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我国的战略重心转移到现代化方面，对李鸿章的评价，也从原来的“卖国贼”、“刽子手”等，变为中国近代化的第一人（陈旭麓:《李鸿章与中国近代化》见《陈旭麓学术文存》，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790—793页。王彦民:《李鸿章与近代中国经济学术讨论会综述》，《安徽史学》1989年第一期。）。这是历史的进步。但是，由于中国至今来能实现民办工业化、民主政治化——这一近代化目标，导致对李鸿章思想的评价，只有空洞的逻辑证明，没有强有力的实践依据，因而难以让人信服的结论。笔者认为，只有结合世界各通过改革而成功实现近代化的国家和地区，无一例外，普遍遵循的近代化的必然过程，来评价李鸿章的近代化思想，才能得出客观公正的结论。而且，也只有用这种方法，才能正确评价近代主要历史人物与思潮，才能统一认识。

一、近代化的必然道路

通过改革而成功实现近代化的国家和地区，上个世纪的典型是日本、德国，本世纪最突出的则是韩国、台湾、新加坡。另外，东南亚的泰国、马来亚、印尼等国。近代化而成功在望。纵观这些地区的近代化过程，虽然各有不同，但非常明显的是，他们都无一例外地经历或已在经历——开明专制、民办工业化、民主政治化这近代化的三部曲（对此，港台学者的表述方式大体相同，他们通过对本世纪近代化成功各国的实践总结，认为首先实行“权威”的独裁统治，然后大搞工业化以及普及教育，以后随着经济的发展，社会出现多元化，终于整个社会产生民主的强烈要求，从而最终实现政治民主化。）。

1、开明专制——（梁启超的“开明专制论”大体正确，但欠具体。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三阶段，军政、训政这两个阶段，实际上也属于开明专制。内容比梁启超具体。但论述最为完整的还是战后港台、韩国的学者。因为战后出现很多近代化成功的国家，共同特征非常明显，他们认为成“开明专制”是一种介于中世纪与近现代化之间的一种过渡性政治形态。在权力结构上，以开明的行政首脑为中心，厉行专制，有浓厚的中世纪特色，但在基本人权方面，除新闻与结社自由受到严格限制外，其它都接近现代民主国家。这种体制的目标是近代化。）（含文明教化）——确立近代化前提。

开明专制指政体形式是专制独裁，但它领导的这个国家、民众的奋斗目标却是近代化。

以上例举的，通过改革而成功实现近代化的国家和地区，在近代化初期，其权力形式无一不是专制独裁，甚至军事独裁。诸如德国的俾斯麦、日本的大久保、韩国的朴正熙、台湾的蒋氏父子等（（日）NHK取材班:《历史的诞生》第七回本，角川书店，平二年版，第144页。（韩）卢泰愚著，申雨慧译:《韩国改造论》台北，故乡出版社有限公司，民国77年，第18页。（台湾）张永恒著:《大韩民国的现代化》，台湾商务印书馆，民国64年，第71—99页。（台湾）彭怀恩著:《台湾政治变迁四十年》（台北）自立晚报社，民国76年，第35—71、97、99页。（台湾）风云书系43:《台湾生存之战》（台北）风云出版社（原书未见出版年月）第179页。）。但是，他们虽在政治上厉行专制，却都将近代化做为压倒一切的任务。因此，他们以集中的权力，一边维持政局的稳定，一边大开风气，普及国民教育，然后倾全国之力于近代化的第二步——民办工业化之中。实践证明，只有他们才是成功的。

就马克思主义而言，近代化初期的权力集中是必然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资本主义民主只有在经济领域基本资本主义化之后才是可能的。而落后国家在近代化初期，经济基础差不多都是封建的乃至原始性质的，在这样的环境中，民主政治既无必要也无可能，勉强实施，只会祸乱国家。所以，这个时期，若想改变落后面貌，“开明专制”是唯一选择。

“开明专制”的直接目的就是要造就一个稳定的政局，一个举国上下、全力以赴投入近代化活动的环境，它的实现与否是近代化成功的前提，否则，一切计划都将是“乌托邦”！

2、资本主义民办工业化——近代化的核心。

工业化是近代化的核心任务，只有工业化，才能有国家的富强以及政治等其它各方面的近代化。世界上有官办与民办这两种形式的工业化，实践证明，只有民办，才能以最高效率、最快的速度，实现经济上的工业化。而且也只有民办工业化，才能最终实现政治上的民主化，而官办工业化，只能导致效率低下，企业亏损累累。而且没有一个官办工业化的国家，实现了政治民主化。（（台湾）彭怀恩著:《台湾政治变迁四十年》（台北）自立晚报社，民国76年，第239—243页。（台湾）谢森展著:《韩国的冲刺》（台北）创意力文化事业公司，民国75年，第33—176页。刘永焯著:《南朝鲜经济发展战略的演变》，广东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240—262页。（日本）芝原拓自:《日本近代化在世界史中的地位》，岩波书店，1981年。）。

3、民主政治化——近代化的终结。

一定的上层建筑只能立足于一定的经济基础，资本主义民办工业化实现之后，以封建的以及其它落后的经济形式为基础的“开明专制”体制，就逐渐不再符合新的经济基础的要求，从而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最终为民主政治取代，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韩）卢泰愚著，申雨慧译:《韩国改造论》台北，故乡出版社有限公司，民国77年，第6、18页。（台湾）高崇云著:《中韩两国的国家发展与现代化问题》，台湾省训练团经纬书系，民国77年。伊文成、马家骏著:《明治维新史》，辽宁教育出版社，1987年，第163—624页。）。象俾斯麦之后的德国，1890年后的日本，卢泰愚时期的韩国等。所以，政治民主化是资本主义工业化的结果，而不是前提条件。

随着政治民主化的实现，整个近代化活动宣告成功。

以上便是通过改革来完成近代化的必然道路，凡是近代化成功的国家无一例外，凡是不这么做的国家无一成功！中国它能例外？

因此，笔者认为只有以这近代化的必然过程为标准，来衡量李鸿章的近代思想，才能得出客观公正的结论。除此之外，别无他途！

二、李鸿章近代化思想的评价

1、李鸿章是“西化论”，非“中体西用”论者。

学术界有不少人认为李鸿章是个“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论者，其实不然。在七十年代以前，李鸿章确实是个“中体西川”论者，认为“中国文武制度，事事远出西人之上，独火器不能及”（《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潮，卷25页4—10。），但李鸿章是个“实事求是”之人，七十年代之后，随着外国资本主义认识的进一步加深，看法急剧改变，转而认为中国不独火器不如人，学制，兵制，求富之术等样样不如人。“西洋水陆兵法及学堂造就人才之道，条理精严，迥非中土所及”（《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卷17页8。以下皆称《李集》。），“综横各实，洋学实有窬华学者”（《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卷17页3。）。西洋所以富强，全在于工商业发达，而“我华国体之损伤”，全在于“工艺、农业、商途之颓丧”（蔡尔康编:《李鸿章历聘欧美记》，湖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102页。）关于西方政制，李鸿章亦“留心咨访”虽然鉴于中国的环境，所论甚少，但七十年代以后也未见否定字样，而且在同郭嵩焘的来往书信中，他将政治改革列为近代化过程中的“大者，远者”（《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卷17页13。）。所以七十年代后，可以说李鸿章已转变成一个近代化论者。

2、李鸿章认为中国近代化的关键不在于首先政治民主化，而在于确立近代化的决心。也就是暂时维持专制政体，尔后废科举、兴西学，使举国上下均明白近代化的重要性。如果成功，二十年即可自强，否则，一切都是画饼。这是符合近代化的必然过程的。但中国并未采纳他的方案，因而就从根本上决定了李鸿章近代化运动失败的命运。

“西化派”即近代化派，出现于七十年代以后洋务派阵营之中，代表人物有李鸿章、丁日昌、郭嵩焘、张树声等。至于左宗棠、沈葆桢，仍不脱“中体”的藩篱。在“西化派”中，就近代化各步骤的主次先后问题，郭嵩焘、张树声同李鸿章等人的看法大相径庭。

郭嵩焘、张树声认为只有首先实现政治民主化，才能谈得上其它各方面的近代化。

1877年，郭嵩焘从英国致书李鸿章，认为“泰西富强，具有本末，主议院，新风俗是治国之本。”，“而所置一切机器，将以利用致远，则末中之末也”，“今将习其末而徐图其本，但宜小试而决不宜大举”（郭嵩焘:《郭嵩焘诗文集》卷13页24。）。

两广总督张树声在八十年代也持同样的看法，“育于学堂，论政于议院”是“体”，中国自强运动因为“遗其体而求其用”，因而“无论竭蹶步趋，常不相及”（张树声:《张靖达公奏议·遗折心》。）。

其实这种看法，首先是脱离实际。当时几乎所有的中国人均不知西方的先进，中国的落后及其危险。仍然妄自尊大，视西方一切为蛮夷。因而当时兴办的少许工厂，矿山、铁路等零星的近代化各业，顽固派都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如此情形，何谈废君权、立议院？李鸿章认为若如此，“断不得一行其志”（《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卷17页13。）。其次是违反了通过改革而成功实现近代化的区域普遍遵循的近代化的过程。因为根据近代化过程，民主化是近代化的最后一步，是近代化的结果，绝不是近代化的前提。第三，这种看法也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关于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原理。

所以，郭嵩焘等人的政治民主化先行论，无论是实践上，还是理论上，都是行不通的。

而李鸿章、丁日昌等人则持“渐进”的看法。七十年代，李鸿章便认为“西化为必须，但不能行之过急。”（转引徐泰来编:《洋务运动新论·大事记》，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338页。）到九十年代历访欧美时，仍然认为:“天下纵有笨伯，亦断不敢谓今日言之，明日成之也……是故华人之效西法，如寒极而春至，须迁延恶耐，逐渐加温”。（蔡尔康编:《李鸿章历聘欧美记》，湖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102页。）因此，针对中国当时的实际，李鸿章认为中国近代化的关键是了解世界，确立近代化的决心。

当时中国的政治是专制的，而且应该说是极端的专制，但非“开明”的专制。统治阶级以及民间知识界，根本不了解中国的落后，不愿近代化，因而对于近代化活动，在上层“朝廷要欲变计，亦恐部议有阻之者，时论有惑之者，疆吏有拘泥苟且不敢信从者”。（《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卷5页34。）。在下层、一般士绅百姓均以为烟囱、铁路伤龙脉、坏风水，男女同工有伤风化，因而群起阻挠。另外“办事人”也极端缺乏。因此，根据自己的实践教训，李鸿章认为在这种环境下搞近代化，“欲仿求一二而势难成”（《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卷20页59。）。而东邻的日本，近代化运动由于“上自大君主持面臣民一心”，因而“才与财日生不穷”（《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卷13页3。）成效显著。

所以，李鸿章认为中国若要近代化，就必须“使天下有志之士无不明洋务，庶练兵，制器、造船等事，可期逐渐增强”，也就是使人人都了解近代化的紧迫性，否则，即使有如何完美的方案，“虽日事设防，犹画饼也”（《李集·奏稿》卷24页10—24。）。

为了使中国的专制政权开明化，李鸿章一方面向朝廷阐明世界局势的变化，中国面临的危局，痛陈变法的重要性。另一方面希望朝廷废除或至少是变革科举制度，普及西学，开化世风，使一般知识阶层转而赞同近代化活动。

在呼吁变法方面，六十年代，他就在奏折中言到:“外国利器强兵，百信中国”，“若不及早自强，变易兵制，讲求军实”，仍然拘牵旧制，则“厝火积薪可危实甚”（《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卷5页34。）。在七十年代的《筹议海防折》中，他进一步痛述:“当今之世，乃之千年来一大变局”，外人通商传教，遍及中国海疆各地，“阳论和好之各，阴怀吞噬之计，一国生事，诸国构煽”。而且所遇敌人的强大，也是千年未有，“轮船、电报之速，瞬息千里，军器抓事，精功百倍，炮弹所到，无坚不摧，水陆关隘，不足限制”。何况“洋人论势不论”理，“彼以兵势相压，我第欲以笔舌胜之。”，怎能御侮？因而“自有洋务以来，叠次办案，无非委屈将就”，而且放眼将来，“交涉之事日繁，彼族恃强要挟，在在皆可生事”，危殆万分。

“穷则变、变则通”，既然今天面临的是数千年未有之变局，数千年未有之强敌，那么，“不变通，则战守皆不足恃”，不变通则“和亦不可持久”。连苟安都难以做到。今日需要“力破陈见，讲求实际”，“师级之长，去我之短”，“若事之必拘成法，恐即日于危弱而终无以自强”（《李集·奏稿》卷24页10—24。）。

在开启民智方面，他明确认为中国所以“求练兵达器又精洋情者，恒不数观”，全由于“不学之过”。而“下不学由于上不教也”，国家以科举提拔人才，使天下士子无不埋头于“四书五经”，然而“章句弓马施之于洋务，隔膜太甚，所用非所学，人才何由出”？所以，为了促使一般民众了解世界并培养人才，须由朝廷提倡西学。为此，最好是废科举，“即使科目不能骤变，时文不能遽废”，那考试功令也要“稍加变通”，要“开洋务进取一格以资造就”，学习“为民生日用，军器制作之源”的“格致、测算、舆图、火轮、机器兵法、炮法、化学、电学等”。这样，“士终身悬以富贵功各之鹄，则业可成，艺可精，而才亦可集”（《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潮，卷25页4—10。）。如果这样做，就会使天下人皆明中国的危局，皆明近代化的重要性，从而象日本那样，举国一致地形成近代化的热潮，那么，以后诸事皆能顺手，“二十年当可见自强之功效”（《李集·奏稿》卷24页10—24。另见《李文中公尺读》884页。）。

总之，李鸿章认为中国近代化的最大难题，是中国缺少近代化的决心，而不是政治民主化。即便是现行的专制政体，只要朝廷中枢明瞭近代化的重要性，决心变法、废除科举、普及西学，就可以自上而下地形成“倾国考求西法”的局面，那么，二十年就可以强大。

当时对中国情形比较了解的外国人士也持同样的看法，象英国的威安玛、赫德、美国的格兰特以及日本的伊藤博文，无不认为中国的当务之急是破自高自大之陋习，了解世界，中国一日不废科举，就一日不会有近代化（见《李集·泽署函稿》卷9页14。徐泰来前揭书412页，《闽报》光绪28年8月引《日月报》载《伊康问答》见《戊戌新政上谕》。）。

此外，孙中山在九十年代也认为“方今中国不振，固患于能行之人少，而尤患于不知之人多。无能行之人，尚可借材异国而代为之行，不知之人多，则虽有人能代行，而不知之辈必竭力阻挠……此中国之极大病源也”（孙中山:《上李鸿章书》见《孙中山全集》第一卷，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8—19页。）。

所以，相对郭嵩焘、张树声等人的意见，应该说李鸿章的这种思想，他为中国近代化开的药方是切合中国实际的，同通过改革而成功实现近代化的国家所经历的近代化的必然过程是一致的，而且同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理论也是吻合的。

但是，尽管如此，尽管李鸿章对当时中国所面临的危局的描述足以让人触目惊心，尽管他对中国变法、废科举的必要性的论证是非常痛切的（梁启超:《李鸿章》），然而在一片昏暗的中国却没有什么反应。对于可谓是李鸿章近代化思想总纲的《筹议海防析》，“廷臣会议，不置可否”，连较为开明的文样也认为是危言耸听，因而“目笑存之”，不仅天人赞同，反而有人“痛诋”（《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卷16页13—14。）。

六十年代创办的同文馆等几所西学堂，在勉强设立后，由于学生倍受歧视，所以，报名者甚少，而且学生尚还用心不专，私下准备科举。因而没有培养出多少人才。所以，李鸿章说:“开设学堂之说偶纵言之，绝不能办，办亦无用”（《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卷16页6）。

幼童赴美一事，经曾、李二人一力主持，方得成行，但曾国藩死后，李鸿章“顾影自危”（《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卷16页6），此事屡遭顽固派的攻击，终至半途而废。

以后只有福州船政学堂派员往西方学习兵轮驾驶制造工作，较为顺利，此外，国内也设立了几所武备学堂。尽管也走出了新人才，但人数较少，而且又限于军事，对开化社会风气没有太大的作用。

也就是说，从六十年代——九十年代，清政府并没有采纳李鸿章等人的主张，专制政治一直没有“开明”化。反近代化势力，无论是上层还是下层，一直属于主导地位，尽管近代化派的力量在日渐成长。也就是说，这期间，中国一直没有确立近代化的决心，一直是多方阻挠少数人主持的近代化活动。而东邻的日本正是在这期间以迅猛的速度奏完了近代化三部曲。

近代化各步骤是循序渐进环环相扣的，近代化的第一步——开明专制如果做不到，就意味着这个国家根本就不具备近代化的前提条件，意味着没有近代化的决心。那么，也就根本谈不上近代化的第二步——民办工业化的成功，即便有非常完美的方案。李鸿章对这点是很清楚的。所以，李鸿章近代化活动的悲剧不在于梁启超所说“只知有君主，不知有国民”（梁启超:《李鸿章》）。也不在于他以后革新具体措施的错误，而在于李鸿章近代化思想最重要的，也为他最强调的部分没有得到实施，在于中国的主体不愿近代化。

因此，在这种环境中，李鸿章所主持的近代化具体活动，如他自己所说，只能是“尽其力所能为而已”（《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卷16页。），“做到哪处说到哪处”（《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卷10页28。）。由于多方的阻力，由于缺乏充分的实践以及多方面的人才，错误是难免的，功效也是可以想象的。

3、李鸿章认为只有大力发展近代工商业，国家才能富强。但由于中国缺乏近代化的前提条件，因而进展艰难，错误百出。他虽然欢迎民办企业的发展，却未认识到它的决定性意义。

人类的生产活动由低级到高级经历了狩猎、采集、农牧业、工业这三个阶段，每一次过渡都使人类的生产能力成百上千倍的提高，都极大地改变了人类社会的面貌。所以，近代化的核心是摆脱农业时代，实现工业化。

李鸿章的近代化活动是从求强、从军工生产开始的。所以，直到七十年代初，才改变传统的“重农抑商”的观念，认识到工业化在近代化各业中的核心地位。

六十年代，他只是预料，将来风气渐开，“数十年后，中国富商大贾，必有仿求洋机器者”（《李集·奏稿》卷9页23。），此时，他仍然认为西洋的强大主要在于军备。因而江苏巡抚任内，有人提议裁撤厘金时，他便反对，认为，“与共病农，莫若病商”（《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卷6页25。），显然，此时他还是一个“农本主义者”。

七十年代初期，由于持续的近代化实践，他逐渐认识到工业化同国家富强的关系，以为英国所以能雄强西土，“惟籍煤铁二端”（《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卷15页49。），七十年代中期以后，就明确认识到西方所以富强，全国为工商业发达，“西洋万千里，数百里之国，岁入财赋，动以数万万计，无非取资于煤铁五金之矿、铁路、电报、信局、丁口等税”，而偌大的中国，目前“除丁漕、课税、上供之外，又添出厘金，捐输等项，百方罗掘，仍不足用”（《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卷16页27。）主要因为人们轻视工商业、“罕有知其理者”（《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卷12页21。）。所以“酌度时势，若不早图变计，择其要者，逐渐仿行，以贫交富，以弱敌强，未有不终受其制者”（《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卷16页25。）。到1880年，他就更明确地提出:“欲自强，必先裕饷源，欲睿饷源，莫如振商务”（《李集·奏稿》卷39页35。）。

致于经济近代化具体措施的演讲，学术界研讨甚为细致，此地只是略述一下。

在六十年代后期，他就提出中国需要象西方那样，兴办近代交通、电讯，诸如轮船、铁路、电报之类，“开挖煤铁五金之矿”（《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卷12页16。）。七十年以后，这些思想便陆续付之实施。致于轻纺工业，到七十年代末，他才开始筹划。由于他的努力就产生了轮船招商局，开平煤矿，漠河金矿、天津电报局、津唐铁路，上海机器织布局等第一批中国近代工矿企业。外贸方面，李鸿章虽有发展的设想但未实际通盘筹划。尽管对于招商局派轮赴美国、菲律宾等处载客揽货、广东商人梁云汉打算组织私营肇兴公司，专门对英贸易等，他都表示支持。而且还认为“劝令华商出洋贸易，应土货可畅销，洋商可少至，而中国利权亦可逐渐收回”（《李集·奏稿》卷41页34。）并致函总理衙门，要求中国驻英使节支持梁云汉的活动。此外，对于吸收社会游资，给资本原始积累提供资金的银行以及为产业人士提供市场信息的博物馆等项事业，李鸿章均有创设之议（《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卷17页13。）。

应该说李鸿章的经济近代化思想是比较全面的，但是，前文说过，近代化三步骤是循序渐进，不可逾越的。第一步做不到，第二步必然无法成功。所以，李鸿章的经济近代化实践活动必然碰上了下述问题。

第一，阻力奇大，因为中国的主体反对近代化，因而他的经济近代化活动进展艰难。

差不多李鸿章每办一事，顽固派都要信口雌黄，横加阻挠。轮船招商局开设之初，作为竞争对手的“西人尚无异问，华偏增多口”。勉强开办之后，不是派员查帐找岔，便是敲诈勒索，弄得李鸿章等人穷于应付。一般的地方开设工厂，不是“地方官帅禁用洋法”（《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卷18页6，另见徐泰来前揭书414页。），便是愚昧的士绅百姓以为机器响声太大，烟囱有伤风水，男女同工败坏人伦。“继昌隆”缫丝厂便因此被逼迁澳门。最典型的莫过于兴修铁路的争议。六十年代末，李鸿章便有提议，但“闻者莫不咋舌”（《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卷12页26。）。到八十年代，因刘铭传上奏兴修铁路，顽固派“举朝狂吠”。什么治国之道在于“己人心”，“尚礼仪”，“何必日利”。什么修铁路会损地脉，“使山之神不得安宁”，还有挤舟车运输，夺小民生计以及资敌深入等。有些则干脆肆口谩骂“似为外国谋，非为我朝廷谋也”，“肥己进身而置国家利益于不顾也”等（《洋务运动资料》、（六）137页。）。这样到九十年代，偌大的中国只建了百十公里的铁路，而小小的日本，同样的时间内，修筑了三千英里。

由于以上原因，李鸿章经济近代化的每一项目，从提议上奏到付之行动，少则五年，多则十年，二十年。而东邻的日本，走完整个近代化历程，总共不过二十二年。所以，李鸿章经济近代化活动失败的根本原因是非常明瞭的。

第二，人才奇缺。因为中国仍行科举制，经济近代化的主持，经营、技术等各方面人才均极为稀少，因而困难重重。

当时中国的近代化活动按李鸿章的说法确实只有他自己和郭嵩焘、丁日昌等“一、二外臣主持”（《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卷12页3。）提倡。致于沈葆桢则“识见不广，又甚偏愎”（《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卷18页6。），对于吴淞铁路的处理最能说明其人。而左宗棠比起沈葆桢还有不及，李鸿章认为他的主张多为“老生常谈”（《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卷25页5。）。致于经济近代化活动的经营人才，左右不过李鸿章手下的唐廷枢、盛宣怀、李金庸等数人。致于花费很大气力，从洋行挖过来的郑观应，机器织布局筹建多年，终不济事，最后还得盛宣怀出场。而盛宣怀又是“欲办大事，兼做高官”（李鸿章:《致潘鼎新函》131页。）。“一手要捞十六颗夜明珠”（上图未刊:《经元善致郑观应函》转引夏东元，《日党渭洋务运动研究》，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217页。）的用心不专之辈，因而他虽为企业的能手，所经办的各局也能不亏，但发展迟缓。而技术方面的人才，只好全赖外人，但“所请外人高下不等，所用机器原委难明”，因而很多事，“不免观望”（《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卷17页3。）。

第三，失误繁多，这是由于缺乏充分的实践来积累经验以及缺乏相应的人才所导致的必然。

其一是忽视民办企业的作用。这是所有错误当中，最为突出的并为后人议论最多的。其实李鸿章并非象人们所说的，一味主张官督商办而反对民办。六十年代，他在预言中国的富商大贾不久后将仿求洋机器时认为，国家只要将铸钱，军火加以设禁就可以了，（《李集·奏稿》卷9页23。）其它的，任其发展，显然，他没有阻碍民办的意图。到八十年代，他明确提出:“国必先富而后能强，尤必富在民生而国本益固”（《李集·奏稿》卷43页43。）。因此，他对梁云汉组织赴英贸易的民营肇兴公司、吴崇仁兴办火柴厂以及袁世凯招集私商去朝鲜贸易等活动都表示支持。但是，他尽管欢迎私营企业的发展，却没有认识到民办企业在工业化过程中的关键作用，没有象同期日本那样将“殖民产、兴民业”作为经济工业化的核心。因而，他没有主动扶植诱导民办企业的发展。如果李鸿章能避免这一错误，适时地将那些可以离开官方的监督而自主的官督商办企业转向全面民营，那么，尽管经济近代化不可能取得成功，但收效将大为改善。

其二是盲目性。一般说来，资本原始积累多从轻纺领域开始，因为它的社会需要量大，而且技术、资金要求都不甚高，依中国当时的环境，最能盈利的也是轻纺以及外贸领域。而李鸿章却把艰难中得来的机会以及有限的人力、物力投到耗时、耗资金、高技术、市场小，而且牵涉面广、阻力大的煤矿、铁路等大型项目之上。如果李鸿章及早将注意力转到轻纺、外贸领域，即便官督商办，收益也会不错。比如上海机器织布局开张后，生意罕见地兴隆。而外贸方面，当时中国可供出口的土特产品很多，因而鸦片战争后，仍然维持了很长时间的贸易顺差。只因李鸿章等人未予重视，产品质量与收购方式得不到改进，结果日本等地的产品渐渐排挤，很多中国产品所拥有的市场到九十年代，外贸逐转为逆差。

其三，零散性。李鸿章的经济近代化活动，无论是广泛的设想，还是非常少的实践，基本上不存在通盘规划，各行业之间，诸如铁路、矿冶，纺织等基本上是孤立的，少有经济上的必然联系，缺少配套。

但是，李鸿章的经济近代化思想虽有如许缺陷，却是九十年代以前中国的最高水平，因为他的思想是当时几乎所有先进人士的、集体智慧的结晶。

李鸿章一直认为，中国若能象日本那样“倾国考求西法，未必遂天转机”（《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卷18页6）因为那样就能够放手展开充分全面的近代化活动，必然人才辈出，那么，上述的问题与许多错误就能够避免。

前文说过，工业化是近代化的核心，但是由于中国不愿近代化，因而李鸿章的经济近代化活动，“欲仿求一二而势难遂成”。因而他眼睁睁地看着“东西各国一变再变而蒸蒸日上”，而以“守法为兢兢”（《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卷19页43。）的中国，“天下大局日难一日”，令人“不敢量其所终极也”（《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卷12页3。）中国真正下定近代化的决心，是李鸿章去逝后的1901年。

4、李鸿章不反对政治民主化，但在当时的条件下，他认为既无可能也无必要。

依据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原理，结合前述的近代化必然过程，政治民主化必须在经济近代化实现之后才是可能的。近代化各步骤是循序渐进的，中国由于近代化的第一步——开明专制，没有做到，因而第二步——经济近代化必然无法开展，七零八落。这当然就根本无法谈论近代化的第三步——政治民主化。所以，李鸿章对这个问题很少谈及，当然，其中也有回避专制淫威的考虑。只是在郭嵩焘以五千字的长信，向他大谈近代化本末问题时，他才委婉地回答:“西洋政教规模、弟虽未亲至其地，然留心咨访考察几二十年，亦略闻梗概”，在这里，他并不否认西洋民主政治较之寸土专制政体所呈现的优越性，只是他以为在中国，现在连废科举，办实业都难以做到，又何能废君权，兴民主？若如此，“断不得一行其志”。因而，他将政治民主化列为近代化过程中的“大者、远者”（《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卷17页13。），目前还提不上日程。

以上便是对李鸿章有关近代化的主要思想的简析。

三、结语

第一，从思想上而言，李鸿章是个近代化论而非“中体西用”论者。

其一是忽视民办企业的作用。这是所有错误当中，最为突出的并为后人议论最多的。其实李鸿章并非象人们所说的，一味主张官督商办而反对民办。六十年代，他在预言中国的富商大贾不久后将仿求洋机器时认为，国家只要将铸钱，军火加以设禁就可以了，（《李集·奏稿》卷9页23。）其它的，任其发展，显然，他没有阻碍民办的意图。到八十年代，他明确提出:“国必先富而后能强，尤必富在民生而国本益固”（《李集·奏稿》卷43页43。）。因此，他对梁云汉组织赴英贸易的民营肇兴公司、吴崇仁兴办火柴厂以及袁世凯招集私商去朝鲜贸易等活动都表示支持。但是，他尽管欢迎私营企业的发展，却没有认识到民办企业在工业化过程中的关键作用，没有象同期日本那样将“殖民产、兴民业”作为经济工业化的核心。因而，他没有主动扶植诱导民办企业的发展。如果李鸿章能避免这一错误，适时地将那些可以离开官方的监督而自主的官督商办企业转向全面民营，那么，尽管经济近代化不可能取得成功，但收效将大为改善。

其二是盲目性。一般说来，资本原始积累多从轻纺领域开始，因为它的社会需要量大，而且技术、资金要求都不甚高，依中国当时的环境，最能盈利的也是轻纺以及外贸领域。而李鸿章却把艰难中得来的机会以及有限的人力、物力投到耗时、耗资金、高技术、市场小，而且牵涉面广、阻力大的煤矿、铁路等大型项目之上。如果李鸿章及早将注意力转到轻纺、外贸领域，即便官督商办，收益也会不错。比如上海机器织布局开张后，生意罕见地兴隆。而外贸方面，当时中国可供出口的土特产品很多，因而鸦片战争后，仍然维持了很长时间的贸易顺差。只因李鸿章等人未予重视，产品质量与收购方式得不到改进，结果日本等地的产品渐渐排挤，很多中国产品所拥有的市场到九十年代，外贸逐转为逆差。

其三，零散性。李鸿章的经济近代化活动，无论是广泛的设想，还是非常少的实践，基本上不存在通盘规划，各行业之间，诸如铁路、矿冶，纺织等基本上是孤立的，少有经济上的必然联系，缺少配套。

但是，李鸿章的经济近代化思想虽有如许缺陷，却是九十年代以前中国的最高水平，因为他的思想是当时几乎所有先进人士的、集体智慧的结晶。

李鸿章一直认为，中国若能象日本那样“倾国考求西法，未必遂天转机”（《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卷18页6）因为那样就能够放手展开充分全面的近代化活动，必然人才辈出，那么，上述的问题与许多错误就能够避免。

前文说过，工业化是近代化的核心，但是由于中国不愿近代化，因而李鸿章的经济近代化活动，“欲仿求一二而势难遂成”。因而他眼睁睁地看着“东西各国一变再变而蒸蒸日上”，而以“守法为兢兢”（《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卷19页43。）的中国，“天下大局日难一日”，令人“不敢量其所终极也”（《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卷12页3。）中国真正下定近代化的决心，是李鸿章去逝后的1901年。

4、李鸿章不反对政治民主化，但在当时的条件下，他认为既无可能也无必要。

依据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原理，结合前述的近代化必然过程，政治民主化必须在经济近代化实现之后才是可能的。近代化各步骤是循序渐进的，中国由于近代化的第一步——开明专制，没有做到，因而第二步——经济近代化必然无法开展，七零八落。这当然就根本无法谈论近代化的第三步——政治民主化。所以，李鸿章对这个问题很少谈及，当然，其中也有回避专制淫威的考虑。只是在郭嵩焘以五千字的长信，向他大谈近代化本末问题时，他才委婉地回答:“西洋政教规模、弟虽未亲至其地，然留心咨访考察几二十年，亦略闻梗概”，在这里，他并不否认西洋民主政治较之寸土专制政体所呈现的优越性，只是他以为在中国，现在连废科举，办实业都难以做到，又何能废君权，兴民主？若如此，“断不得一行其志”。因而，他将政治民主化列为近代化过程中的“大者、远者”（《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卷17页13。），目前还提不上日程。

以上便是对李鸿章有关近代化的主要思想的简析。

三、结语

第一，从思想上而言，李鸿章是个近代化论而非“中体西用”论者。