所有的下面冷,这个青年冷,还有经济冷,这些都是两国关系发展的扎扎实实的基础,这些基础在中国、俄罗斯之间并不存在。

所以,当中国一方面在对世界,对国际格局产生重大影响的时候,我们要正视中国周边的一个安全环境,已经很严峻了。

安东:好的,那咱们谈到这里先稍事休息,广告回来就相关的话题,我们继续和邱先生进行探讨,不要走开。

中国和欧洲永远不可能成为战略敌人

安东:在上一节的时候,邱先生为我们简单的回顾了一下在这一周值得关注的一些大事,以及从中折射出了中国所面对的国际环境到底是呈现一种什么样的特点。邱先生,其实就在今天的时候,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也是刚刚展开他的欧洲三国之行,那对于温家宝总理这次的访欧行程,您有怎样的看法?

邱震海:欧洲我觉得非常重要,之前我在其他节目或者演讲当中,我始终把中国和欧洲的关系定位成中国和美国的关系之外另外很重要的杠杆。

因为中国和其他地区的关系都是地区层面的关系,中国只有在全球层面上有两组关系非常重要,一个是中国和美国的关系,一个是中国和欧洲的关系。

邱震海:中国和欧洲的关系如果平衡的好了,处理的好了,我们知道中美关系可能是未来几十年非常错综复杂的关系,中欧关系如果处理好了,中美这种错综复杂的关系再翻大浪,也翻不到什么地方去,因为它有非常重要的另外一支杠杆,相互平衡。

如果中国和欧洲的关系处理不好的话,那么中欧关系、中美关系同时掀起巨浪,再加上刚才我们说了,从南海到非洲,到每日,到俄罗斯,到东南亚所有的这些地区层面的关系,再发生波浪的话,那中国真的会面临腹背受敌的局面。

再加上欧洲虽然它在意识形态色彩上非常浓厚,理想色彩上非常浓厚,但是毕竟欧洲跟中国这个天南的距离,地理距离比较遥远,而且在历史上比较少恩怨情仇,而且双方的国家定位是完全不同的。

因为美国是世界上唯一存在的超级大国,中国未来的雄心、野心也是会成为一个世界上的大国,但是对欧洲来说,超级大国的时代已经过去了。

如果今天你去问欧洲人,你还想不想21世纪、22世纪成为超级大国,每一个欧洲人都会把你嘲笑个够,他们会认为你还活在18、19世纪。对他们来说这个超级大国时代已经过去了,所以中国和欧洲的发展的定位,它不在一个层面上,既然不在一个层面上,我经常跟欧洲的朋友,跟中国的朋友说,我说我们之间我们大家要知道,我们永远不可能成为真正的战略敌人,我们可能在很小的,在贸易、在人权、在西藏,在什么问题上会吵的比美国更加厉害,因为欧洲是非常执着的一个理想主义者。

因为中国也有自己的价值观,但是与此同时中国和欧洲永远不可能成为战略敌人,这一点我们大家一定要保存的非常清楚。所以我认为中国和欧洲最近几年,中国对欧的政策,欧洲对华的政策,最近几年在发生非常微妙的调整,虽然双方在微观层面上,在技术层面上,有很多错综复杂的矛盾,但是我认为不应该影响大局。

我之所以强调中国和欧洲的关系,如果我们再强调前面的南海到利比亚,利比亚代表非洲,中国在非洲的利益,到拉丁美洲,到美日,到俄罗斯,中国的周边也好,全球也好,好像似乎环境非常严峻,也许我是个天生的悲观主义者,但是我觉得一个社会它需要踩油门的人,也需要踩刹车的人。

这个社会如果只是有人踩油门,这个车总有一天要车毁人亡的。当然这个社会也不能只有踩刹车的人,只有踩刹车的人这个社会就不会前进的,只有踩油门同时踩刹车,这个社会才会保持良好的一个平衡状态。

也许我们媒体工作者就做一个天然的一个踩刹车的人,我觉得这个应该还是一个基本的方向。但是在这同时,我觉得其实我们如果仔细的去看,如果用非常警醒的眼光看的话,一方面到最近几年我们中国在世界舞台上发挥越来越多的着手,但与此同时我们的大国环境,周边环境相对的说会逼的比较严峻、比较险恶。

有一个观察不知道大家是不是同意,我只是抛砖引玉,一定有很多朋友不同意我的观点,我只是抛砖引玉供大家讨论。

我们现在似乎在国际舞台上很少有真正信得过的朋友,可以依赖的朋友,当然远交近攻也好,盟友也好,这些大国的权力的游戏,已不再是21世纪需要的,但一个国家总会需要真正的有一些能够在很铁的哥们,在关键的时候能够为你两肋插刀的,今天我们有没有?

比如说第一组关系,中国和美国的关系,日本的关系,那显然太错综复杂了,中国欧洲现在也产生很多意识形态的矛盾,西藏问题的矛盾,产生许许多多的贸易上的矛盾这些反倾销。

原来跟中国相安无事的东南亚现在在南海问题上也开始起来了,而东南亚既是中国传统的战略伙伴,又是另外一个某种程度上说也是一个麻烦制造者。

中国原来的传统盟友比如像北朝鲜这样的国家,包括像越南这样的国家,现在好像似乎也不是完全信任。说一个命题,这个命题一定是有争议的,一定是有很多朋友会反对的,但是我只是提出这个命题然后我们大家一起来思考一下,当我们在国际舞台上似乎没有真正可以信赖的过的朋友的话,同时我们现在在整个的国际舞台上,虽然我们发挥很重要的力量,但与此同时似乎我们没有真正的对手。

在经济上,同样如此。这次温家宝总理到欧洲去,当然是我们大家期待很高的一个希望。但是欧洲现在经济上是一落千丈,尤其是希腊经济危机,美国现在也在下降等等,所以全世界都需要中国。

当全世界都需要中国的话,似乎我们在整个国际舞台上发挥的作用,某种程度上没有对手,当一个没有对手也比较少朋友的情况下,这种处境,我刚才说了也许我是个天生的悲观主义者,但是这种悲观也许某种积极意义上能够转化成一种警示,也许让我们来看一看,用非常警醒的眼光来看看我们目前的处境,那么我们未来的路怎么走,也许我们大家可以反思。

安东:不管对任何一个大国来说,它想崛起,我想最简单的道理首先内部要设计适合自己发展的大战略,外部当然需要一个有利的安定的国际环境。如您所说的这样一种目前的国际环境来说,您觉得中国应该为自己发展,它如何来营造一种内外部良好的环境呢?

邱震海:这个是很理论,很抽象的层面上说,因为现在我们是遇到许许多多的问题,我们每天在救火,我们每天会遇到很火,南海起火了,利比亚起火了,非洲起火了,钓鱼岛起火了,北朝鲜起火了,我们每天忙于救火。但做救火队员的同时,我们能不能跳出微观的层面,想一想今天我们扑灭的这场火或者我们要去扑的这场火,对于我们长远,短则三四年,少则十年二十年,是有利于中国国际环境的,国际空间的拓展,还是不利于中国国际环境的拓展,这是一个。

另外一个在宏观的层面上,到底它未来会处于一个什么样的位置,所以我想这个当然是很难,但是总体而言,现在我认为有两种思维,一种认为当一个事件产生的时候,比如说当钓鱼岛问题产生,当南海问题产生,当美日安保问题产生,当利比亚问题产生的话,我们可以切割的看问题,用很通俗的话来说该翻脸就翻脸,该握手就得握手,这当然是对的。

但是,与此同时当你每一个握手的动作,或者每一个翻脸动作如果加起来,整体的三五年以后,回头一看,中国的国际环境或者似乎我们的,一方面我们在发挥很重要的作用,但一方面我们在一个非常光亮、鲜明的舞台上,似乎既没有朋友,也没有完全值得信赖的朋友的话,这种处境坦率的讲,是蛮值得警示的。

所以我觉得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要跳出一定的头痛医痛、脚痛医脚的状态,当然每一个孤立的状态是非常重要的。钓鱼岛到美日安保到利比亚,到南海问题产生冲突的时候,但是与此同时在处理每一个孤立的问题上,要把它放在一个整个的上下文的环境,这个上下文环境既是平和的,既是目前既要照顾到欧洲,同时也要照顾到美国,也照顾到拉丁美洲。

同时也是纵观的,我们不但是处于现在,我们也要看未来三五年,未来的十年、二十年至三十年。那么今天我们处理这个孤立的议题,在未来坐标系上应该处于一个什么样的位置。

所以我提几个思路,一定是有争议的。见仁见智的,但是我觉得在战略本身我们如何摆脱一种头痛医痛,脚痛医脚的一种孤立的状态,有几个议题大家可以思考一下,第一我们在国际战略上是不是需要全面出击。

有时候我们现在似乎在许多问题上全面出击,比如说到欧洲,更欧洲产生意识形态,产生西藏问题的时候,大家就在这个问题上刻意放弃一切的利益,然后就把这个问题一定是打个没完,到最后发现,我们还是需要有一点反思。

这个弯路其实是值得我们去思考,是不是需要全面出击。另外,是不是可以在有些议题上可以伸缩有余,伸不是盲动,不是鲁莽,缩也不是妥协,而它一定是服从于一个从平衡的战略,中国的全球战略,同时从竖的战略上一定是从属于未来的三四年,乃至一、二十年的一个宏观的战略。

如何不是孤立的而是全面的来审视问题,如何不是光看眼前,而是看到未来的十年乃至二十年,整个一个格局。所以我想在这么一个问题上也许我只是抛砖引玉提供一些我的思考和心得。

安东:好的,先休息一下,下一节回来,相关的话题我们继续探讨,马上回来。

建立完整、健全、成熟的“中国视野”

安东:上一节的时候邱先生为我们谈到了,中国的崛起需要的是一种大的战略,而大战略往往要求的是一种广阔的视野。那么具体来讲,邱先生您刚刚也谈到,比如说如何不孤立,而是全面的审视局势,如何不光看眼前,而是能看到未来的二十年或者更远的时局,对此您能不能再具体的给我们谈一下。

邱震海:我觉得这个涉及到我们对自身的一个研判,这个研判等一下如果有时间再跟大家分。

邱震海:首先还涉及到对国际局势的一个研判,我们来想一想,在30多年前,将近30年之前,到毛泽东、周恩来时代,那个时候中国跟苏联,中国和美国关系完全是非常僵,当时毛泽东和周恩来,包括底下的一些老帅、陈云等等、叶剑英,他们组成了一个外交的研究小组,当时在研判世界局势,然后就是果断的、敏锐的做出了一个研判,就是第一世界大战打制裁。

第二未来的世界还是可以走向一个和平,所以当时就非常果断的联合美国来抗衡苏联,当然这是冷战时代。

但是我是想把这个例子拿来为我们今天所有所启示,就是我们如何研判目前以及未来几十年的一个世界格局,现在我们是2011年,未来我们不要说到2099年,就说到2050年、2060年这个世界格局是什么样的,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性质,我们需要做一个谨慎的研判。

这个当然是需要许许多多的同仁一起来努力的。

第二,中国在未来的几十年的世界格局当中,中国崛起到底占一个什么样的位置,到底是占一个非常举足轻重的位置还是众多重要因素之一,这涉及到我们对自己的一个研判。

第三,就在未来格局当中,我们现在很多人在讲G2,中国和美国,我们假设先承认中国和美国是两个非常重要的一方,是不是中国崛起,美国依然存在这么一种格局,这也需要做一个研判。

包括现在很多朋友在非常乐观的说,西方已经衰败了,包括美国已经衰败了你看这个、那个,当然我们可以微观上举出很多例子,但是未来几十年,是不是这个格局一定会奠定基础。

第四个,就是除了中国和美国之外,我本人是并不认同中国和美国是唯一的一个因素,因为世界上只有人是可以量出鼎立的,所有的东西都不可能量出,你看我们的桌子能不能量出鼎立,我们的三脚架能不能量出鼎立,不可能的。

所以最基本的是需要三族鼎立的格局,我们不说四族、五族的话,而在这个过程当中,对中国来说是最安全,最舒服的一种状态。所以我们必须要研究除了中国和美国之外的其他的主要国家在未来世界格局当中到底占什么样的位置。

我之所以提出这个命题,就是因为涉及到刚才我们说的东南亚占什么位置,日本占什么位置,欧洲占什么位置,俄罗斯占什么位置,这些国家一定在微观层面上跟中国会有这样、那样的冲突,有些冲突还非常的厉害。像在东南亚南海问题上可能会爆发战争,但是放在整个的它是除了中国和美国之外的另外几只脚,中国如果能够把这几只脚同时也弄好的话,中国在这其中会非常的舒服,所以要非常主要的谨慎的研判。

除了中国和美国之外的其他国家,其他派系在未来的世界格局当中占什么位置,当然这些国家未来、目前、现在和未来,对中国意味着什么。如果能从这些纵的横的这些大的格局上来反观我们现在面临的微观问题。

无论是利比亚问题也好,南海问题也好,美日问题也好,还是正在产生矛盾的俄罗斯问题也好,也许我们就会从策略层面上有一些新的思考。

安东:谈到您刚刚所说的视野,除了能够预判未来几十年的时局以后,那么视野牵扯到到底如何去看的问题,那么这个看其实也分两个问题,就是中国如何去看待外围的世界,另外就是如何看待自己,这个您有什么看法?

邱震海:刚才我们谈的比较多的是如何看外界的事情,但是我另外始终还有一个观点就是中国现在面临两个很快的过程,一个是外部崛起,一个是内部转型。

我们现在是遇到的一个现状是外部崛起非常迅速,内部转型相对的说比较艰难。同时外部崛起相对来说成为我们某种时刻的一个亢奋点,而内部转型呢,某种程度成为我们相对来说有意无意需要回避的一个问题。

第三个,往往有我们内部转型很艰难完成的时候,我们有意无意的会把注意力转到外部崛起上,来完成我们的某种亢奋状态。

这个我觉得当然是无可非议,因为我们都是人,人都是这样的,但是我们必须要非常清醒的认识到中国现在面临两个过程,一个是外部崛起,某种程度上外部崛起过于迅速。

另外一个过程就是内部转型,某种程度上内部转型过于艰难,而这里面后面的关键在于什么呢?内部转型一定是外部崛起的基础,而且可持续发展的一个前提,如果没有内部转型好好的完成的话,外部转型最后总有一天它会面临一个瓶颈下不去。

所以允许说我们在外部崛起上走的过快,从我本人的善良的愿望来说,实际上是不可能做到的,我倒是觉得我们在外部崛起当中稍微慢一点,更多的把我们的注意力放到我们的内部转型上,好好把握内部的事情先处理好,内部事情处理好了,早晚一天外部崛起我们总归会很好的应对的。

如果内部崛起做不好的话,过快过于仓促的,中国有一句话叫做“形势比人强”,现在是形势比人强,外部崛起发展的速度之快,已经远远超出我们自己的预期,我们的期待,乃至我们的认知所能够承受的程度了。

所以,在这方面我们需要建立一个比较健全的一个我们如何看自己,刚才我们说的比较多的是我们如何看世界,我们如何看自己,我暂且称之为中国视野,当然中国视野这是一个非常大的话题,有时间我们还可以再做几支节目。

现在谈到中国视野,我个人认为在我们的舆论当中,在我们的民间,包括在我们的一些知识界当中有一种相对过于乐观的一种态度,当然我们一方面对中国的成就要看的非常的自豪,要看的非常的清醒,但与此同时对中国存在的,我们面临的挑战也要看的非常的清醒,只有这样的话,我们的视野相对来说才会比较完整、比较健全、比较成熟。


但是之所以我们会有一种过于乐观的态度,我想可能基于几个,一个是我们的文化底蕴,中国是一个几千年的文明大国,我们的的文化底蕴非常深厚。第二是在我们最近几百年的一个历史背弃。第三个非常重要的是我们的民族的精神特质,我们的民族精神特质非常善良,同时我们有雄心,但是必须承认在我们的民族历史上,我曾经提过几次,我们缺乏一个思想启蒙的这么一个过程。


所以无论是遇到问题,还是遇到成就,我们往往会有一种可能后面这个词用的不太确切,尤其难以把握,难以自持的这种特质,这个我觉得从善良的角度说,必须引起,包括你我在内的,我们所有国人的一个重视。


安东:好的,非常感谢邱先生做的点评和分析。以上就是全部内容,也感谢您收看《时事开讲》,周末愉快,我们再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