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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大新思维重构全球金融中心
作者：高剑平 转贴自：中国网 点击数：667
| 陆红军：全球金融失衡给上海提供了建设国际金融中心的新契机 得到强化与提升的金融中心通常主动迅速地调整金融中心的市场定位与治理策略，一旦经济复苏，它们就站在了世界经济的制高点和全球领先的位置。 各国金融中心还要有一个新思维，就是对全球市场策略的准备，要把最好的结果和最坏的结果两种打算同时安排。 在全球经济寻求复苏、全球金融调整秩序的背景下，重构上海国际金融中心与航运中心的框架与格局，凸显了我国在全球危机中多维度发展的软实力。 目前世界各金融中心正处于多重危机领导力缺乏症的状态，我们对此要有足够的认识，同时加强自身的多重危机领导力发展。 美国上世纪几次重大金融危机的转机都是从要素市场率先恢复，在融资市场最终收复。 上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和二次大战都证明所有国家都无法独立存在，每个金融中心都是开放、合作与协同的结晶。 在引进海外金融人才时要想明白未来全球金融经济格局会有什么变化，我们需要什么样的人才，达到什么样的目的。 陆红军 当欧美及亚洲的金融中心们忙于“自救”的时候，一场无硝烟的金融中心重构之战已经悄然打响。谁能成为捍卫金融中心的赢家？谁在担当重构金融中心的主角？这些必将成为全球关注的焦点。 尽管国际金融格局必须重建的呼声，与全球格局依然无大变的断言争论不已，但这场危机正在改变全球的贸易体系与金融体系的结论是确凿无疑的。我们在这一场捍卫重构之战中需要六大新思维。 一、主动新思维 得到强化与提升的金融中心通常主动迅速地调整金融中心的市场定位与治理策略，一旦经济复苏，它们就站在了世界经济的制高点和全球领先的位置。 每次金融危机都意味着一些金融中心出局，及一些金融中心强化与提升。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是新兴金融中心受到冲击的时候，也正是成熟金融中心竞争力增强、加大创新力量度之际。 得到强化与提升的金融中心通常主动迅速地调整金融中心的市场定位与治理策略，一旦经济复苏，它们就站在了世界经济的制高点和全球领先的位置。从亚洲金融危机的后状态来看，当时欧美金融中心与亚洲金融中心，都从东南亚金融危机中各自吸取了经验和教训，主动采取了不同的对策。 比如，亚洲国家加强了对银行治理和企业外债的监管，提升了银行的资本充足率和国家的外储能力；而欧美则依据其本身的优势地位，开始加强金融创新和金融产品全球化战略；尤其是美国更是在积极发展创新的同时开始了其新一轮全球风险转移的布局。 时至今日，当初不同策略的选择又给世人一个警醒的发现——亚洲的高储蓄、欧美的高消费构成了全球经济失衡的状况。而在解决这一失衡时不能由一个极端走到另一个极端，除了考虑解决眼前问题，更要深入思考未来发展的安全与稳定。 在自然科学中，地震的震中往往是损害程度最高的，而本次金融海啸源头国家恰恰是受损程度较低的。这正是美国长期占据核心地位和采取主动金融策略的结果，迅速应对、迅速修复。 在目前严峻的形势下，金融危机是对金融中心的一个全面考验。如何用新的策略取得新的平衡？如何将互为因果的主动战略与被动战略运用得当？必须采取全面科学的新思维主动出招。 二、开发新思维 上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和二次大战都证明所有国家都无法独立存在，每个金融中心都是开放、合作与协同的结晶。 上世纪30年代大萧条中，各国为在萎缩的世界市场继续占有一席之地，竞相货币贬值并设置贸易壁垒，世界经济因此变得更加艰难。显然，即使在那个年代，也没有一个工业国家能脱离其他国家而独立生存。 70年后的今天，历史似乎重演而且越演越烈。去年华盛顿G20(二十国集团)峰会上还集体誓言不进行贸易保护主义的20国，现在已有17个国家出台了47条贸易保护主义措施。在4月1日伦敦G20会议前夕，一场以货币贬值为特征的金融保护主义正成为多边贸易体系与全球供应链的“杀手锏”。开放是否继续作为全球化的主旋律正在受到质疑。全球金融中心已处于一个更为复杂更加艰难的年代。 然而上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和二次大战都证明所有国家都无法独立存在，需要相互依靠与相互帮助，我们今天需要全球各国具备新的开发思维，不仅在言论上而且在行动上实现这一诺言。否则，世界各国走出危机与走向复苏的时间表将不断延迟，一切将更加复杂化，我们都不希望上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再重演。无论是贸易保护主义还是金融保护主义，都是现代金融中心正在面临和必须跨越的主要屏障。 纵观历史，每个金融中心都是开放、合作与协同的结晶，而金融中心又是抵御、化解金融危机的桥头堡。在G20峰会的影响推动中，是否能够唤起在国家的框架下，尽快恢复各个金融中心、要素市场和交易所之间的合作，这就要求各国政府之间、央行之间、行业之间必须协同作战、积极互动，保持同一方向。 三、领导新思维 目前世界各金融中心正处于多重危机领导力缺乏症的状态，我们对此要有足够的认识，同时加强自身的多重危机领导力发展。 以金融危机为主导的多重危机正在改变全球金融中心治理与复苏的内涵，对全球领导力是一个新的考验。 我们现在不要只看到金融危机或经济危机，还有气候危机、发展危机、能源危机、粮食危机形影不离，现代危机往往是多重性的。而目前世界各金融中心正处于多重危机领导力缺乏症的状态。表现为以下五个症状： 首先，目前西方国家似缺乏应对多重危机的领导力和执行力，顾此失彼，他们在解决一场危机的同时，容易留下另一场危机的隐患。 其次，高收入国家缺乏与新兴国家沟通协调的技能，事情还没解决，先出牌国家保护主义，这种能力缺乏症会影响到全球金融中心的健康与持续发展。 第三，抗危中别无选择地会出现市场化向国有化回归的状态，西方政府的经验是不足的，他们缺乏像中国政府那样高度的行政能力。 第四，西方政府与监管机构缺乏系统干预能力。同时，政府对信贷市场的过度干预，可能引发严重的道德风险；财政措施过度的注资，会引起另一拨的资产泡沫，一旦复苏则有可能出现新的通胀。 另外，市场和民众有种担忧，就是美国政府对金融要素市场的投资与担保在退出时会碰到很多困难。美国国会在讨论救市措施时，都有这种顾虑。政府与监管部门可能出于部门利益需求，会强化干预金融市场。 第五，金融高管可能对这种变化不服而得罪股东与选民，现在可以看到华尔街的“高薪制”已经受到大家的反对。金融高管由于缺乏公关与行政领导力，也可能会作出一些错误的回应。 综上可见，以上这些现象都是欧美国家应对多重危机领导力不足的新情况，我们对此要有足够的认识，同时加强自身的多重危机领导力发展。 四、赢家新思维 美国上世纪几次重大金融危机的转机都是从要素市场率先恢复，在融资市场最终收复。 美国金融中心是全球最发达的债券市场，他们的融资功能顺序依次是股票市场、债券市场、信贷市场。美国上世纪几次重大金融危机的转机都是从要素市场率先恢复，在融资市场最终收复。 我个人认为，这次金融危机的赢家将是多重危机的主宰体，谁先走出这个金融危机，就有主动权。但事实上很难独家全赢，如从货币体系来看，美国已经暂时占有主动地位了，因为美元长期国债目前仍是全球较具有流动性、安全性与有效性的债券。但美国金融市场与实体经济的问题不断在深化、恶化，存在很多不确定性。 我们还要关注后全球化时期的全球排碳计划，中国和美国以前都不是主要的参加者。而下一轮中美的合作，将在整个《京都条约》中发挥更大的作用，携手参与到应对气候危机的条约中去，低碳经济与技术必将成为下一轮产业发展的新制高点。 在讨论金融危机的成因时，开始的观点就是金融监管失控。现在又出来一个理论，说是周期性的衰退。到底这个金融危机是周期性的还是金融监管失控造成的，目前尚无定论。但我觉得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两种因素都有，如果说有周期性衰退，应该是全球化带来了失衡现象，而不同于上世纪工业社会的周期性衰退。 因此，最后的赢家究竟是谁也难下结论，是G2、G3、G7还是G20？尚无定论。所以在这场全球性危机中，到中后期很多事情会交错在一起，绝不是单一的经济体系或货币体系可以左右全局的。 五、两极新思维 各国金融中心还要有一个新思维，就是对全球市场策略的准备，要把最好的结果和最坏的结果两种打算同时安排。 由于全球金融危机与经济危机尚未见底，各国金融中心还要有一个新思维，就是对全球市场策略的准备，要把最好的结果和最坏的结果两种打算同时安排，这样才能有备无患、运筹帷幄，使全球要素市场的恢复恰到好处。 美国金融中心的两极：美国的消费信贷危机会否成为第二波金融危机，美股破7000点，还是否会继续下跌至5000点？如果出现这种状况又会发生什么关联现象？这对美国金融体系与经济体系都是一个极大的挑战。美国最好的状况，尽快度过危机，继续按照美国的游戏规则主导全球金融体系；最坏的状况，危机恶化、经济萧条、货币贬值、失业增加，主宰全球的美元体系受到根本性的威胁。 欧洲金融中心的两极：最好的打算，趁势改变全球游戏规则，重构国际金融体系，站到与美国平级的水平上、平分秋色；最坏的状况，经济萧条、金融失控、欧元贬值，重构全球金融中心体系的夙愿破灭。 金砖四国金融中心的两极：保住自身原有的优势，例如资源、能源与企业优势，提升本币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建设各自国际金融中心；最坏的状况，贸易保护主义导致原有优势消失、货币贬值、资本外逃、内需紧缩，建设国际金融中心机遇丧失。 六、用人新思维 在引进海外金融人才时要想明白未来全球金融经济格局会有什么变化，我们需要什么样的人才，达到什么样的目的。 有什么样的金融体系就决定了什么样的人才结构。现在很多人说要到美国去抄底，我觉得抄底国际化人才机不可失，所以2007年12月2日我提出建设我国金融国家队应引进国际金融人才，尤其在经济衰退中，是引进高科技人才的最佳时机，包括经济、金融方面的高技术人才都是我们需要的。 但这场史无前例的危机告诉我们，在引进海外金融人才时要想明白未来全球金融经济格局会有什么变化，我们需要什么样的人才，达到什么样的目的，这叫审时度势使用人才。 我们引进的人才是要为中国的金融体系走向国际而服务的，而不是重构华尔街。即使华尔街仍将继续左右世界金融市场，我们也不能迷失自己，无论哪个行业引进人才都审慎地进行选人用人的流程，尤其国际性金融人才。聘用国际化人才的水土不服问题也值得关注与改进。 当然还有用人风险的问题，一旦发达国家的经济恢复了，他可能就走掉了。所以引进人才也是进退两难，得提前安排好，考虑周到。否则用了一个人才，即使是适合你的，他能不能持续地留下来也是一个问题，这要从新的视角作长期考量。 崛起新契机 在全球经济寻求复苏、全球金融调整秩序的背景下，重构上海国际金融中心与航运中心的框架与格局，凸显了我国在全球危机中多维度发展的软实力。 全球的金融失衡给了我们崛起的新契机，我们应在汲取国际经验的基础上，顺势建立中国式的国际金融中心，同时推进全球金融秩序的重构。 世界金融秩序的调整给了我们发展的新契机，中国应该实质性地把握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中的话语权；在国际货币特别提款权(SDRs)上，要防止出现走过场的现象；在增加投票权的问题上，要同时争取其他新兴国家相适应的权利，从而扩大国际影响力；在IMF高管的人选上，要积极推荐新兴国家的治理人才。 危机无论对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均是重新洗牌，我们应利用国际国内区域之间的差异，构建新的行业发展布局，占领新的市场份额。尤其是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和国际航运中心建设作为我国国家战略，应趁势加强两者之间的互动，这也是中国实施产业转型、保增长与保发展的重要战略举措。在全球经济寻求复苏、全球金融调整秩序的背景下，重构上海国际金融中心与航运中心的框架与格局，凸显了我国在全球危机中多维度发展的软实力。 重构国际金融中心新格局也是我国金融统御人才发展的新契机，通过全球金融危机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总结，将极大地提高我国金融人才的领导力与执行力，尽快形成中国式的金融国家队。在国际金融舞台上，扮演与中国国际经济、政治地位相适应的角色。 (作者系上海国际金融学院院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